阿斯利康是哪个国家的 专访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总裁何静：希望以后把在中国的研发成果带到海外去

第三届进博会于11月10日闭幕。此次进博会期间，英国药企阿斯利康可谓收获颇丰：两日签约交易额已近90亿元、阿斯利康位于上海的全球研发中国中心正式揭牌，阿斯利康还宣布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全国22家医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备忘录。

关于这个研发中心的意义，阿斯利康表示在于“未来将从开展中国确证性研究支持新药上市工作向更早期研发扩展”。而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虽然与22家医院签约，但目前尚无具体项目敲定，阿斯利康期待的是能从长远促进新药临床研究和一些可能的转换。

相比以往，跨国药企越来越强调新药上市和本土创新，这其实是国内整个医疗生态转向的一个缩影。

“以前我们是‘global for China’，以后希望能把在中国的研发成果带到海外去。”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阿斯利康全球肿瘤研发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中国中心总裁何静博士表示，目前虽然有在一些PD-1/PD-L1热门靶点上研发扎堆的态势，但对近年来国内药政部门、药物研发的整体环境，她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她相信，未来5到10年，国内的新药研发路径会从“me too”到“first in class”。

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总裁何静。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跟医院签约 进一步促进临床研究和一些可能的转化

NBD：今年进博会上，对于研发部门来说最重要的日程是什么？

何静：在今年的进博会上，研发这块有两个非常重磅的议程，第一是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的揭牌仪式；还有一个是我们和20多家医院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未来院方和阿斯利康能够开展更进一步的临床合作。

NBD：很多企业都提及了进博会的提振作用，您作为研发部门的领头人，这种提振能切实感受到吗？

何静：进博会上我们全球研发中国中心的揭牌，打开了一个窗口，让大家对阿斯利康中国整体的研发和创新能力有直观和深入的认识。阿斯利康的研发工作也经历了不同阶段，以前是global for China，但以后除了global for China外，我们在中国有一些研发和临床领域，希望能把国内的一类新药和研发成功经验带到国外去。

NBD：您刚才说到跟20多家医院签约是做研发，这一块可以多补充些信息吗？

何静：我们跟医院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其实主要目的是希望大家能不仅基于单个研究方案，而是从整体的疾病领域和临床实验方面进行长足合作。阿斯利康在一些重点的疾病领域布局长远。医院方面，从建设研究型医院的角度来说，也需要更多投入和提升。总体来说，我们作为申办方，医院作为临床研究中心，希望两个最重要的参与者能够共同把临床开发事业做得更好。

NBD：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敲定或者说计划在这些医院开展哪些领域的研究？

何静：某种意义上，我们签订的是一个长远合作的方向，所以这个战略合作协议本身并不会规定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临床研究，或者更详细的合作方案，等我们启动以后会再跟各方具体做进一步沟通。

NBD：您刚才说跟20多家医院签约，是为了促进创新和临床研究吗？

何静：主要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临床研究和一些可能的转化。说到这里，我再多说两句：2019年一共新增300个左右肿瘤的临床研究，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对于临床研究资源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NBD：您具体是指临床研究资源的哪些方面？

何静：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去年300多个临床研究里，绝大部分研究项目被小部分的牵头的顶尖医院占据了，这反映出优质的临床资源仍然比较稀缺，整体分布也不均匀。

而从医院的角度看，现在医院都在提要建立科研型医院，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大势，希望大家一起把临床研究的生态系统建得更成熟。

肿瘤治疗领域 看好ADC和免疫疗法

NBD：今年6月，在欧洲血液学协会第25届年会上，关于一个抗癌药物，阿斯利康公布了一组数据：单药一线治疗4年总缓解率(ORR)高达97%。请问这款BTK抑制剂在国内的临床试验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何静：您说的应该是我们AcalabrutinibBTK抑制剂，它确实不管在单药还是联合治疗，在套细胞淋巴瘤或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上都能看到很好的结果，截至目前美国FDA已经批准了相关的两个适应症。

目前在中国，我们在不同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上都在开展不同阶段的临床研究，主要的适应症是套细胞淋巴瘤和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这是我们主要的两个在研方向。其他的还有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这些也是我们后续要开展临床研究的方向。

NBD：请问方便透露是临床实验的几期吗？

何静：在一期、二期、三期不同阶段的都有，同步进行当中。

另外我还想提一下，在中国已上市并在申请扩大适应症的药物，比如说泰瑞沙，前不久其研究试验提前两年揭盲，并在线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结果显示，对于EGFR突变阳性的ⅠB~ⅢA期非小细胞肺癌术后患者，泰瑞沙作为辅助治疗可以显著延长无病生存期和中枢神经系统无病生存期，这非常令人振奋。这个新适应症我们已经递交了NMPA，而且很高兴得到了优先审评的资格认定。

NBD：之前泰瑞沙上市，从进入绿色通道到正式审批是用了7个月的时间，它上市的速度很快。目前在阿斯利康肿瘤药的领域，除了泰瑞沙外，您有比较看好的进入临床末期的产品吗？

何静：处于临床实验末期的不得不提泰瑞沙，因为泰瑞沙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适应症还在继续研究中。还有现在大家都会提到的肿瘤免疫治疗，我们肿瘤免疫治疗药物英飞凡，在去年成为当时中国首个获批用于不可切除、三期非小细胞肿瘤肺癌患者治疗的PD-L1免疫抑制剂，该产品我们也在多个适应症方面开展研究。另外就是刚才跟您聊到的血液系统肿瘤的BTK抑制剂，我们也看到了它在国外的临床数据上有很好的结果。

此外，我们和日本第一三共制药共同开发两款抗体药物偶联物，也就是ADC，如果从肿瘤治疗临床开发的长远趋势来看，ADC肯定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治疗方式。所以我们对这两款ADC寄予厚望，其中一个产品ENHERTU，在今年ASCO上，这个产品的一期临床研究，作为单药在包括乳腺癌、胃癌、肺癌等不同肿瘤方面，也看到了令人非常鼓舞的数据。

NBD：阿斯利康目前在研管线有90多个项目，您是怎样看待阿斯利康的研发管线和布局的？

何静：一方面我们有多年来很擅长的领域，比方说小分子药物的研发，以泰瑞沙为代表，包括其他几个小分子药物的开发，我们会继续深入研究，包括和细胞核特定信号传导通路相关的，包括和特定耐药机制相关的等等方面的研究。

另一方面，这几年我们也看到肿瘤的免疫治疗取得了长足进展，而且阿斯利康也在加快新治疗手段和方式的拓展。在早期管线布局中，我们有特异性双抗，包括我刚才跟您介绍的ADC抗体药物偶联物。不管是肿瘤还是非肿瘤，我们的宗旨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以科学为导向，满足临床需求。

NBD：国内肿瘤治疗的临床研究和疗法，这么多年来，您觉得变化在哪里？您期待的肿瘤治疗的方向是什么样的？

何静：以我从业这些年的经验看，总体上我觉得我们的治疗理念还是非常紧跟欧美先进理念的，在美国获批的药物，在中国已经可以越来越快地上市和普及，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肿瘤治疗也是越来越进入到个体化治疗或者是精准治疗的时代，可能大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肺癌不再是一种疾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肺癌领域其实也分了不同的亚型，不同的亚型对应不同的靶向治疗，会取得不同的效果。

所以在我看来，将来肿瘤治疗的趋势，仍然是在个体化治疗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比方说免疫治疗，并不是所有病人都能从免疫治疗中获得客观疗效，那我们怎样才能尽早筛查出能从免疫治疗里获益的病人？在我看来，不管在肿瘤研发和临床方面，能够给病人更精准并很有效的治疗，才是未来最重要的方向。

图片来源：摄图网

热门靶点研发扎堆 要注重差异化优势

NBD：去年英飞凡作为国内首个PD-L1上市，今年在IVD赛道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企业，都是“人满为患”了，您怎么看待阿斯利康在PD-1/PD-L1上的布局？

何静：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不管是跨国药企还是国内药企，都已上市了多个PD-1/PD-L1，在研发扎堆的情况下，我认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非常重要。

英飞凡的第一个适应症是在肺癌的三期治疗阶段，这时病人不能接受根治性手术切除，能接受的是同步放化疗。英飞凡被证明在这个阶段对病人有很好的疗效，因此我们也会在相应的阶段去开展更多的探索，包括把在肺癌方面的成功经验向其他适应症拓展，比如局部晚期型食管癌。

NBD：您刚才说的PD-1/PD-L1是药研圈的“网红”，您现在怎么看待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发现状？

何静：我觉得过去三四年的时间确实是在快速蓬勃发展的，这背后最大的推手是整个法规环境的改善，从国家政策方面促进创新，我们监管法规环境也体现出欢迎创新、拥抱创新的姿态。

当然相比美国目前临床开发的500多个靶点，中国的研发主要集中在100多个靶点上，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反映了刚才我说的，多少有一些研发扎堆的情况，但是总体上看，我个人还是非常乐观积极地看待中国现在的本土创新。

过去几年，本土创新可能更多地考虑“me too”，现在不管是从分子结构或者说是从临床应用场景方面更多的是“me better”。我们也看到很多的“fast follower”，我觉得这也是让大家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整体创新能力的一个办法，不管监管当局还是药企都在适应新靶点不断出现的新常态。

过去药品多数是在FDA、在EMA已经批了的前提下再引进到中国，可是现在我们的药政部门更多在面对未获批的药品，甚至是全球最新的药品，这对于我们临床研究中心和研究者等都是很好的学习过程。虽然说我们现在的“first in class & best in class”的药品还是很有限，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5到10年，我们中国一定会出现这样的“first in class & best in class”。

要走到这一步，光靠临床研究阶段的推进是不行的，还需要基础研究的推进，包括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包括对基础研究系统性的培育，还有在基础研究中看到成果时，怎样把它转化成将来可能有临床价值的探索方向，以上环节都要逐渐连接起来。现在都在讨论源头创新，那只有真正源头创新了，中国才能有真正的“first in class”。

创新不能急功近利 科学和事实是最高宗旨

NBD：我们现在确实都在说源头创新，本土也有很多创新型药企，但难免还是在走“me too”路线。创新是必须的，但创新是很多药企都能具备的吗？

何静：我觉得创新的能力是企业必须具备的，但是大家不可能在同样的一个时间点都具备同样的创新能力，所以需要不断积累。但是从企业的长足发展来说，我想创新是根源。

NBD：对于药企来说研发能力非常重要，但研发本身需要非常大的投入，您作为研发部的领头人，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平衡。

何静：我觉得您说得很对，研发是需要长期的过程和投入，所以研发人员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抱着急功近利的想法，科学应该是最高宗旨。

我们做临床开发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拿到一个阳性的研究结果，而是为了拿到对病人有意义的、有临床指导价值的治疗方法。

研发也是需要时间的。虽然现在大家都在讲弯道超车，但我还是想说，如何实现差异化的研发策略，如何快速高效地执行研发方案，这才能实现所谓的“弯道超车”。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尊重科学和事实。

NBD：您在国内国外都做过研发，对于现在国内医药政策改革，您有什么期待？

何静：如我刚才所说，总体上我们非常感谢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比如过去几年新的药品管理办法不断出台，NMPA也越来越和国际先进的监管当局接轨。NMPA花了很大力气修订一些指导原则，过去这段时间里，我们能看到非常密集的指导原则和管理办法的改变，这些改变都在帮助企业更好地去实现创新。

现在政策法规已经比较全面了，最重要的，还是政策法规如何平稳落地和平稳过渡，另外在不同的政策制定层面，不同的国家部门如何更好地协调。在政策法规就绪后，如何平稳长期地落地和执行。

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