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会发生在什么时期 苏联有段时期曾经倡导女性解放，它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即使到了今天，柯泰伦和阿曼德为之奋斗的性自由仍然是苏联历史上大多数人遗忘的一段插曲。

保拉·里扎努(Paula Erizanu)是一名自由作家，他专注于思想、人性、艺术和东欧问题。她在CNN、卫报、年少轻狂杂志等媒体发表过文章。她目前住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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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苏联人不做爱，我们明明反对性。”1986年，当一位女酒店经理在苏联国家电视节目中这样说时，整个演播室的观众哄堂大笑。这句话很快就成了口号式的经典名言，暴露出官方言论与显然不那么纯粹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俄罗斯保守的自我概念由来已久，延续至今。

但这种想法实际上隐藏着一个非常有趣而又被忽视的历史时期:1917年十月革命的头十年，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女官员主张把自由恋爱作为官方政策，希望摧毁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等所谓的“资产阶级”制度。

然而性革命并没有持续多久就戛然而止。20世纪20年代中期，约瑟夫·斯大林迅速垄断了权力。他主张另一套截然相反的观念——性自由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石，核心家庭才是。苏联国内政治立场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集性革命是否代表了苏联没有选择的政治道路？还是说最初的有利于解放的政治立场只是苏联历史上长期压制权力真相空的产物？

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把视角转向西方。在20世纪20年代，支持妇女参政的团体确保了大多数拥有财产权的西方妇女已经享有公民权利。但在英国，年满21岁且无财产的女性，直到1928年才有投票权。然而，在苏联，妇女权利更加彻底和广泛。除了普遍的投票权，他们还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实现同工同酬。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女性合法堕胎权利的国家，也为工厂工人提供免费堕胎服务。无论婚生还是非婚生，所有儿童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婚姻脱离宗教，成为世俗，离婚过程简单快捷。人们不再认为婚外性行为是一种耻辱，男同性恋已经非罪化。

这种激进主义的种子来自哪里？19世纪末，俄国的资产阶级贵族越来越强大。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女权运动逐渐发展起来。各种组织努力确保妇女在工作中享有平等权利，改善孤儿院的条件，并倡导为成为母亲的贫困劳动妇女建立日间托儿所和食堂。成立于1895年的俄罗斯妇女互助慈善协会就是其中之一。勤奋之家帮助受过教育的女性介绍工作，推荐她们当家庭教师。历史学家凯西·波特(Cathy Porter)在她2013年出版的传记《亚历山德拉·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中说，“帮助年轻女孩协会”努力“保护年轻女孩，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年轻女孩，并确保她们的生活不会陷入不道德的境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工作。从1904年到1910年，俄罗斯的工业工人数量增加了141，000人，其中80%以上是妇女。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倡导激进平等的基础上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苏联社会实现男女平等是合理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曾经说过，职业女性受到双重压迫——在工厂受压迫，回国后又受压迫。1868年，他在一封具有讽刺意味的信中写道:“我们可以用女性(包括丑女)的社会地位来准确衡量社会进步的程度。”但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组织总是把人们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关注误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休闲心理。社会主义正统认为，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劳动妇女自然会得到解放。

布尔什维克是众多社会主义派别之一，其目标是在俄罗斯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于1917年10月成功掌权。直到1912年以后，布尔什维克才把妇女问题视为政治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他们开始积极组织妇女参加示威活动，并在《真理报》上为妇女问题打开了一页。1914年，他们还出版了专门针对女性的杂志《Rabotnitsa》。

1923年一期《女工》杂志的封面。图片来自维基媒体

上面提到的亚历山德拉·科朗特是那一代最重要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是列宁政府的第一个社会福利共同体，也是克里姆林宫最杰出的女性。克伦泰是主张性自由的关键思想家。她于1872年出生在圣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年轻的克伦泰已经掌握了七种语言，家人都希望她能接受资产阶级“适合对方”的观念。她最终选择了嫁给表妹弗拉基米尔，但多年后与她分居。她无视父母不让她上大学的阻挠，反而参加了教师资格证考试。做工程师的老公每个月工资都很低，所以柯泰伦希望赚到足够的钱养家。在1926年出版的一位性解放的共产主义妇女的自传中，她写道:“我仍然爱我的丈夫，但是家庭主妇和她的配偶的幸福生活已经成为我的‘牢笼’。我的同情和兴趣越来越转向俄罗斯的革命工人阶级。”

1896年后，还没离婚的柯泰伦开始“露脸”:给劳动妇女上课，帮工厂安装净化污染空气体的过滤设备。看到工人们日夜工作的肮脏环境，她意识到她能做的慈善只是杯水车薪。在与反映贵族思想的女权主义分道扬镳后，科特勒开始认为应该从更根本的层面改变社会经济关系。换句话说，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女性面临的不平等。

为了找到答案，柯泰伦离开了丈夫和四岁的孩子，去苏黎世学习经济学。完成学业后，她再次回到祖国，在圣彼得堡成立了第一家法律俱乐部，为劳动妇女服务。她还组织了示威游行，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书籍，并在欧洲和美国举办了题为“新妇女”和“妇女问题的社会基础”的讲座，主题包括工作生活、性态度和母性。

1908年，柯泰伦逃离俄罗斯，以逃避官方的追捕。后来，她在瑞士遇到了流亡的列宁。二月革命导致沙皇退位后，再次回到俄罗斯的科特伦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即工人委员会)成员，最终晋升为社会福利人民委员。服务两年后，1919年，科特勒帮助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秘书处下属的妇女部(Zhenotdel)。这个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能是改善妇女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水平。

在柯泰伦看来，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把女性从一夫一妻制和家庭的束缚和奴役中解放出来。她认为，妇女学习、工作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有两个先决条件:妇女自主决定何时生孩子，国家为妇女提供必要的支持。柯泰伦希望社会转型能够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女性人类”。

柯泰伦强调，推动爱情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会强化男女之间的权力失衡。在1911年的一篇文章中，她写道:“对女性的所有现代教育都是用爱来封闭她的生活——是时候教育女性不要把爱作为自己生活的基础了。其实爱情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环节，是展现真实自我的一个渠道。”在她看来，从时代中诞生的“新女性”都知道“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不应该被爱情耗尽”。

在20世纪20年代，类似的变化似乎正在悄悄到来。1927年，柯泰伦出版了长篇小说《红色爱情在美国》，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单身女性在共产主义国家工作和生活的故事。她在英文版序言中指出，苏联“开始尊重女性，并不是因为她们‘道德高尚’，而是因为她们尽到责任，为女性阶级、自己的国家和全人类贡献了力量和智慧。”

除了让女性在爱情以外的领域重新认识自己，柯泰伦还希望将友谊转化为更加平等的关系模式。为有翼的厄洛斯让路:1923年写给劳动青年的信是一种情感政治史。她指出，在史前时代，人类把爱情想象成一种亲情，这和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没有什么不同。封建国家尊重骑士的“精神之爱”，使之达到理想化的高度，最终将爱情与婚姻分开。但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资产阶级道德中的爱情模式最终发展成夫妻间的爱情——“家庭和社会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共同努力增加家庭财富。”相反，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应该以同性恋友谊为指导，努力灌输男女之间“爱——友谊”的思想。这个想法似乎更接近希腊罗马模式。

1972年，苏联发行了一枚纪念她百岁诞辰的首枚邮票。图片来自维基媒体

当然，革命初期的女性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女性失业率居高不下，性暴力盛行。一些观察家强烈谴责新的性政策，称它似乎允许人们在剥削完亲密伴侣后抛弃他们。1926年，一位评论家在《大西洋月刊》上写道:“男人们的心情和他们渴望购买最近刚刚重返市场的伏特加一样。”

即便如此，许多女性的生活还是有了显著改善。在旅行日记《革命后三次旅行纪事》中，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察斯基描述了莫斯科妇女告诉他的故事，她们更关心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结婚。

当时22岁的贝拉·格里戈里耶夫娜·奥尔金对他说:“我最大的乐趣不是嫁给一个男人，而是工作。工作让我觉得自己不是社会的寄生虫。当然，爱情也让我快乐。我不是苦行僧。但我要单纯的爱，不要缠绵的情话，不要和我浪费时间。”这种想法并不仅仅存在于苏联:在罗马尼亚，反共宣传者以柯泰伦支持婚外性行为为切入点，坚决反对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向共产主义阵营的导向。(这种现象在当今世界也有体现。现在的俄罗斯把同性恋视为西方的象征，通过打击同性恋来表达对西方一切事物的反抗。比如人们经常用复合词“Gayropa”而不是原来的“Evropa”来形容欧洲。)

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认可并赞赏科特勒对“资产阶级”爱情概念的谴责。他认为，放弃献身婚姻的思想，可以加强阶级团结，帮助工人献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然而，像党内其他高级成员一样，他没有完全接受科特勒的想法。1915年1月，他给革命领袖伊娜莎·阿曼德写了一封信，说爱情不应该被物质和财政上的麻烦和算计所困扰。但是，被抚养的孩子对通奸的爱和默许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需要”。

巧的是，阿曼德是列宁的情人。五岁时，这位法国出生的社会主义者跟随他的祖母和姑姑在俄罗斯定居。十九岁时，她嫁给了亚历山大·阿曼德，一个富有的纺织厂老板。九年后，她为了追求与丈夫和哥哥弗拉基米尔的长久爱情关系，选择了离婚。弗拉基米尔是学生，也是革命者。他比阿曼德小11岁。

在阿尔芒看来，性自由是女权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核心体现。和柯泰伦一样，她原本是从事慈善活动的。在她的第一次婚姻中，她为农村儿童建立了一所学校，并与他人联手建立了莫斯科改善妇女命运协会，并担任重要职务。该协会旨在培训贫困的职业妇女，并帮助那些在重返正轨之前就开始卖淫的妇女。自那以后，她试图建立专门面向女性的女性报纸和周日学校，但遭到沙皇政府的顽固阻挠。

这可能是阿曼德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的原因。1903年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她立即加入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人党。之后，阿曼德前往布鲁塞尔学习经济学，并穿梭于俄罗斯和法国之间，为社会主义运动开展地下工作。1911年，她在巴黎遇到了列宁。俄国革命成功后，她随列宁和妻子娜德日达·克鲁普斯卡娅搬进克里姆林宫。阿尔芒和列宁有一个孩子，克鲁普斯卡娅似乎很清楚这一点。

阿曼德与科特兰合作，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下设立了妇女部，旨在维护和促进妇女权益。1920年，列宁担心阿尔芒工作过度，就派她去高加索度假。阿曼德到达后不久，就患上了霍乱，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悲痛欲绝的列宁下令将她葬在克里姆林宫其他革命烈士的旁边。

阿曼德，摄于1904年。图片来自维基媒体

虽然阿曼德和柯泰伦都把性解放的主要手段理解为从婚姻和家务中解脱出来，但作为作家、名人和电影导演，Lilya Brik对自由性有着更强烈、更系统的理解:多角度的爱。当时，布里克是苏联诗人维拉蒂米尔·马雅科夫斯基最著名的情人和“灵感来源”，也是苏联艺术家亚历山大·罗德钦科镜头中的主角。当时，罗申科受政府委托拍摄鼓励人们阅读的海报。

1915年7月，布里克和玛雅科夫斯基在她举办的文学沙龙相遇。当时，莉莉娅的丈夫奥西普·布里克被玛雅科夫斯基的诗《裤子里的云》所感动，当即提议为他出版诗集。之后，Lilia Brick爱上了Mayakovski。三年后，玛雅科夫斯基搬进了布里克斯的公寓。然后他们一起搬到了乡下的房子。

这个不落俗套的家庭有个规矩:每个成员都必须给对方自由。但在1925年，Lilia Brick写信给正在国外旅行的Mayakovski说:“我觉得你不再像以前那样爱我了，你也不会因为即将到来的分离而感到痛苦。”虽然这三个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花了很长时间旅行，但他们仍然保持着联系。事情直到1930年才发生变化:玛雅科夫斯基在与她的新情人，女演员维罗妮卡·波罗斯卡娅发生冲突后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政府同志，我的家庭成员包括莉莉娅·布里克、母亲、姐姐和维罗妮卡·博龙斯卡。”他把一半的诗歌版权留给了莉莉娅·布里克，剩下的一半留给了他的母亲和妹妹。

莉莉娅·布里克重新规划了她的生活。她与伊夫·圣·罗兰、巴勃罗·聂鲁达、马克·夏迦尔、巴勃罗·毕加索和玛雅·普利斯卡亚成为朋友，并给他们提供了创作灵感。她主持的文艺沙龙是唯一一个不被当局视为“资产阶级”沙龙的，所以可以在莫斯科长期举办。

莉莉娅·布里克，摄于1929年。图片来自维基媒体

1920年阿曼德去世后，柯泰伦独自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秘书处下属的妇女部。尽管影响很大，但科特伦比他在政府机构的同事更激进，也更有争议。然而，并不是她对女性和性态度的看法导致她被冷落。1921年，她成立了工人反对党，抗议布尔什维克党的独裁统治和党内缺乏工人阶级代表。但最终没能得到各行各业的支持。后来因为党纪不好，被威胁开除党籍。在奥斯陆处理完贸易协定后，科特勒于1924年被任命为驻芬兰大使。她是20世纪第二位女大使，第一位是美国驻日本大使戴安娜·阿布加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秘书处下属的妇女部继续以某种形式运作，直到斯大林于1934年下令废除它。斯大林支持妇女参加工作，但不认为妇女工作的前提是家庭关系平等和男女平等。事实上，他也把这种平等的思想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斯大林还下令堕胎是非法的，恢复了限制性的复杂的离婚程序，宣布同性恋为精神疾病，并在全国强化了“鼓励生育”的国家观念。1949年国际妇女节，他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讲话中说，教育孩子是“母亲光荣的社会责任”。虽然苏联为儿童提供免费的儿童保育和教育服务，但男子在家中的责任和义务远少于妇女。在斯大林看来，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并不是他需要关心和在意的事情。

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联政策反弹，中国恢复部分自由。CPSU的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上台后，实施了取消堕胎禁令等去斯大林主义的计划——柯泰伦没有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她早在1952年就去世了。然而，苏联再也没有感受到早期女权主义者的巨大潜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妇女积极参加战争，在坦克驾驶员、狙击手、飞行员和护士的岗位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官方的纪念活动忽视了他们的努力。战后时期，妇女被排除在政治活动的中央组织之外，互相教导成为她们的主要任务。社会往往对性虐待视而不见，不愿意在饭桌上讨论。人们对女性的期望很简单:照顾好孩子，做好家务。即使到了今天，柯泰伦和阿曼德为之奋斗的性自由仍然是苏联历史上大多数人遗忘的一段插曲。

最近，在俄罗斯议会的辩论中，有人提议禁止没有孩子的妇女上大学。他们希望鼓励妇女多生孩子，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2017年1月，俄罗斯通过一项立法，正式将虐待配偶视为“私事”，而不是需要法律管辖的法律问题。20世纪20年代早期存在的进步思想似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渗透到俄罗斯的官方政策中。当然，前提是俄罗斯真的会有人再鼓吹性解放。

翻译:糖醋冰红茶

图为莉莉娅·布里克和维拉蒂米尔·马雅科夫斯基的涂鸦(摄于2008年)，来自维基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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