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把.00去掉有什么变化吗看这里!“双减”开启新变化

编辑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严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保证学生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严格治理

这一被称为“双减”的政策文件一经出台便引发了社会热议。“双减”出台后的首个新学期已过一月有余，学生、家长、教师的初体验是怎样的，政策效果如何，各方还有怎样的期待？本期时报调查探寻“双减”之后新变化，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胡畔

“双减”无疑是今年下半年的一大热词。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称“双减”）实施初期，各地落实效果如何？各方还有怎样的期待？中国经济时报进行了为期10天的网络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351份，涵盖了北京、上海、天津、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江西、云南、广东、广西、海南等26个省区市的学生、家长、教师群体。其中，有2108名受访者（或其子女）正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含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占比为89.66%。

调查结果显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受访者们的一致期望。“双减”政策实施后，很多学生的作业负担减轻了，家长的时间分配更从容，校外培训选择也日趋理性，但也有不少教师的工作量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由于“双减”政策既涉及校内、校外两个场域，又涉及教育理念、教育评价的转变以及教学方式的创新，还涉及良好社会环境的积极营造、教育资源的合理均衡有效配置，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毕其功于一役的难度较大。这意味着，“双减”政策的“减负”效果不太可能立竿见影、“药到病除”，必须花力气下功夫抓，一抓到底，久久为功。

减量提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受访者普遍期望

“‘双减’政策公布的那天，我的朋友圈都沸腾了。好多家长都在讨论政策内容，欣喜者有之，担忧者亦有之。”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杨女士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一些家长觉得终于能让孩子从各种补习班中解脱了，也有家长心有存疑。”

调查数据显示，在已出台的“双减”政策中，有80.77%的受访者关心“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的实施情况，59.12%的受访者关心“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48.75%的受访者关心“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43.39%的受访者关心“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业”，39.00%的受访者关心“强化配套治理，提升支撑保障能力”。

同时，对于更期望“双减”措施达到怎样的效果，72.40%的受访者希望“统一起跑线，实现‘零起点’教学，教育差距尽可能缩小”；73.85%的受访者希望“学生作业负担减轻，课后生活丰富，综合素质得以全面发展”，54.68%的受访者希望“学科类校外培训各种乱象消除，家庭教育支出负担有效减轻”。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到，提高教育质量是大家一致的期望。提高教育质量要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学生、教学班级和学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多数受访者想要在教育上实现“齐步走”，由于个体差异，实际实施起来并不容易。近些年来，许多家长存在“起跑线上的恐慌”，担心子女输在起跑线上。但教育并不是一场竞赛，其本质是依据每个个体的天赋、能力及表现来进行教育和成长，最终目标是让每个人成为真实的、最好的自己。

储朝晖表示，虽然此前教育部门提出了“零起点”教学要求，但其主要是针对特定知识范围内的教学和培训。对于公众而言，由于每个人的“起点”并不一致，需要依据每个个体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我们要实现的是教育的公平、教育起点的平等，而不是教育起点的相同。”

从受访者所关心的问题中，不难发现在教育这件事上，大家对于减轻学业负担、规范校外培训乱象抱有更多期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佘宇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过重，校外培训乱象屡禁不止、变相翻新只是目前我国教育现状之一。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仍在于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不充分，以及教育理念的不同。学校教育中的短视化、功利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家长对子女“学习成绩”和“升学”的焦虑日益加剧，“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突出，不仅形成课外辅导、培训班或请家教等方面巨大的经济支出压力，也耗费了家长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双减’政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关键仍在于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依法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使其从逐利的产业回归良心的行业，回归育人的正常轨道。对于校外培训方面，重点是从严治理、全面规范；对于学校教育方面，重点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高作业管理水平、提高课后服务水平。此次调查结果所反映的受访者关心和期待的各项内容的占比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佘宇说。

“双减”之下，家长选择校外培训更趋理性

“双减”开启之后，受访者表示，最明显的变化是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家长时间分配更从容，选择校外培训更趋理性。调查数据显示，在2351名受访者中，有65.42%的受访者表示“作业量减少了”，46.01%的受访者表示“课后生活更丰富了”，49.26%的受访者表示“时间分配更从容了”，34.94%的受访者表示“家校协同配合更多了”。

不过，也有受访者反映，“政策实施后只能周中补课，孩子回家更晚了”“补习减少，但考试制度和难度不降，家长更焦虑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真正的减负效果不明显”。此外，还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希望能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

“校外培训是我国经济社会及教育发展的产物，诸多因素催生了这一需求。”佘宇表示，首先，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家庭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为购买校外培训服务提供了可能；其次，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长可以把增加的收入更为集中到子女教育身上；再次，社会竞争不断加剧，劳动力市场不断分化，传统文化对“勤学苦练”的重视，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下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普遍焦虑和不安，进一步推动了校外培训的需求。

调查数据显示，在2108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受访者（含教师和家长）中，仅有551名受访者（或其子女）没有参加过校外培训，占比为26.14%。在已参加过校外培训的1557名受访者中，参加过1—2项的有1332人（占85.55%），参加过3—4项的有202人（占12.97%），参加过5项（含）以上的有23人（占1.48%）。

“客观来讲，校外培训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终身化的教育需求，弥补了学校教育优质资源不足、教育方式有限等问题；但同时，校外培训的市场属性又使其过度迎合消费者需求，‘坑班’‘刷题班’‘培优班’等超标超前培训严重增加学生负担，加剧教育不公平，影响学校教学进度，破坏教育生态，引发群体性焦虑，社会反映强烈，亟待加强治理。”佘宇说。

我国校外培训的规范治理一直分散于民办教育、减负政策及师德建设相关文件之中，直到2018年才在国家政策层面陆续出台专门的系统性政策，今年更是发布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双减”政策。需要强调的是，校外培训治理并不是要让校外培训机构全部消失，而是要疏堵结合、内外兼治，引导其规范有序健康发展，既不是超标超前、以“应试”为导向，也不是简单复制学校教育体系，而是回归教育初心，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助力于学生差异化的教育服务。

储朝晖表示，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给子女报名校外培训的家长群体中，有一部分是主动参与，但也有一部分是被动裹挟。从长远发展来看，“双减”政策的实施会使被动参加培训的人数减少，公众对校外培训的选择会更趋于理性。“但要彻底消除校外培训，可能性并不大。”储朝晖说。

本次调查数据也显示，在“双减”政策实施后，上述1557名受访者中，有827人（占53.11%）选择“会适当减少培训项目”，324人（占20.81%）选择“保持已有的培训项目不变”，406人（占26.08%）选择“暂停或不参加培训项目”。

受访者建议提高教师工资待遇 探索多方主体参与课后服务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调查问卷中还有228名教师受访者。其中，教授学前教育阶段的68人、义务教育阶段的143人、高中阶段的16人，大学及以上阶段的1人。

此次“双减”政策提出要“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调查结果显示，在143名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中，有98人（占68.53%）担心课后服务会额外增加教师工作量，导致其教学精力投入不足。还有教师反映“工作量增加了”“放学时间太晚，教师家庭无法兼顾”“学生放学后并没有时间去接自己的孩子”等，并希望“提高教师收入”“合理分配教师办公时间”等。

“从长远来看，课后服务会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服务模式，这也更符合实际情况。”储朝晖解释说，目前来看，在不增加教师人数、编制数量的情况下，要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往往会加重教师的工作负担，且学科教学的老师去做课后服务工作也未必擅长。所以，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应该通过多主体参与、多方合作来解决当下教师负担较重的问题。

佘宇表示，学校是课后服务的主阵地、主渠道，为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政府应加大对学校相关人员（编制）、经费（工资）和制度（评奖评先等）保障。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在学校绩效工资之外给相关教师发放一定的劳动补贴。同时，根据“双减”政策要求，破除传统教师评价方式单一、机械等广受诟病的问题，重点破除“唯分数论”“唯升学率”，对教师评价做好减法，切实减轻教师不必要的工作负担，优化教师评价体系，构建更加科学的教师评价机制，促进教师全面发展。

在延长看护时间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学生在校活动的内容，着眼于更好地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兴趣特长，依托学校的专业力量，引进社会的专业力量，整合校外教育资源，提供更多个性化的课后服务。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师资，符合条件的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招录到学校，从而缓解学校师资短缺的问题。

此外，还应积极推动信息技术和教育深度融合，以信息化为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范围，增进优质资源共建共享，探索通过远程教学、在线课程、平台互助与学习等数字化平台与技术推动教育均衡的有效路径。

本报记者也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在提升课后服务质量上，为解决教师精力不够的问题，一些学校选择和一些专业的培训机构合作，为学生提供免费课后服务，相应支出则由学校负担。但也有一些学校相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由于学校资金有限，担心此种方式不能长久持续，希望政府能予以补贴或有相应支持政策。

对此，储朝晖表示，这一模式值得积极探索，但目前实施可能会遇到两方面问题。其一是财政资金购买服务的程序比较繁琐，且资金额度有限，难以覆盖全面的服务内容；其二是财政经费使用的公平性问题，即难以保证所有的孩子、尤其是农村孩子享受到课后服务，因此还须进一步探索和尝试。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机制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断深化，很多领域都取得明显进展，特别是全国教育大会以来，一些长期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得到破解，教育面貌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教育生活需要相比，教育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为突出。因此，在加快既有改革措施落地见效的同时，也要把准教育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特别是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新的发展变化，及时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满意度，进一步增强教育获得感。

从此次调查结果来看，“双减”政策实施后确实给受访者生活带来了一些积极变化。但由于“双减”既涉及校内校外两个场域，又涉及教育理念、教育评价的转变以及教学方式的创新，还涉及良好社会环境的积极营造、教育资源的合理均衡有效配置，牵一发而动全身，毕其功于一役的难度较大。这也意味着“双减”下的“减负”效果还须花大力气下真功夫，一抓到底，久久为功。

佘宇建议，要真正达到“减负”效果还需要从三个方面着力推进。

一是深化教育教学和考核评价改革，推动学习内容回归校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优化课程设计，进一步优化幼升小、小升初等选拔性评价，淡化考试，优化命题导向，注重能力培育，堵住优质学校用变相考试、竞赛等进行选拔的口子，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学校（尤其是公办学校）规定课程要开足开齐，提高课堂效率，优化考试频次，强化作业管理、优化作业设计、完善作业监控，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校内教学内容要能够保证绝大多数学生顺利通过考核，满足绝大多数学生的升学需求。同时，丰富学生在校活动内容，更好发挥中小学校课外服务主渠道作用，清理规范各类竞赛活动，切实减轻中小学生校内外课业负担。

二是继续深入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引导其规范有序健康发展，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更多提供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兴趣爱好培养以及创新思维、德、体、美育和劳动实践的服务，营造更加良好的校外环境。突出分类管理，鼓励有利于加强素质教育的兴趣特长类校外培训，允许有利于实现教育均衡的补差型学科类校外培训，进一步规范培优型学科类校外培训、重在防止“培优”扩大化和应试化。有效解决校外培训市场运行不规范问题，汇聚政府、行业、学校、家长等各方力量共同治理，引导校外培训机构合规经营。校外培训更多应解决学生多样化多层次教育需求，提供学校教育之外的特色化、差异化服务，而不是通过与校内教育相互“勾结”开办与招生入学挂钩的培训课程吸引生源。

三是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践机制，进一步加强“减负”行动及相关政策措施的宣传，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采取适宜的教育方式，缓解其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担忧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