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最坚硬的部分是】想变老的时候，该担心什么？

“老年人计划”

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的社会正在变老。就像大家在1分1秒内走向老年一样。2001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22年，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4%，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社会变老的速度还在加快。从1962年到197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婴儿出生高潮。从2022年开始，这一代人将陆续60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的《“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到2035年，我国人均寿命将达到80岁以上。到2050年，中国80岁以上的人口将增加到1.59亿人。

变老意味着什么？对个人来说，它意味着身体的老化，意味着患多种疾病的可能性，意味着收入少，护理负担更大。(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社会来说，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经常使用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概念来描绘未来的图景。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多少名老人，2020年我国的老人抚养费为19.7%，预计2050年将突破50%。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一场缓慢演变的危机，我们不能不陷入巨大的悲观和普遍的养老金焦虑。但是，这种不安和悲观的原因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老年社会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社会形态。人类在历史上很年轻。

在《长寿人生：如何在长寿时代美好地生活》一书中，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和伦敦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琳达格拉顿(Lynda Gratton)将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与工业化时代的开始进行了比较。人的才智分为技术才能和社会。两者不同时前进。工业化时代初期，技术人才的飞跃破坏了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人们离开了他们的家庭和传统社区，重新定居在快速发展的城市，无依无靠，缺乏安全感。人们还需要学习新技术，适应新角色和新身份，接受陌生的工作方式。在这个时期，技术进步没有带来普遍的幸福。社会表现出焦虑、变化和社会实验的特点。渐渐地，社会智力的发展，通过包括养老金在内的制度安排的建立和社会文化的重建，帮助人们形成了新的美好生活。

同样，人们长寿本身并不是坏事，而是前所未有的医学、技术和社会统治文明的成果。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和勇气来创造与之相适应的新经济、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这是我们感到焦虑的真正原因。

站在这个智力挑战面前的包括政府、社会、机构和所有人。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希望老年变成什么样子？

身体在衰老，我们能做什么？

人们对衰老的理解始于身体。

老化是一个有痕迹的缓慢过程。即使是人体最坚硬的物质，釉料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磨损。供给牙龈和牙龈的血液减少。牙龈容易发炎，可以脱离牙齿，暴露牙齿，最终导致牙齿松动。

血管、关节、心脏瓣膜和肺吸收了大量钙沉积物，慢慢凝固。为了让相同数量的血液通过狭窄和硬化的血管，心脏必须努力收缩，产生更大的压力。结果，大多数人到了65岁就会患高血压。

从30岁开始，心脏泵血峰值持续下降。40多岁左右，肌肉质量和力量开始走下坡路。到了80岁，人们会失去25% ~ 50%的肌肉。从50岁开始，骨骼以每年约1%的速度失去骨密度。眼睛晶状体的弹性下降，很多人的远视往往从40岁开始。晶体逐渐变黄。即使没有白内障，60多岁健康人视网膜接收的光也只有20多岁年轻人的三分之一。

30岁的时候大脑是1400克的器官，我们70岁的时候，大脑萎缩使头骨腾出了近2.5厘米的空间。到了85岁，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会患上痴呆症。

我们对老年的恐惧和不安首先来自于这些事实。它告诉我们，老意味着疾病，意味着衰弱和丧失。(约翰f肯尼迪)。

但是，当我和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主任医生刘晓红谈论这些问题时，这位医生并没有让我感到太悲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健康)她提醒人们，人体的很多功能在20多岁时达到高峰，到了中老年后开始慢慢下降，但很多人可以继续工作，享受高质量生活。衰老和老年病(即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大部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老年病)共用相同的病理机制，因此65岁以上的老人无法治疗慢性病。“伴随疾病的生存是老年时期的正常状态，慢性疾病没有关系。只要能稳定下来，最好不要出现急性症状。更重要的是保持老年人良好的功能状态。”

人们普遍担心老年的健康问题，但我们普遍缺乏对老年健康的认识和理解。

2010年，作为消化内科医生，刘晓红接手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时，对自己要做的事情也感到迷茫。当时，老年医学科只是老人示范病房。病房长期使用从急诊室转出的患者、肿瘤晚期患者和几台呼吸道。很多人疑惑老人医学系在干什么。上任初期，刘晓红经历了一个尴尬的时刻，一位美国学者问她。“腹腔晚期肿瘤患者被消化科接收和被老年医学科接收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收到你们的课？”

老年医学很年轻，很特别。一般来说，在医院里，人们的目标是跑去看病，医生的目标是跑去治病。刘晓红说：“我们是老年医学系，不是老年病学系。”拉说：要纠正别人的错误。

“病”一词暗示着老年医学最重要的理念。“万病生存是人生这个阶段的常态。如果我们跑去治疗疾病，就会发现内科各专科医生没有一种疾病可以治疗。因为灵丹妙药是无法治愈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老人、医生的工作。

是维护老人的生活质量。这包含两层意思：尽可能免除疾病的困扰，以及维持足够的活力及能力去积极生活。大多数医生只治疗疾病，以为其他事情会自行解决。如果没有改善呢？如果病人身体衰弱、该去养老院呢？那么，这似乎并不是医学问题，对不对？然而，对于一个老年医学专家，这些都是要全盘考虑的问题。 虽然无法阻止身体和心智变老，但是，有办法使这些问题更容易处理并至少避免某些最坏的后果。 ”

刘晓红说，老人需要的是小心呵护、精心照顾，就像捧着一个泥花盆一样，让他维持在一个相对好的状态。 在老年医学科，医生最重要的工作是老年综合评估，就像一辆旧车需要每车年检一样，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 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对内在能力进行评估。 内在能力包括5个方面： 运动、认知、活力、感觉和心理。 其中，活力指为了维持机体最佳平衡水平所需能量的膳食摄入。 感觉包括视力和听力两部分，视、听力受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通常会影响躯体及认知功能，影响老年人的整体生活质量，心理主要指有无抑郁。 医生的工作是围绕着这些能力，想办法尽可能改善和维持它。

在这个目标下，一个老年医学科医生要关心的事很多。老年人营养不良，存在很多种可能原因：也许是老人消化系统疾病造成吸收障碍、口腔问题影响咀嚼、存在吞咽障碍，也可能是因为体力下降，老人独居，或是居住高层没有电梯，难以买菜和备餐，还可能是因为抑郁。老人内在功能的下降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和环境还有密切的关系。配偶的离世可能就是健康轨迹下降的“拐点”。有些老人的认知能力突然下降很快，可能是药物不良反应，也可能仅仅是因为没戴眼镜或助听器，和社会隔离，缺乏感官刺激。这些衰老或外在支持问题是可逆的，可以处理的。

老年医学强调功能的维护和发挥，但这个过程并不只在医院，靠医生完成。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脑卒中的康复治疗纳入医保，人们逐渐有了中风之后有三个月黄金恢复期的概念，但康复对大众来说依然是陌生的。

以老年髋部骨折为例，它通常被称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因为老年人发生髋部骨折后死亡率和致残率很高。国际上，发生髋关节骨折的老人，1年死亡率高达20%～30%。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近些年成功地把这个数字降低到了6.5%。过去，一种传统的观念是老人经不起手术，需要保守治疗。保守治疗意味着老人长时间卧床，结果就是各项功能迅速衰退。在积水潭医院，医生们多学科团队，采取骨科和老年科共管模式，使住院48小时内的手术比例超过70%。这些老人住院3～5天可能就能出院回家。

在他们出院之前，另外一股力量已经开始介入了。青松健康科技和医院合作，从手术后开始，青松的整合照护管理师就会介入治疗过程，了解病人的整体情况、出院之后的注意事项和潜在风险。老人回家后，居家的康复治疗就开始了。除了恢复功能，一些因为循环不畅等原因带来的疼痛问题也可以通过康复手段来消除，避免老年人服用止疼药产生便秘、头晕等副作用。整合照护管理师还会关注，老人是否产生压疮等并发症，肢体受损后有没有焦虑、抑郁等问题，并且督促老人到医院复查，随时向医生反馈遇到的问题。

青松的整合照护管理师崔雪凤告诉我，髋关节骨折的老人康复治疗要持续2～3个月。在这个过程里，如果做的是髋关节置换手术，老人一般一个月可以站立和行走，有些状态好的老人，一个月之后甚至能直接脱拐。

康复能为老人提供的帮助不仅是这些。在老年历程里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通过康复使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被动的，也不绝不能被动。 刘晓红告诉我，医疗对于人的整体预期寿命而言，它的贡献率可能只有8%，而生活方式的贡献率大约有60%。

老年的规划不只是“养老”

我问刘晓红：从健壮、衰弱、失能到死亡，我们大概会在什么年龄经历这些阶段？出乎我意料的是，刘晓红告诉我：“并不存在这样的统计数据。”因为这样的统计是没有太多现实意义的。“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看到，有人65岁就已经瘫痪在床，有人80岁照样能爬长城，”刘晓红说， “你要知道，老人的异质性是很强的。”

“异质性”这个词打动了我。它让我突然意识到，在面对老年这个话题时，我们总是忘记一个基本前提：时间纵轴上，老年事实上是一段越来越漫长的生命过程，各个阶段差别迥异。 如果我们着眼在每一个人身上，个体的差异可能格外巨大。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典型”的老年人并不存在。

这种遗忘构成的偏见根深蒂固，形成了巨大的惯性。政府、商业和文化，甚至我们自己都可能将老定义为完全统一的、每个人都大约会在同一年龄经历的事件。

“老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建构的成果。 20世纪，人们才开始庆祝生日。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人们并不知道自己出生的确切日期乃至确切年份。19世纪，各国政府开始搜集准确的出生记录，从那时起，时序年龄就成了我们人生的时间结构，也成了社会、经济治理、人生安排的重要依据。

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理解和安排老年的基础是“三段式人生”：成长学习期——工作期——退休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成为了所有人跨入另一种人生状态的统一发令枪。但“三段式”人生的历史也只有大约一百年。

很显然，在不久将至的长寿社会中，这种百年以来的设定对于个人与社会都将是难以为继的。 以人人都关心的养老金为例，1908年英国创立养老金的时候，领取的年龄被设置为70岁，而当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5岁。美国在1935年设立国家养老金制度的主要考虑是让年长者为大量失业的年轻人空出工作机会。但在今天，许多国家面临的现实是，由于生育率的降低，进入市场的年轻劳动力有限，同时，大量成熟劳动力又因为退休年限的规定退出劳动力市场。

预计到205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养老金成本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于是，各国政府都在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降低养老金数额。但这显然不是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解决之道。

今天的老年人比过去时代的老人都要健康。健康的年份还可能随着寿命的进一步延长而延长。在英国，2000年到2014年，预期寿命增加了3.5岁，其中2.8年是健康预期寿命。研究预计，到2035年，英国65岁到74岁的人未患慢性疾病的数量从现在的69%增长到超过80%。75岁到84岁的人群中也有58%的人可以有同样预期。

当步入老年但依然健康、具有活力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退休躺平。

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是英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著名的专栏作家。就在临近英国法定女性退休年龄60岁的时候，凯拉韦遇到了巨大的困扰：面对这份从事了31年的工作，她觉得自己没法做得更好了。这种沮丧感甚至会在凌晨3点的深夜纠缠她。

对她而言，退休回家不是解决问题的选项。凯拉韦想，成年人总问孩子“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好像一个人一生中只能成为一种人。她在网上搜索到一个预期寿命计算器，算法信誓旦旦地预言，她能活到94岁。凯拉韦想，这意味着，就算她人生的最后20年都用来过退休生活，她也还有20年的时间，足以用来成就另一份职业。

凯拉韦意识到，在步入老年的门槛上，她对事业的追求已经完全变了。年轻的时候，她想要成为记者，因为她认为那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 到这个年纪，这已经不再重要。她不再需要赚很多的钱，也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她发现，她终于站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金字塔的顶端。

于是，58岁的凯拉韦从《金融时报》辞职，她重新接受培训，最终成了一名数学教师。

“我不会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50多岁了还想在这个最高尚的职业中焕发第二春的人”，抱着这种想法，凯拉韦顺带创办了社会组织“现在教书吧”（Now Teach），想要帮助那些同样有志于此的人迈出这一步。最开始，凯拉韦认为，能在头一年找到8个同道者就是巨大的成功，事实上，她很快收到了1000余份申请书，申请人有投资人、银行家、律师，还有演员、医生、牧师…… 好像所有人都厌倦了从事了几十年的职业，又还不甘退休，相信天生我材必有他用。

凯拉韦的教师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在英国的公立教育系统中，一些科目已经招聘不到足够的年轻教师，但当凯拉韦去拜访一些学校的时候，还是有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她：58岁？当老师是很累的，你的精力不够。凯拉韦回到家里，看到20多岁的孩子刚刚起床，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她拒绝接受那样的设定：“没能量的人可不是我！”

老年医学专家刘晓红告诉我，一种常常能观察到的情形是，一些人在刚刚退休一段时间，从繁忙的工作中脱身，得到了休息和运动的时间，身体各方面的功能状态会比上班的时候更好，但是，如果看得更远一点，就会发现，那些一直保持工作的人在功能维护上的优势更大。 “相比完全退休，许多老人更理想的情况是，采用更弹性的工作方式，或者能够从事一些更适合老年人身体状态和特点的工作。”

要实现这种更为理想的状态，需要个人的规划和努力，更需要社会提供这样的机会和制度安排。

打造适老社会

老年人的功能发挥，并不只由内在功能决定，外在环境和支持的作用是巨大，甚至是不可替代的。 “一个老人眼睛看不清，如果他戴上眼镜就能够看清楚，我们就可以认为他的这方面的功能没有问题。 ”刘晓红解释说。 有时候，她会鼓励老人多交朋友，“一个老太太如果有六七个朋友，那么她就很可能各方面状态保持得很好。 ”找到合适的眼镜、维持稳定的交友圈，并不是医生能做的事。 刘晓红告诉我，日本有一种助力器，绑在老人的腿上，能让步履轻盈。 德国有一种鞋专门针对老年人平衡差的问题，一旦老人的动作可能发生侧翻，鞋能够感知到，能帮助他稳定住。 这些都属于老年科技，是市场可以做的事。

在国内，这还是一片巨大的蓝海。去年，母婴网站“宝宝树”的创始人王怀南在迈入50岁的档口决定二次创业，做一个面向中老年人的品牌“米茶”。

做这个决定和王怀南遇到一件大事相关：2019年，耄耋之年的父亲确诊了癌症。“回国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跟他好好地坐下来长谈过。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你需要什么’，似乎没有必要去问。他也从来不会主动和我去说。”一年内，父亲动了两次手术，一次就长达15个小时。王怀南守在手术室外面，才发现自己对此毫无准备，束手无策。于是，癌症“逼着”王怀南长久地陪伴在父亲身边，和他聊天，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他看到了父亲日常生活里的种种困难。 父亲年迈，牙口不好，消化能力弱，对营养摄入又有要求，但“吃东西是没有特别呵护的”，市面上很难找到好吃又满足营养需求的食品。父亲的听力一般，但助听器不但昂贵，而且体积很大，戴上去非常影响外观。就连用了很多年的老花眼镜也有“玄机”。“我们一般人总说一副老花镜是×××度的，好像这就够了。其实，人的老花度数是不断变化的，甚至在屋内屋外的不同光线下，眼镜视物的效果也不一样。结果就是，戴着一副普通的老花镜，既看不清远方，也看不清近处。很多老人其实都是在一个模模糊糊也听不太清楚声音的世界里活着。这些感受，不近距离去了解，年纪轻的人是不会知晓的。”

对父亲的观察让王怀南开始着手研究中国银发消费市场。他发现， 老年群体和当年的母婴群体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对“活得更加健康”十分重视，也都被互联网和新经济遗忘了。 现在，母婴行业发展得很快，现在既有丰富的品类，也有品牌，但老年群体还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王怀南做案头研究，发现如果用中国通用的工业体系标准去划分，日本大概有4万多种老年产品，中国有2000种，仅占日本的5%。“这意味着，绝大多数面向老年人的产品，像我父亲这样的老人见都没见过。你的选择很少，你甚至都没有机会意识到你的需求。”王怀南说，“比如预制菜，在国内市场，我们认为预制菜能让年轻人做饭少花时间精力，而在日本，预制菜很多是提供给老年人的，在营养需求各方面都有精细的划分。 我们说‘适老’，但当下的‘适老’，和真正的适老差得不止十万八千里。 ”

从另一层面来说，适老还意味着打造一个对老年人友好的社会氛围。

2011年，顾春玲从北京回到老家上海，创立了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在社区做针对认知症相关的服务。

认知症是人们惯常称呼的“痴呆”。它不仅指人们日渐熟知的阿尔茨海默病，还包括路易体痴呆、额颞叶痴呆等等不可逆转的亚型。“脑卒中”同样会造成痴呆。在我国，“痴呆综合征”是这类疾病的医学标准命名，但无论是医护人员、照护专家还是社会工作者都更愿意用“认知障碍”“认知症”这种更温和的名称。认知症并不是衰老的必然结局，但在85岁以上的老人里，约有1/3会受到困扰。

“最初，我们找到社区，提出想做认知症服务。社区的人说：‘你们来错地方了，我们这个社区2.4万个老人只有3个认知障碍，其中2个都已经重度失能，这是我们普查的结果。’”顾春玲傻眼了。最后她直接跑到医院，找到神经内科的主任，从医生手里才找到了最早的服务对象。

后来，顾春玲才弄明白其中的道理： 老人害怕，对这个问题避之不及，哪怕有了症状，也最好能够像鸵鸟一样能藏多久是多久。 家属也害怕。很多家属说“你千万不要让我隔壁邻居知道，也不要让我的居委会知道”，甚至，还会瞒着自己的兄弟姐妹。顾春玲印象很深，有一次社工想要上门去探视某一个家属，那个家属千叮咛万嘱咐：你一定偷偷地来，在门口的时候声音小小的，否则我们隔壁邻居会听见。“后来我想，其实社工看起来和一个上门做客的朋友没有什么区别，但家属非常敏感。”顾春玲理解这种恐惧。那时候她去社区，说自己想来做“老年痴呆”的预防，很多人听到这个词就跳起来，说“你们走吧，我们这里没有”。

恐惧会加成疾病带来的苦难。 “一个客观结果就是，如果一个家庭有患者，我害怕他给我带来尴尬和麻烦，不让他出门，会让疾病变得更严重，恶化得更严重。”“尽美”有个工作人员，家庭里有两个老人都患有认知症，一个生活在上海，一个生活在台湾。上海的爷爷被关在家里，哪里都不能去。台湾的爷爷每天出门遛弯，社区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他，家里人不怕他走丢。丢了就会被人送回来。于是，两个老人的病情发展、生活质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016年的时候，顾春玲开始尝试推广认知症友好社区。“尽美”联系了街道浦东的塘桥，在这个街道率先得到了一个根据地。这个地方被起名叫“记忆家”，作为认知症家庭提供一站式能够被服务到、被接触到的场所。顾春玲的团队定下了个原则： 科普要有趣；干预有成效；不能自己玩，一定要发动整个社区参与过来。

“尽美”建立社联体网络，把派出所、银行、超市、学校、消防中队都动员起来，让他们了解认知症患者和家庭的难处，提供帮助，也让大家明白遇到认知症老人，应该怎么做。一些老人家里有认知症老伴需要照顾，每次去银行排队都很焦虑。上海银行的团队到认知症家庭做家访，回去以后就做了一个小黄卡给家属，以后家属到银行网点来的时候可以走绿色通道，不用排队了。

去年，“尽美”跟社区基金会一起协作开了一家洋泾记忆咖啡馆。咖啡馆的奶、豆子是爱心企业捐赠的，logo是社区居民自发在线上投稿，由大家公投出来的。社区里有轻度的认知障碍的老人在咖啡馆做服务生，被大家称作“老宝贝”。顾春玲说， 这既是一种干预手段，也是想让老人和社区意识到，他们依然能够服务别人，依然有为社区做贡献的能力。

这个咖啡馆成了洋泾街道一个真正的社区公共空间。咖啡馆的设计很合年轻人的品味。社区里的白领、学生都可以来预约场地办活动。咖啡馆的后面是社区的文化中心，还有篮球场。人们可以经过咖啡馆去到这些设施。咖啡馆开了没多久，顾春玲发现，年轻人的篮球队每次都会来咖啡馆开会。家长带着小孩从社区图书馆出来，顺便就喝一杯咖啡。孩子们放学也会自己跑来，因为咖啡馆里有个给认知症老人准备的触屏游戏，他们也喜欢。 在这个空间里面，认知症变成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问题。“老宝贝”们把摩卡送成了卡布奇诺，也没有人会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