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变官网】带着生命情感做学问的——弱谭锡树老师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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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桑，尚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人小传

聂石桥作者提供

石树人，1927年出生，2018年死亡，山东蓬莱人。文学史。1949年考入妇联大学国文系，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中国诗经学会顾问、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有《聂石樵文集》 (13卷)。

晚年的老师，经常谈论师大的往事。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一位教育部领导对师大学风进行过评价，有句话叫“师大博、厚朴、从胡适创新”。事实上，老师就是这样的学者，或者说他正在体现这种学风。

代替学者，工资没完没了

老师指示石树1927年出生，2018年死亡，山东蓬莱人，1949年进入妻子大学国文系。1952年全国学科调整，妇联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为新的北京师范大学，尼老师当时是大四学生，第二年毕业留学，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师。此后，直到90年代退休为止，一直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老师回忆说，入学后不久，他和校队一起参加了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开国典礼，心里无比激动。三年后两校合并带来的变化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妻子大学建校稍晚，学校规模不大，但著名教授不少。校长是史学家陈源老师，文学院院长是吕佳锡老师，国文系主任是区老师，在他们的主持下，国文系的课程设置侧重于传统学问。北师大中文系、名教授也不少。民间文学方面有宗庆文老师，文学理论方面有黄若棉老师，外国文学方面有武木川老师，彭惠老师，古代文学有望树老师，李章智老师，王汝弼老师，计工老师。老师1953年毕业，去古代文学教研室留学，教研室的前辈们，学问各有专长，乐于帮助带年轻教师，关系非常和睦。尼老师回忆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有希望的老师、王汝弼老师和李章智老师。老师说：“他们对我的培养决定了我一生的学术生命。”

尼老师经常回想起有希望的老师。毕业于刘老师清华国学研究院，产业史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老师，同时从黄继刚学习《文心雕龙》，主修小学、善治哲学家、文学书。《天问校笺》10-3000尼老师记得20世纪50年代人们说《论衡校笺》是蔡妍的作品，有的是假的，刘老师发表了几百字的文章，争论很快就停止了。刘老师的文章，《后汉书校笺》是“唐云”。我们至今还记得谈论这件往事时的表情，声音振奋，眼神闪烁。尼老师还说，有希望的苏老师当年从西单走到装满尿布的图室，和他谈论生活，谈论治学。(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学生》)说到生活，刘老师提醒我们不要因为生活压力而耽误治学。说到学问，刘老师强调，第一个是经书，第二个是图书管理员，第三个是小学，这是文史工作者学问的根源和基础，清代的很多大学治理喜事。刘老师还把自己收藏的书送给了尼老师。图书集成局学校印刷的二十四史、商务印书馆收藏版《胡笳十八拍》 《胡笳十八拍》等五六个珍贵典籍都是刘老师写的，上面还留着他的墨水。20世纪50年代《资治通鉴》的《十三经注疏》份具有影响力。这本副刊是刘老师和尼老师共同写的文章发表，尼老师也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这就是师大的老师。他们先进后学，这样竭尽全力！

对于有希望的老师，尼老师一辈子都抱着拳击的心。(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尼老师担负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自己收集整理了有希望的苏老师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光明日报》。说起刘老师晚年的悲惨遭遇，尼老师还有无尽的悲伤。

王汝弼老师从钱显东、高宝荣、余锦熙制老师那里继承了主要是高宝荣的治学道，比对古籍的地席长。说到高宝荣老师，尼老师认为他最重要的着述是《文学遗产》。我们也听到鲁迅老师说“东城柳宗”、“仙鹤妖”、“仙鹤学”的时候，指着高宝荣老师。(威廉莎士比亚，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教育)事实上，鲁迅的辱骂主要是针对他们的政治立场，而“善学”的辱骂反而是高宝荣老师的学术出色。高宝荣老师说：“摘红部，单面判定微乎其微。”王汝弼老师继承了这样的优点。尼老师说李尚恩的诗是自己注释的。也就是说，受到王汝弼老师的影响，间接受到高宝荣的影响。老师注释的李尚银诗出版时题目为《刘盼遂文集》，王老师不仅给诗篇做了注释，还帮助润色和加工原稿中的相关单词、典故。书初版的时候，王老师已经去世了，尼老师仍然郑重地把王老师签为第一作者。

“我不动感情就写不出来。这是尼老师回忆的李昌志老师的话。据说，李昌智老师的《文选李注义疏》和他的新中国第一部文学史《玉溪生诗醇》都对自己影响很大。

老师和启功老师的晚年友谊也是一个好故事。说到和计工老师的关系，尼老师总是说：“50年的老师啊！”说。计工老师去世后，王宁老师组织了一场关于计工学术的讨论会，年长已收藏多年的计工老师将手写的稿纸交给了会议，后来印在论文集上。据老师介绍，当年就试格法问题向计工老师请教时，计工老师把那个问题的答案写在了这几页纸上。(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读本》)从那张稿纸上青涩的字迹、古老而变黄的稿纸来看，更多的关注可能不是纸的内容，而是这张纸长久以来的友谊。(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一百多年来，师范大学，大大学，这样工资就没完没了了。

文学史，一个

聂石樵撰写的《玉溪生诗醇》作者提供

聂先生的著述，搜集整理为《聂石樵文集》，共13册，201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从此书来看，聂先生的学术成果既有收入《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古代诗文论集》（均与邓魁英先生合作）中的学术论文，也有《屈原论稿》《司马迁论稿》这样的专题性研究，还有《楚辞新注》《杜甫选集》（与邓魁英先生合著）、《玉溪生诗醇》（与王汝弼先生合著）等对经典的注解，再有，就是《先秦两汉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古代戏曲小说史略》这几部文学史著作。在13册《文集》之外，还有一些著述，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册，聂先生为主编，又如《诗经新注》，聂先生主编，等等。

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上，聂先生是通儒，这有他和邓魁英先生合著的《古代小说戏曲论丛》为证。现在大学的古代文学教师，讲究分段研究、分段教学，聂先生他们那一辈就不然，作为古代文学的教师，要对文学史上下两千多年有“打通”的研习，聂先生正是这样“打通”的学者。上述聂先生的各种著述，从先秦两汉南北朝一直到元明清，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古典文学几大主要文类，他都有专深的研究，单就这一点说，也是后学的榜样。《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初版时，启功先生为之作序，其中还专门介绍说聂先生和邓先生是学术界一对贤伉。

聂石樵与夫人邓魁英作者提供

聂先生对《楚辞》的研究兴趣始于上大学时期，后来教学，每有发现，都写成札记，积累渐多，对《楚辞》就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为经典著作注解，在古代是主要的著述形式之一，所谓“我注六经”。对经典著作的专深研究，必经的路子是对经典本身的字句篇章作深细的触摸和体味，而对古老经典的研究，又像采集多年的矿井，要通过很长的巷道才能到达可以采集的掌子面。聂先生对《楚辞》的研究，对杜甫、李商隐的诗歌研究，都曾下过穿越巷道到达掌子面的大功夫。读者读《楚辞新注》，除了收获注解者的新见，还可以领略《楚辞》研究那漫长“巷道”的曲折。有了对经典作品本身深细的体会，才有《屈原论稿》的纵横议论。这两本书出版的时候，笔者还在读大学，看到当时一次“《楚辞》研究学术会议”的简报，称这两本书是“《楚辞》研究的新成果”。1982年《屈原论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著名学者、编辑家周振甫致信聂先生说：“论《离骚》作于初放汉北时，论点极为正确。就这一点说，我认为您超过一代大师鲁迅、郭沫若，一代《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说超过，指这一点说。您对于其他论述，也都见您广泛地阅读历代《楚辞》研究者的著述，博观约取，立论精辟。”后来，著名《楚辞》研究者马茂元先生在他主编的《楚辞要籍解题》中评价《屈原论稿》“善于将文、史、哲互相贯通，深入考察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汤炳正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中也称赞《屈原论稿》对于屈原思想儒法之变的分析。

聂石樵撰写的《屈原论稿》作者提供

聂先生年轻时与王汝弼先生合作注解李商隐，王先生说既然注就要“把李义山诗注活了”，这也是聂先生注杜甫诗的追求。《杜甫选集》是他与邓魁英先生合作的。老二位在那特殊的年代属于“白专”，都是“靠边站”的，教学停止，有一段时间聂先生还为自己争取过一个烧锅炉的工作。后来邓先生让我们几位学生看家里老照片，有一张就是聂先生烧锅炉时照的，头戴一顶大棉帽子。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聂先生与邓先生一起选注杜甫。做这样的工作，聂先生后来说，本是不指望发表、出版的，只为一点精神上的寄托。以情感寄托、精神致敬的方式著述，是聂先生论著的一个特点，由此他还写了《司马迁论稿》。有一次师生谈话时，聂先生说，《史记》是字字血泪的。对这位两千年前的大文学家、大史学家，聂先生力图准确理解与评价。他曾说起司马迁在新中国学术界的评价。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问题争论比较激烈，分歧也比较大。聂先生说，司马迁写史，“不虚美，不隐恶”，评价司马迁，也应该这样。既要说明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哪些新思想、新问题，又要看到他的不足；既要陈述他对史学和文学等各方面的贡献，又指出他的历史局限性。聂先生说，他是注意从史学、文学统一的角度进行评价的。以历史、文学的统一关注作家，关注文学，是聂先生一以贯之的治学风范。

几十年师大老师，聂先生常教的是文学史。像我们这些九十年代师从其学习的人应该都记得，老师常常嘱咐：不要跟着那些新理论乱跑，要注意基本典籍，注意对作家作品的熟悉。我们当时心里多少有些不服气，越到后来越觉得这不是老生常谈。聂先生之所以这样嘱咐学生，源于他自己年轻时的教训。“文革”结束后，聂先生对自己讲授中国文学史的经历进行了反思，“有不胜愧悔之感”。因而，他晚年写文学史，讲究“求真”，而聂先生所谓的“真”，就是重史实、重证据，用事实说明问题，尊重文学史辩证的发展过程，不能从主观愿望、理论模式出发，更不能从某些现实需要出发，那样做并非“古为今用”，只能歪曲文学史。聂先生要写“实事求是”的文学史，要写“修辞立其诚”的文学史。

整理自己早年古代文学史各阶段的讲稿，将其提升为断代的文学史，是聂先生退休后倾力完成的工作。从《先秦两汉文学史》到《元明清小说戏曲史略》，聂先生基本把古代文学史写通了。聂先生修史，如上所说，意在“求真”，而聂先生心目中的“求真”，就是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前者表现为以下两方面：其一，对文学作品所赖以发生的时代社会环境加以重建；其二，构建同类文体之间、不同文体之间的影响关系，以便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说明一个时期某一种文学体裁、文学风格、文学流派和文人集团之形成、发展、衰落的原因，即从文化的角度切实说明某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乃历史发展之必然。后者，则表现为对作家作品的深究，从而衡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写作自己的文学史之前，聂先生归纳过已有文学史的几种写法，有的是按时代选择和排列作家作品，有的是以某种思想或美学观念为标准选择作家作品，有的则是以文体发展的线索来安排作品。聂先生选择的是后一种，认为这是考察文学源流的最老实也是最好的方法。聂先生说，1966年以前自己讲文学史，采用的是前者，一部文学史好像一部作家作品论。如此，伦理和政治的观念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样做，是跟随当时的形势走，其实是贬低了文学史的“文学性”。采取文体为本位的方式，好处是可以像刘勰《文心雕龙》所说，“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可以形成最自然、最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的史学叙述。聂先生认为，具有连续、阶段性特征的不是某些观念，而是文体自身的演变与分化，也只有文体的线索，最可以将数千年的文学史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发展的整体。聂先生写自己的文学史时，对学术界的各种探索，聂先生是肯定的，但是对一些说法，如以“人性发展”来结构文学史，聂先生表示怀疑，说，如何才能认定明清的人性观念一定比唐宋更进步呢？这就难免有些勉强了。

聂先生说，他写的文学史，为的是方便学生的学习。评论家、文学评论家撰写的文学史，偏重在综合论述，一般不重具体事实分析。聂先生写文学史更着眼于学生的接受，对作家、作品及文学史之史实、现象，重视从具体分析出发，再加以综合论述，得出恰当的评价。这样可以使学生从感性到理性，以免形成概念化倾向，影响学生对知识全面扎实的掌握，这是他长期教学工作形成的习惯。

聂先生写文学史的大框架，大体是按朝代划分的，因为每一个朝代社会政治文教等方面都会变化，而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很长一段时间是士大夫，受政治文教政策影响大。不过，一些时代的划分，还需要作具体分析。如秦在制度上与汉是一致的，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前后相承，但文学却不发达，仅有杂赋若干篇、《仙真人诗》和李斯的铭文等，是战国文风的延续，所以，他在《先秦两汉文学史》中是将秦文学归属战国文学之末的。再如，一般文学史往往将六朝文学置于建安至两晋这一系统中，往往又将隋代文学归属于唐代系统。聂先生以为这不妥。六朝从历史角度而言起于吴、东晋，而就文学史讲，刘宋时是六朝文学的开端，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六朝文学从刘宋开始。隋、唐在制度上前后相承，论文学，隋朝却是六朝文风的余绪，所以聂先生将隋朝文学附于六朝之末。

聂石樵撰写的《唐代文学史》作者提供

以文体为本位观察文学史变迁，聂先生的文学史有许多重要而有趣的发现。例如在《唐代文学史》中，聂先生这样说道：“盛唐诗是在对立中发展着。几乎每一时期都有两个相反的流派出现，一派偏重于对传统的体裁、诗风的继承，一派则在原有之领域中作新的开拓。如王维、孟浩然等是继承陶渊明玄言诗系统发展而来，岑参、高适等则是采用乐府形式反映社会现实，二者是对立的。又如李白是继承古诗的传统进行创作，杜甫则是重在律体之创立，二者也是对立的。这种相反的对立形势，发展到中唐，又出现韩愈等与元稹、白居易等的对立，唐代诗歌便在这种对立中发展着。”这是很有启发性的概括。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些过去在文学史论述中地位不高的作家作品，得到了重新的认识与论定。例如南朝作家沈约、徐陵、陈叔宝、江总等，在聂先生的文学史前，这些作家是被轻视的，可是这些作家在诗歌文体及语言上的贡献却是巨大的，所以聂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文人拟乐府”这样的题目下，讨论这些作家在诗歌主题和格律修辞方面的贡献，论定其上承两汉乐府，下开唐宋声诗的历史地位。

文学史发展必然表现为具体作品内涵形式上的变化，因而文学史写作必定伴随对具体作品的剖析取证。聂先生解读作品主要采取“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具体作品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引用大量的史料，来挖掘揭示作品真实的内涵，绝不人云亦云。例如曹植《名都篇》，学者多褒扬，认为有所讽喻，但具体讽喻的对象，则不甚了了。聂先生征引《艺文类聚》《初学记》等所记载的曹丕《答繁钦书》和《与吴质书》《典论·论文》等文献，认为《名都篇》“疑为刺丕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的诗篇。这样的例子在他的几部文学史中着实不少。聂先生写文学史，有宏观大见，那是因为他对整个古代文学历程有“打通”的研究；以文体为本位，是因有对自己多年教学的反思及对同类著述的比较；他那些对例证作品不同寻常的解读，是因为聂先生有从前辈学者那里传承下来的治学“金针”。

师大古典文学有博士点，是聂先生申请并获得国家学位部门批准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聂先生开始带研究生，二十多年间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这与聂先生的学风民主有关，从论文选题到写作，他都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老师也会不断提醒学生，要读正经的书，选题也应该有可持续的研究性。另外，老师还常说，你们将来大多要做大学老师，论文选题不要太偏冷，那样不利于教学。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开题，老师把所有在读的学生召集在一起，对同学的论文提纲发表意见，这与论文开题只有教师参加是很不同的。

聂先生的研究生教学很成功，却不善于给本科生上课。给本科生上课，学问不是问题，有麻烦的是聂先生那拖泥带水的普通话。到先生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到老师家去，邓先生还跟我们讲聂先生“主席（食）吃什么”的笑话。乡音难改，正是聂先生性格的一种表现。先生为人谨慎谦和，在一些涉及原则的事情上又是倔强的。他的退休，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性子直，得罪了人。那时，我们还在读博士，《先秦两汉文学史》出版不久。可是，聂先生并未因此而放弃已经开始的文学史写作。退休了也是师大老师，有了空闲正好修史。以后，一直到耄耋之年，我们每次去老师家，都看到他在那里伏案写作。聂先生曾说，当老师的，退不退休，都是在家看书写文章。为古典文学修史，在先生，是事业，也是责任。

读先生的各种学术著作，总会被著作中的前言后语所感动。如《屈原论稿》的后语：“回首往事，在那夏云暑雨、冬月祁寒之时和荧荧子夜、青灯欲蕊之际，凝神沉思、染于翰墨之情景，犹历历在目。然而在这大半生的历程中，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庄子有云：‘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正道出我此时此际的心境，可谓异世共慨，千古同悲！”这样的情绪，聂先生在一般的师生交往中是从不表现的，这也使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多少有些不解。晚年在接受《文艺研究》采访时，聂先生对此做了解释：“这首先应该是身世之感吧。我少年鄙钝，不晓世事，及长负笈游学于京师，家贫不足以自给，每个假期都为学校图书馆抄录目录卡片，以求豁免学费，困厄凄苦之情难以言表。毕业之后，生活仍极清贫，可谓薄禄作无穷之祟，‘白专’结不解之仇，多受磨难，而内心抑郁，幸可寄情古人，而屈原、司马迁、杜甫、李商隐，此皆心怀愤懑而以情动人者，浸淫其间，又不能不深受感染，所以，受古代文学之忧伤气质的熏陶，也是一个原因吧。”读了这样的深度表白，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才恍然明白，原来老师对于古典，存在着这样的契悟。老师的研究，是学术的，也是生命情感的。聂先生是典型的书斋学者，宁静安详，与世无争，正所谓静水流深，深潜的研究伴随的是生命情调上的共鸣。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11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