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来,张居正在改变法律。

开启了将全国的赋税与徭役统一核算征收的制度,从而引发中国赋税徭役制度的一次大变革,成为中国赋税徭役制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一条鞭法简化了征收名目和手续,有利于防止豪强、官吏隐田逃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折银制度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有积极推动作用。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并非偶然,它是明朝赋税徭役制度变迁的必然产物,又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并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都以农业大国而居,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

农村早期发展离不开农业,农业的开展离不开农民,而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个关系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三农问题在整个有农业的历史里反复出现,甚至成了中国历史上特色的“问题”,怎样去解决会成为一个朝代兴衰的关键。

回看历史,汉行休养生息,方有文景盛世;唐有均田,始有贞观、开元之治;明初力压豪强地主,固有国富民安的一代。

元末明初三农问题严重,却能在短时间里恢复社会生产秩序。

明朝成立初逢元灭之萧条,朝代更换间总是难免会出现民不聊生、贫苦荒芜、百殆具兴之景。

而元朝统治时期,土地兼并问题严重得不到解决,确实为明初开朝者留下一大难题也。

元朝是个以游牧民族为主的蒙古民族,带着顶蒙古包,走马为家。

汉人视之为生命的土地于蒙古人而言不过是一块普通的草地。所以他们侵入中原后,大量掠夺的是牛羊马之类的牲畜和钱财,他们后来圈占土地赶走农民也只不过为扩大放牧的草场面积。

史料载:

“有诸王牧马草地,与民田相间,互相侵冒,有司视强弱为予夺,连岁争讼不能定。”

蒙古贵族为攫取农民之地,以战争胜利者之势豪夺。

亦有史料:

“凡诸王、后妃、公主等贵族,都有所谓采邑封地,在分地内,可荐私人做地方官,而不受元政府的铨选。”

蒙古贵族将汉人田地随意瓜分,并随意劳役耕作的农夫,这样不仅仅使原有种植历史的土地遭受了破坏,还使大部分的农民丧失了他们视之为命的土地;农民受异族压迫,民族和阶级矛盾日益积累,土地乃百姓之命根,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引发了元末农民起义。

俗话说农民有三宝:土地、老婆和棉袄。孟子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和政事,并将土地列为国家三宝之首,可见其重不只仅限于农民,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当中,土地之争是历史发展之绳,牵涉着各个方面。

元末统治者也意识到了土地之重,但他们只是意识到利用土地来剥削农民这招,容许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将农民变成佃民,加其租,使其力。

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以浙江绍兴为例可见,佃户一家最多不到十亩地,大部分的佃户只有一两亩地,可是这十亩地里要交的各种租赋杂税很重。

“江南有地土之家,招募佃客,所取租课,重于公税几倍。”

这些都在一步步点燃农民心中的愤恨之情,为日后的农民革命埋下了地雷。

1368年,朱元璋建立农民政权明朝,之所以说明朝是农民政权,是因为起义所组成、并在过程中起到主力作用的群体均为农民。

并且领导者在起义中的纲领和口号偏向于农民阶级:“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口号是朱元璋决意北伐时宋濂等人帮忙起草的。

针对元末留下来的社会问题以及明初新成立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朱元璋吸取了元朝灭亡的一些关键因素,除了民族矛盾所引发的问题,还有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

想要短时间内让新政权的雏型得以立起来,必要先将起义的主体农民稳住,农民跟着自己起义是为什么:要土地、土地、自己的一亩土地!

朱元璋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稳定社会“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居地。”

并且实行了屯田制,鼓励大家开荒扩土:

“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 “四方既定,流民各归田里。期间有丁少田多者,不许仍前占据他人之业。若有丁众田少者,许于附近荒田内官为验其丁力,给其耕种 ”。

大量的荒田得以开发利用,暂时满足了无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

除了将原来无人耕种的荒地开垦出来发展农业,朱元璋还大力倡导兴修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元末明初旱涝灾害频繁,民饱受其害,农业收成也年年欠收,这也是造成流民大量南下的原因之一。

有数据显示,黄河在908年到1368年这460年间出现了235次决口,甚至夺淮入海,朱元璋命人修江南和州铜城堰闸和广西兴安县灵渠、疏吴淞下流、大黄浦、刘家河等,并建彭州都江堰等。

这一系列的措施为开国带来了一翻新面貌,移民屯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增加了谷物产量和国家租税;也使垦田数目增加,从元年的七百七十余顷到十三年的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一顷;另外经济开始好转,人口数目的逐渐增长可见。

但是这个阶段的农业发展还是相对落后,并没有什么起色的。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明朝的农业相比元朝开始有所恢复,但是这个时候农民的生产工具仍然是落后的犁、锄、镰等,默默地用着古老的方式生产,生产结构比较单一,难有发展,这种状况持续到嘉靖年间才发生了明显的进步。

例如说耕作工具出现了“木牛”来代耕,还出现了高效化肥“榨油枯饼”这个时候的农民已经开始针对不同化学性质的土壤来施加不同的化肥,不仅仅增加了粮食产量和效率,也改良了土壤。另外,西传产品也在农业里有所培养种植,例如说棉花、玉米、甘薯等。

在封建社会里,主要的两个阶级: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现在只是协调了农民一方阶级的需求。

农民起义的时候,虽然朱元璋和他的将领都是农民出身,并且在过去都曾受到过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但是在这场农民起义过程中,由于农民自身的力量比较薄弱,为了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不得已农民起义军选择和地主们合作。

例如当年朱元璋也依赖这浙东、东南的地主如刘基、宋濂等人的帮助。

虽然和地主阶级达成了一致的利益和目标,但是这利益一致也只是起义的过程中,一起义完,地主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再次被点燃,主要还是在土地兼并的问题上。

地主自私的隐瞒土地的面积和人口等情况,直接危害到了国家的财政税收,所以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在步步深化,国家赋役制度的整顿和改革势在必行。

虽然朱元璋后来让地主担任官吏或粮长等职,又或将他们举家迁移到京师来。

但是地主总不会因为这些而变了自己剥削农民的“本性”,他们还是抓住任何一个能增加自己领土和人力的机会,使尽一切办法逃税和徭役,例如说使包荒、移丘换段等手段。

于是有了万历年间张居正针对土地兼并问题着手变法,提出了“一条鞭法”的政策制度。

一条鞭法,从字可见,所有的税务统统归于一样一齐来算,谓之一条鞭。

税种删繁就简,征税的对象也由实物转变成货币税收为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清丈土地,扩大征收面,使税负相对均平。

明朝时大部分地区出现了赋役不均的现象:丁少地广的大地主在其中钱财尽收,却将那些封建政权下的财政负担一股脑转嫁到贫民身上,让地少丁多的农民担负着沉重的赋税徭役,而清丈土地使那些田多丁少的地主乖乖的按土地的面积多少交税。

一条鞭法主要是将一切的条目归于按田亩征收,减轻了农民的税役负担,为明朝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毕竟,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地主是主要的两个社会阶级,其中土地主要高度集中在少数的地主手里,而丁数聚集在农民这边,所以说人头税是不合理的。

第二,统一赋税。

为了使这一举措可以得到持续的效果,政府又颁布了另一条改革内容:统一赋役,限制苛扰,使税赋趋于稳定。

在之前,繁杂的赋役使百姓吃不消,层层官吏也会从中抽取好处导致最终上缴的税金大大减少,而今,税款大抵可以“安全到京”。

第三,征收的办法方面,计亩征银,官收官解,使征收办法更加完备。

税收从实物转为货币,可以看到社会上银等货币已经开始泛泛使用。

这一举措刺激了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

汉朝实行十五赋一,甚至到后来的三十赋一,一步步在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方有了汉武大帝在位时汉朝江山的大好风光。

唐高祖实行均田制,方有了一别灭隋后的萧条,人口虽少,却能复唐初的繁华,为贞观之治打下基础。

人口少地方多的朝代,或者说农业税少的朝代,农业问题就会解决得好,社会才会稳定发展。

无论是明初的鼓励政策还是后来一条鞭法的改革,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在推动生产力发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至少,农民暂时满足了对土地的小小渴望。

脚踏实地,面朝黄土,犁锄相伴,清风明月黄牛为友,我想这应该是一介农民心中最完美的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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