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遇到非西方事务,西方的“新闻自由”原则就被意识形态的偏执取代。最近,这条规律再次得到应验。几天前,有报道称,“德国之声”将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封口”。在此之前,德国体育信息社记者迪特•黑尼希也被解职。原因都是因为表述或报道有“明显亲华”倾向。

西方所宣扬的媒体“新闻自由”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骂中国”有自由,替中国说公道话却没了自由?是什么造成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以及对很多非西方国家的严重偏见?这的确是有趣的问题。

实际上,媒体是西方社会复杂管理体系的一部分,它们扮演一部分社会监督者的角色,对政府、社会现象进行批评,进而成为体制内制衡各方的一种力量和平衡利益的工具。这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发展,其内部各种势力不断磨合的产物。如果纵观西方媒体报道的整体图景,就会看到,所谓的“新闻自由”实际上只是在同一价值体系内有效,维护的是西方主流社会的利益。而一旦走出西方封闭的利益体系,面对其他利益群体,西方媒体立刻散发出“独裁者”的味道,其面目令人吃惊。

这些年太多的事例向世人证明了西方的“新闻自由”在世界舞台上出了问题。在报道国际新闻时,西方媒体常常表现得西方利益至上、政治挂帅,以至于不顾事实、人云亦云。比如,北京奥运会期间,很多来华的外国媒体、游客惊呼自己的“中国印象”被颠覆了,百闻不如一见,面前的中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之所以会发生这种集体性的“印象颠覆”,就是因为之前存在着一个集体性的“印象骗局”。在绝大多数没有来过中国的西方人脑海里,中国是一个由西方媒体编织出来的形象,而制造过程其实是一个用西方价值观“量体”之后,对中国现实进行筛选、编织甚至捏造的“裁衣”过程。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出版界、媒体界层出不穷地介绍西方社会的各种先进之处,所以当中国人真正走进西方世界,总体感觉并没有超出之前的预期,甚至一些人在看到西方社会的负面时,感到落差和“幻想破灭”。

反观西方世界,从积极的角度理解中国经济进步、肯定中国政治进步的评述寥寥无几。如果中国没有政治进步,可能带来经济的腾飞吗?如果中国经济原地踏步,中国人现在的生活又将是怎样的面貌?对于中国人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的事实,西方乐见的笑脸却不多见。每每双方出现摩擦时,就会立刻出现一批皱着眉头使劲向中国戳手指头的人,因为在“反华”思维的大旗下好乘凉,“逢华必反”是主流意识愿意走的老路。这条路虽然与事实背道而驰,但符合目前西方的舆论环境,走起来总是没有危险的。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和西方媒体比起来,这些年不断进步的中国媒体说了更多关于西方的真话,而西方媒体说了更多关于中国的假话。

“新闻自由”有时更像是西方价值观操纵的一个逼真的木偶,它的表演直接受西方社会认同的价值体系的干预。1999年科索沃冲突时,英国广播公司本站驻贝尔格莱德记者约翰•辛普森以“在报道中未能与政府的口径保持一致”被斥为“没有达到一个老记者‘应有的标准’”,还接连遭到了英国政府的严厉批评。2003年6月5日,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不久,《纽约时报》两名高级主编因报道欺诈丑闻而被迫辞职。而在战争中,驻伊美军频频干涉记者的新闻自由,次数之多令人震惊,甚至给每个记者发了长达15页的“战地采访须知”,各国记者也必须遵守“三不准”的报道规定,否则就会被“清理出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本站资深记者彼得•阿内特“只是说了一些自己的感想”就被公司解雇。布什老家得克萨斯州的一位记者,因为写了一篇反战文章,其专栏被报社取消……

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有线新闻电视公司记者克里斯蒂娜•伯耶松就“西方新闻自由”道出了真心话:“当局控制着媒体传播的信息,而记者则变成了当局的‘速记员’”。伯耶松曾和另外14名西方新闻记者合写了《黑名单》一书,称西方新闻自由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而这样的反思正应该从他们所坚持的“新闻自由”的狭隘性开始。

西方内部的“新闻自由”也并不像一些人标榜的那样干净,但这是西方内部的问题,在此不多议论。毫无疑问,西方媒体必须从心理上真正走出西方世界,拥抱全人类。世界在发展,非西方世界的亮点很多,西方世界看待非西方世界的很多老观点显然过于陈旧,与事实格格不入。现在是西方媒体说真话,真正表现“新闻自由”的时候了。几乎所有西方学者都承认,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多于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这有些是历史造成的。逐渐填平这道认识中国的鸿沟,西方媒体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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