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斯梅尔 缅怀法兰西友人、戴传作家德拉戈尔斯

在我相识的法国友人中间，有一位特殊的朋友，他就是法国著名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巨著《戴高乐传》的作者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

德拉戈尔斯先生，长我二十岁，早年参加过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抗德斗争。2001年至2004年期间，我因翻译出版他的巨著《戴高乐传》而在巴黎结缘，并有幸成为他的忘年交。而今，我思念故人，觉得我们的这份书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法关系史上，堪称一篇带有悲喜剧色彩的佳话。

一、在巴黎同德拉戈尔斯相识

2000年初至2002年夏，我第二次到巴黎中国驻法使馆研究室工作。在此期间，经一位50年代以《问题》一书著称法国的已故作家亨利·阿莱格先生的介绍，我有幸在塞纳河畔同德拉戈尔斯认识。

记得我是2001年6月的一个周末，登门拜访了德拉戈尔斯。在明亮的客厅里，我见到他的第一眼印象是，老先生思维清晰，说话有力，不像是年逾古稀的样子。我一开始，就从心里喜欢他和他的夫人达尼埃尔。

作为未曾谋面的晚辈，我自然要先做一番自我介绍。我主要是介绍自己学法语的经历。我对德拉戈尔斯先生说，我是1964年中法建交那年秋天从上海到北京学法语的。不久后，文革爆发，学业遭到中断。70年代初，在北京当中学法语教员。为了提高业务，我在教书之余开始自修，主要是进行法译中练习，如翻译和发表过欧仁·鲍狄埃的诗歌。80年代在中央机关工作时，也继续进行自修，曾出版过塞内加尔前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的诗选、法国儿童文学鼻祖夏尔·贝洛的童话全集等。在80年代中期，由于本职工作和兴趣改变的缘故，我自修的重点开始从文学转向政治，先后翻译出版过《费加罗报》总编弗朗兹－奥利维尔·吉埃斯贝尔所著的《希拉克传》和《密特朗传》等。特别是1995年7月，希拉克总统在爱丽舍宫为我的《希拉克传》中译本题词，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为了增进相互了解，我在谈话中提到了我所认识的一些法国友人，如已故的著名对华友好人士、原法国新闻部长和《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阿兰·佩雷菲特先生。9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巴黎使馆常驻时，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著名北大教授张芝联先生曾介绍我同佩雷菲特先生相识，以联系《希拉克传》中译本的版权事宜。

在交谈中，德拉戈尔斯主要谈到他所出版的著作和同戴高乐将军的友谊。早在1964年，老先生就出版过《在两个世界中的戴高乐》一书，并当面向戴高乐将军讨教过戴传的创作问题。老先生还说，作为戴党的中央委员，他同曾经当过戴党总书记的佩雷菲特有过交往。

接着，我们的话题就自然地转到了中法友谊。我对德拉戈尔斯说，中国人民无比热爱戴高乐将军。之所以如此，除了将军为法兰西民族立下的丰功伟绩之外，还因为1964年他同毛主席和周总理一道实现了中法建交。德拉戈尔斯听了对我说，他始终追随戴高乐的对华友好传统。迄今为止，他已经五次访华，1973年访华时曾见过周恩来总理，后又去过毛主席的故乡韶山。这些访问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这样，我们在一种友好、真诚和融洽的气氛中谈到了正题。我表示，对德拉戈尔斯在1999年出版的煌煌巨著《戴高乐传》表示由衷的敬佩。我恭恭敬敬地对老先生说，我愿在2002年离任回国后翻译他的新著戴传，为将要举行的中法文化年活动献礼。

德拉戈尔斯听了显得很高兴，很兴奋。老先生说，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多亿人口的国家，翻译出版他的著作，他感到非常荣幸。老先生当即表示要邀请我翻译他的著作《戴高乐传》，希望其中译本早日在中国出版，并对我未来的努力致以感谢。

临别时，应我的请求，德拉戈尔斯在我从巴黎弗纳克书店买来的《戴高乐传》上题词。他用微微颤动的右手，端端正正地写道：“致曹松豪先生：这部戴高乐传记对于我的一生和我的祖国具有那样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也是如此。希望此书符合您对戴高乐将军的关注，谨表友情，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

就这样，我有幸同德拉戈尔斯先生相识了。我们在塞纳河畔做了一个重大的约定：要为翻译出版老先生的1400页巨著《戴高乐传》而共同努力。

二、同商务联系出版事宜获得成功

2002年7月，我离任回到了北京。我双管齐下，一方面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翻译长征，另一方面又抓紧同国内出版界联系出版事宜。

毫无疑问，同出版界联系出版的事情遭到了困难，而且比我在巴黎预想的还要困难，因为当时出版社接受选题时主要要看经济效益。当然，如果换位思考，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经过数月的徘徊，幸运的是，在驻法使馆文化参赞候湘华同志的指点下，我同商务印书馆进行了联系，没有遭到拒绝。此后，经过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孙绳武、原商务印书馆历史编译室主任沈愈的大力推荐，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原则上表示考虑戴高乐传这个选题。

同年12月，我给杨总写了一份《关于翻译出版法国新著戴高乐传的建议》。这份报告有5000多字，共分五个部分：关于传主戴高乐的评价；关于德拉戈尔斯的新著《戴高乐传》；关于作者德拉戈尔斯的简介；关于笔者翻译戴传新著的想法和几点有关情况；关于出版德拉戈尔斯戴传新著的建议。

我在报告中写道：“德拉戈尔斯穷尽毕生的精力、心血和智慧，以其深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非凡的才华和顽强的毅力撰写了这部辉煌新著，向我们描述了戴高乐壮观的、对20世纪的法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打上其深刻烙印的八十年人生。此书内容丰富，考证严谨，引述了800多个人物，援引了500多种参考书，添加了1200多个注释，其广度和深度，可谓是当今法国研究戴高乐的高峰，在研究戴高乐将军的人生和思想，研究与此有关的法兰西第三、第四和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史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因此，在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与时俱进、反映世界文明最新优秀作品的今天，翻译出版德拉戈尔斯的戴传新著是很必要的。”

杨德炎先生在百忙中读了我的报告，并在2003年2月8日通知我，商务印书馆已将翻译出版德拉戈尔斯的《戴高乐传》列入其出版计划。至此，我从多次接触和谈话中，对德炎先生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他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位大家。他在领导商务印书馆这艘中国现代出版巨轮中，既有卓越的战略眼光，也有卓越的实干精神。

2月17日，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致函德拉戈尔斯，向老先生报告了商务同意翻译出版戴传的佳音，同时也通报了我同商务译作室主任狄玉明商谈出版事宜的情况。

关于2月13日谈话的主要内容，我在信中归纳成九点：笔者拟在2003年底完成中译本初稿，然后从2004年1月底至6月底，分阶段地将修改后的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商务拟在2004年9月举行法国文化年在中国的开幕式时，或者在2005年1月中法建交41周年时出版中译本。商务希望出版戴传的删节本而删节本将做成两卷本，篇幅为中文100万字左右。关于中译本版权，商务拟同法国佩兰出版社联系，但请作者事先向佩兰出版社打招呼。关于法方对中译本的赞助，根据法国外交部实行的“傅雷计划”，商务建议作者将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戴传的信息转告法国外交部。关于中译本序言，中方考虑请戴党总统希拉克为中译本写序，或者请戴高乐将军的战友、前戴党总理皮埃尔·梅斯梅尔写序。关于中译本封面，拟用戴高乐将军的肖像，请作者帮助选择几张肖像，供商务用。此外，请作者提供戴高乐的个人生平和家庭照20张至30张，以便在正文前和书中刊用。中方希望将出版戴高乐传中译本列入法国文化年2004－2005的活动计划之中。如有可能，拟请作者给法国驻华大使让－皮埃尔·蓝峰先生打个招呼。

无疑，此次谈话对于我同德拉戈尔斯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和老先生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此次谈话的主要议题来进行沟通的。据不完全统计，仅是我和德拉戈尔斯之间交换的信函和传真竟有40封之多。

三、同德拉戈尔斯在京重逢

2004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法国文化年的开幕仪式，以及《叱诧风云的伟人——戴高乐生平展》的活动。在年初盛情接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后，法国戴高乐基金会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派团访华，出席上述开幕活动。76岁的德拉戈尔斯先生以戴高乐基金会理事和《希望》杂志主编的身份，携夫人随团访华。

10月7日上午，我在万寿路寓所接到德拉戈尔斯来的电话，说他刚刚抵达北京，约我当天贵宾楼见面。下午4时许，我赶到位于天安门东侧的贵宾楼，见到了德拉戈尔斯夫妇。久别重逢，倍感亲切。老先生请我到一层大厅里喝茶聊天。

我们刚刚落座，就抓紧时间，直奔戴传的翻译出版问题，其中包括翻译的进度、中译本封面设计和选用照片等细节问题。

关于中译本序言，我同德拉戈尔斯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主要有三点：其一，确定由四位中法友好人士为中译本写序。其中，法方人选两名，他们是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兰西”战友、前总理梅斯梅尔先生，前部长、戴高乐基金会主席伊夫·盖纳先生；中方人选两名，一位是驻法国大使蔡方柏先生，他已经同意写序，另一位待定。其二，关于请梅斯梅尔作序问题，主要是情况发生了变化。本来，在我致函希拉克总统、请他为拙译写序之后，法国驻华大使蓝峰先生曾受希拉克总统委托，主动来信说代为中译本写序，我也复信表示了欢迎。但是日前，蓝峰大使突然调任回国，无意中撇下此事。鉴于这种变化，我向德拉戈尔斯提议，改请他的老上司梅斯梅尔作序。对此，德拉戈尔斯表示同意，但与此同时，他提出希望中方有一位国家领导人作序，以示礼仪对等。第三，关于请中方国家领导人作序的要求，我对德拉戈尔斯表示理解。我说，届时可以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先生写序。他听了我的考虑和解释，感到满意。

关于中译本照片，主要是德拉戈尔斯提出一个想法，表示希望中译本能刊登胡锦涛主席题词的照片。他说，此次在京举办戴高乐生平展，特地展出胡主席2004年1月在戴高乐基金会写题词的留言簿，这表明法方对胡主席题词的重视，也体现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如能在戴传中译本上发表此照，就会进一步加强其在中国出版的意义。我答应向商务转达此意，并表示尽力而为。

谈话结束时，已到了华灯初上的时分。在习习秋凤中，我陪同德拉戈尔斯夫妇，步行到东单的嘉福酒楼吃饭。这家两层的中菜馆虽小，但古色古香，点缀着名人的书法作品和照片，洋溢着一种风雅的文化气息。那天，我点了糖醋排骨、糖醋鱼、漳州鸭等佳肴。席间，老先生爱用筷子吃饭，既喜欢宫爆鸡丁的甜辣味道，也喜欢喝浙江绍兴的黄酒。由于右手的颤动，德拉戈尔斯有一次没有握住小酒杯，把杯里的酒洒了，但这件小事并没有使他扫兴。我平时不好喝酒，但这次为给老先生接风，却频频举杯，祝德拉戈尔斯夫妇健康长寿，生活幸福。我们仨也一起举杯，共祝戴传早日出版和中法友谊不断发展。

此后五天，德拉戈尔斯参加了由外交学会安排的重要活动，其中包括在人大会堂举行的国宴。而我则在好几个场合里都见到德拉戈尔斯活动的身影。

10月9日上午，德拉戈尔斯应法国研究会会长蔡方伯大使的邀请，到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做关于法国政局的学术报告。中午，蔡大使在长安戏院内的餐馆里宴请德拉戈尔斯，我和朱秋卓作陪。当晚，德拉戈尔斯携夫人，出席商务总经理杨德炎在位于南池子口的菖蒲饭店里举行的晚宴，我和蔡大使、商务译作室主任陈小文等好几位参加作陪。这一天，尽管老先生参加了三场活动，有些劳累，但我看得出来，他感到非常高兴，亲身感受到中国人民对他表达的深情厚谊。

值得一提的是，10月10日下午，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戴高乐基金会在中华世纪坛大厅里联合举办了《叱诧风云的伟人——戴高乐生平展》的开幕式。胡锦涛主席夫人刘永清和希拉克总统夫人贝尔纳黛特出席，共同为开幕式剪彩。

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开幕式上，我同德拉戈尔斯夫妇再次见面，在热烈握手之后，大家在戴高乐的巨照前合影留念。接着，老先生亲自带我去参观展览，他边走边给我讲解，使我在高科技的声光展览世界里，领略到20世纪法兰西伟人戴高乐的风采。后来，原中联部部长朱良同志、著名北大教授张芝联先生先后来世纪坛大厅参观展览，我分别同他们在大厅相遇，便沿着同老先生刚刚走过的路线，陪他们仔细观看了一遍。总之，有机会同德拉戈尔斯先生一道，共同见证戴高乐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这是一件令人陶醉的快事。

10月12日晚，在戴高乐基金会代表团回国前夕，我特地到贵宾楼去同德拉戈尔斯夫妇话别。德拉戈尔斯愉快地接受了我赠送的一件小礼品——佩玉石的红色“中国结”。交谈中，德拉戈尔斯对我相约说，等到戴传中译本出版时，他将再次访华，参加商务印书馆举办的中译本首发式。最后，老先生在那本从巴黎寄来的戴传删节本上工工整整地写道：

“致我的朋友曹松豪：我为此书题词，是因为他留下了我努力的足迹，而您要把此书译介给伟大的中国人民，并为此付出无比的辛劳。值此戴高乐将军生平展在北京开幕之际，谨纪念您对我的热情接待，感谢您非凡的合作，并见证我的深厚友谊，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2004年10月12日题于北京。”

四、沉痛悼念德拉戈尔斯逝世

12月2日凌晨，当我在译作之余浏览一下法国的新闻媒体网站时，突然从费加罗报网站的屏幕上看到了法新社发表的一条最新消息，题目是“外交记者和戴高乐主义者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逝世”。

法新社报道说，12月1日，德拉戈尔斯先生在巴黎西郊讷伊市的美国医院去世，享年76岁。作为外交问题的专家，他一生曾供职于法国《费加罗报》、法兰西广播电台等各大媒体，担任过《国防》杂志社长、戴高乐基金会《希望》杂志主编等职。德拉戈尔斯也有政治生涯：担任过“第五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的政治局委员，伊夫·盖纳部长和梅斯梅尔总理的顾问。他著有20部历史著作和随笔文集，曾获法国四级荣誉勋位和骑士勋章。

看到德拉戈尔斯突然逝世的噩耗，我突然有一种晴天霹雳的感觉，不由得热泪盈眶。我心里念叨：一个半月前在北京见面还好好的，怎么刚回去不久就会病逝呢？我们共同约定的事业——中译本的翻译出版尚未完成，您为什么要不辞而别呢？那一夜难以入眠，我的脑海里始终翻腾着我们10月在京重逢的情景。

上午到办公室后，我立即给蔡大使打电话，向他报告了德拉戈尔斯突然逝世的噩耗。蔡大使指示说，要给他的夫人达尼埃尔·德拉戈尔斯发一个唁电。于是，我紧急起草了一份由蔡大使和我共同署名的唁电，并经蔡大使同意后通过传真的方式发出。唁电全文如下：

“惊悉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先生逝世，我们感到非常悲痛。作为德拉戈尔斯先生的中国朋友，谨向您和全家表示深切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

“德拉戈尔斯是法国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和历史学家，在政界也担任过重要职务，出版过许多著作，他的去世是法国政界、新闻界和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德拉戈尔斯忠于戴高乐将军的对华友好传统，一生五次访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特别是在今年中法建交40周年之际，他在10月来北京参加法国文化年开幕和戴高乐生平展活动，对中国人民表示了他的深情厚谊。我们不会忘记他对增进中法两国人民之间友谊所作的重要贡献。

“德拉戈尔斯的名著《戴高乐传》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是一本具有最新史料和最高学术水平的戴高乐传记，对世人了解戴高乐的生平和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相信《戴高乐传》的中译本在中国的出版会取得他生前所希望的成功，这将是对他一生事业和对华友谊的最好的纪念。

“德拉戈尔斯先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就这样，2004年的岁末是在失去德拉戈尔斯先生的悲痛中度过的。后来在巴黎听达尼埃尔说，老先生是在突然发病——胃内大出血之后，抢救无效去世的。

2005年新年伊始，达尼埃尔·德拉戈尔斯忍着悲伤，继承丈夫的遗志，为联系中译本的序言而积极努力。在她的热情帮助下，戴高乐基金会主席伊夫·盖纳先生在2005年1月27日，法国前总理、法兰西研究院院长梅斯梅尔先生在5月3日，先后向我提供了他们所写的精彩序言。

五、《戴高乐传》中译本成功出版

2005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前局长钟沛璋同志在《人民日报》国际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与他有不解之缘——写在《戴高乐传》中文版出版之际》的短文。这篇文章像布谷鸟报春一样，率先报告了《戴高乐传》中译本将要出版的消息。

后来，在结束一段曲折之后，《戴高乐传》中译本终于在2006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无疑是一件促进中法两国政治文化交流的盛事。

值得一提的是，戴传中译本史无前例地发表了四篇序言。第一篇是法国前总理梅斯梅尔所写的题为《戴高乐是20世纪的历史伟人》的长序。他强调指出，戴高乐是一位超群拔俗的国务活动家，他提高了法兰西的重要地位。他认为，有时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使人们理解和接受戴高乐所采取的立场。“1940年6月18日，他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时是这样；1966年，法国撤出北约军事组织时也是这样；1964年1月27日，法兰西共和国在不利于西方盟友、特别是不利于美国的情况下同中华人民建立外交关系时也还是这样，而美国只是在15年后才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第二篇是法国前部长盖纳所写的题为《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戴高乐》的短文。他言简意赅地指出，无论是法国人民，还是中国人民，都没有忘记“戴高乐于1964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他像呼唤东方中国一样写道：“现在是出版德拉戈尔斯先生所著的《戴高乐传》中译本的时候了。”

第三篇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所写的题为《永久的敬仰》的短序。他指出：“当两个超级大国以君临天下之势，到处发号施令之时，戴高乐总统同毛泽东主席一样，坚定地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自尊，公然藐视并坚决抗衡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他还强调指出：“只有那些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为国家民族的尊严和解放一往无前的人，能够赢得人民永久的敬仰。”

第四篇是中国前驻法国大使蔡方柏所写的题为《不屈的战士，伟大的丰碑》的长序。作为中法关系发展的权威见证者和亲历者，蔡大使指出：“据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戴高乐高瞻远瞩，在捍卫法兰西民族独立、反对美苏霸权、决定中法建交和发展中法友好合作关系问题上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历史业已证明，戴高乐总统当年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一道建立中法正式外交关系，对今天发展中法友谊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7月13日，《人民日报》在法国国庆节前夕，发表了一篇关于《戴高乐传》出版的报道。报道说：“《戴高乐传》中文版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传记由法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和历史学家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著，中文版由曹松豪译。《戴高乐传》分上下两册，共计130万字，是法国研究戴高乐将军的最新历史著作，对于全面深刻认识和研究20世纪的法国伟人戴高乐及其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价值。”

报道还说：“《戴高乐传》中文版的出版，促进了中法两国的政治文化交流。法国前总理、法兰西研究院院长皮埃尔梅斯梅尔，法国宪法委员会前主席、戴高乐基金会主席伊夫·盖纳，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中国前驻法国大使、中国法兰西学会会长蔡方柏为中译本作序。作者德拉戈尔斯也曾于2004年10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京参加法国文化年开幕活动。”

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通过万里长空，向法兰西和全世界播发了《戴高乐传》中译本出版的消息。

在这成功之际，我的心情有些五味杂陈，可谓“悲喜交加”。一方面，我觉得，德拉戈尔斯生前没能亲眼看到其戴传中译本的问世，原先考虑在北京举行中译本首发式的设想也变为泡影。这使我感到莫大的遗憾。另一方面，我也认为，中译本的翻译出版是对他毕生事业的最好纪念。这也使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然而，中译本的出版意味着后续工作的开始。在赤日炎炎的6、7月间，我为此投入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从北京向巴黎的法国人士赠书。首先是向德拉戈尔斯的遗孀达尼埃尔赠书，并托她代为向戴高乐基金会赠书，向尊敬的皮埃尔·梅斯梅尔先生和伊夫·盖纳先生赠书。接着，我向戴高乐将军的侄子、年近八旬的著名对华友好人士贝尔纳·戴高乐先生赠书，感谢他多年来对我翻译戴传给予的坚定不移的支持。 我也向法国《观点》周刊社长弗朗兹－奥利维尔·吉埃斯贝尔先生赠书，并托他将戴传中译本转赠希拉克总统。

在北京，除了在7月14日法国驻华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向新任法国大使高毅先生赠书之外，我还向中译本序言作者陈奎元先生和蔡方柏先生赠书。这里恕不赘述。

12月5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德拉戈尔斯先生的文章。在这篇题为《法兰西的一支敏捷和明快之笔》的短文中，我提到了希拉克总统对德拉戈尔斯的高度评价。我指出：“德拉戈尔斯毕生呕心沥血，为20世纪法国伟人戴高乐树碑立传，他逝世时被希拉克总统誉为‘一支敏捷和明快之笔’，‘善于解读历史之运动。’”

与此同时，我也表达了对已故作者德拉戈尔斯先生的无限思念。在最后一段，我以悲痛与欣慰交集的心情写道：“经多方努力，德拉戈尔斯的巨著《戴高乐传》终于在2006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实现了他的一大遗愿。而今，在德拉戈尔斯逝世两周年之际，我作为他著作的中译者和忘年交写此短文，寄托我的哀思，缅怀他的业绩，并告慰他的英灵。”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而今，中法建交50周年即将到来。当我回首往事，撰写缅怀法国友人德拉戈尔斯先生的长文时，我衷心祝愿德拉戈尔斯永远活在所有热爱戴高乐将军的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