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为历史上的皇帝讲学了第一个人
孙应奥(1527-1586年),资产报,何怀海,施文公。贵州清平伟(清平金凯瑞市西北35公里处的炉山镇)。
孙应高明嘉靖六年(1527年),历官陕西诸学副使(相当于本子教育副省长)、晋川右政、池谦御史、普齐云阳、朝廷大理卿后,教育部右侍郎、礼部变更,充节官
孙应五、王阳明在传弟子、一代名臣大儒、贵州王文裕宗被誉为明末四大心学家之一。
贵州人孙应奥是明朝中央的名臣大儒,是贵州个性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理学专家、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诗人。贵州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被誉为“贵州个性以来的人物观”。
他是贵州文人文化的创始人和创始人,也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位为皇帝讲课的人。民国30年,李德清教授在《黔南丛书督学文集跋》评价孙应奥。“老师的工业文章,为我省开省以来人物最多。师傅的志业。
清光绪年间的西南巨儒莫友芝在《黔诗纪略文恭孙应鳌先生应鳌》中也对孙应鳌作了极高的评价:“先生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也。”
万历元年(1573年),神宗皇帝下诏修史,要记载建文(朱允文)死事。明太祖朱元璋死后,朱允文(1399~1402)以皇太孙的资格继位。 明太祖在位时分封诸候为王,势力十分强大。朱允文即位后,因部属势力强大,难以驾驭,他采纳了齐泰、黄子澄的计策,企图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先后废削周、齐、湘、代、岷五王。建文元年(1399年),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于北平,以讨伐齐、黄为名,号称“靖难”。 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兵攻破南京,将朱允文杀死于宫中(一说逃亡),燕王即位,是为后来的成祖。
此时承担修史的各位臣子,对建文死及众臣因建文而被诛连革除而死之事,“人皆讳言之”而不敢书。 时孙应鳌尚在郧阳巡抚,得知此事深感不安。他独自上疏,说:褒扬别人的儿子必须先褒扬其父亲,那他儿子受褒扬时于心才安;所以,褒扬别的臣子也必须先褒扬其君王,那别的臣子在受到褒扬时于心才安。建文年间的诸位臣子,委身于建文,志节甚伟,皇上深深地抚恤他们,并为之立传,让其名垂青史,这真是深厚无比的宠幸。 但是,建文君至今未沾旷绝之典,没有按惯例授予谥号,恐怕那些已逝的诸位臣子灵魂有知,不会心安理得地享受皇恩于九泉之下,请求迅速恢复建文位号,商订追授谥法。 这样做,纯粹是一个空名,但能使朝野舆论一齐归向朝廷,人心会更加巩固,即“舆论悉归,人心愈固”。要为在位仅仅四年的建文(朱允文)单独立传,恢复位号,不能缀附于洪武年间以混淆名实,只有这样,才能补国家信史之缺。 孙应鳌所奏,虽未全被采纳,朱允文在明代始终无谥号,直至清乾隆年间才追封为“惠帝”,但其所奏留在宫中,举朝“皆目为昌言”。时曾得到张居正等臣目的拥护,《明史》也补记了朱允文的事迹。由此足见孙应鳌的高尚品质。
是年,孙应鳌向神宗提出先设兵备,后设提督军务,得到神宗批准,成为郧阳有军制之始。继后刑部尚书王世贞巡抚郧阳,以诗称赞孙应鳌:“阅罢不须鞭贯耳”,“旧将从知也姓孙”。 万历三年(1575年),孙应鳌四十八岁时,升迁为户部右侍郎,不久又改礼部,掌国子监祭酒,成为第一位在朝廷担任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的贵州人。他全力整顿国子监,使其出现了“严监视、勤考课”的新局面。万历四年(1575年),神宗皇帝御驾国子监,孙应鳌进讲《尚书·无逸篇》,成为贵州开省以来第一位给皇帝讲课的教授。 孙应鳌借周公对成王的告诫,委婉也劝谏神宗不要贪图享乐,要体察民间疾苦,勤于政务,爱护百姓,以图中兴。孙应鳌阐述精辟,入情致理,使得神宗皇帝大悦,破例命坐、赐茶,次日又赐大红紵罗衣料各一套,随后御书“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字幅,悬挂于文华殿作鉴戒。
辞官返乡著书立学
万历三年(1577年),孙应鳌进入“知天命”之年。他经历了官场的险滩旋涡,看够了世间百态,尝尽了人生酸甜苦辣,遂以病辞官回清平,精心构筑学孔精舍,潜心著述。 此后,朝廷先后于七年(1579年)、十一年(1583年)两次分别以国子监祭酒故重新起用,复起官刑部右侍郎让孙应鳌回京城,他都借病推辞。万历十二年(1584年),朝廷又任命孙应鳌为工部尚书,他还是疏辞不赴。明廷三次起用,而且职位逐次提高,然而孙应鳌先生却一再疏辞不就,说明了孙应鳌对官场中尔虞我诈、鱼肉百姓的深恶痛绝。 万历五年(1577年),孙应鳌先生回到清平故里时,目睹家乡的残破景象,看到家乡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的惨景,他抚景伤情,愤而提笔作了《荒城谣十二首》。从谣中可以看到他关心民瘼,痛恶苛政、贪官污吏而自己为官却无奈的痛苦心境。 如:秋日荒城隐暮笳,泰山猛虎永州蛇;棱棱黄叶漫空舞,绕郭茅炊只几家。 他痛恨那些“羡财、贪求而不知止,……虽有人之身,殊无人之实”的贪官污吏,说他们“千里为官只为钱”。
《十二谣》中还有:逻警官兵意气豪,韬无弓箭鞘无刀;杀人白昼何须问,挂腹撑肠没野蒿。 此谣描写了卫、所的常备兵平时对庶民耀武扬威、骄横跋扈,却不熟娴刀、弓,对杀人越货的盗贼和横行乡里的恶棍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好让百姓被拄腹挂肠于光天化日之下的真实情景。 孙应鳌先生辞官还乡,并三起三辞再不为官,本欲藉无官一身轻来闭门著书立说,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不可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所耳闻目睹的人间悲剧使孙应鳌先生心情十分抑郁、忧闷。 以下的诗句道出了孙应鳌积聚在心中的无限悲情:张翰秋风兴有余,归来感事泪盈裾;鲈鱼不美莼羹苦,无限穷愁难著书。 由于先生忧国忧民,心情十分难过,身心受到严重损害,以致在朝廷晋升他为工部尚书(疏辞不就)的当年冬天,他就溘然辞世,享年只有五十七岁。他死时堂上二老都还在,父亲八十一岁,母亲八十岁,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孙应鳌先生死后葬于清平城外东南约三公里外宽阔的草坪上(现市第二职校南侧),为一大土冢,原竖有墓碑和华表,墓碑早毁,华表犹存。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孙应鳌先生族裔(第二十二代族孙)孙鸿涛重立墓碑,并作序刻于碑阴。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贵州巡抚郭子章,都御史宋兴祖、李时华为孙应鳌疏请赐谥。三十年(1602年),神宗皇帝下诏赐以谥号文恭,并于同年在清平城内建“孙文恭祠”,郭子章作了祠记(已圯)。 孙应鳌先生一生著述很多。清末贵州名士莫友芝从有关书籍中查到的书名,比其他记载全备。其中,见于《明史》的有《淮海易谈》四卷、《律吕分解发明》四卷、《论学会编》八卷、《庄义要删》十卷、《学孔精舍汇稿》十六卷;见于《理学传》和《千顷堂书目》十卷、《春秋节要》、《四书近语》、《左粹题评》、《教秦语录》、《雍谕》、《学孔精舍续稿》、《道林先生粹言》;见于《温纯恭毅集》的有《教秦总叙》、《归来漫兴》、《幽心·瑶草》一卷、《教秦绪言》一卷、《学孔精舍诗抄》六卷等。 孙应鳌著述,其内容涉及哲学、教育、文学、史学和音乐等方面。以诗歌论,是贵州第一个有诗歌专集流传于后世的人。清代名儒莫友芝在其《黔诗纪略》中赞道:“五言乐府,沈雄森秀,直逼魏、晋,而无何、李、王、李太似之嫌;七言及近体,舒和苍润,品亦在初盛唐间,尤讲家所未有。先生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也。”
孙应鳌诗集《学孔精舍诗稿》,共收其作品约900首,明《诗综》曾选编其中《华山》诗8首,而《黔诗纪略》则选编了其中的458首。淮海诗作,有不少是以忧国忧国、揭露社会矛盾和描绘山川景物为内容的,品位之高,深为众人所爱。 孙应鳌在晚明王阳明学派极盛时期,通过与王学弟子的广泛接触,形成了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当时,贵州的王门王学(指王阳明学派)不仅存在,而且阵营还比较庞大。
孙应鳌的哲学尽管在《明儒学案》中无载其名,然其思想理论的存在,影响之深远也是客观存在的。 由于孙应鳌去世以后,传业无人,加上朝廷对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农民反叛的征讨连年不断,使其文籍、诗文、诗稿遗失、销毁不计其数,因而黄宗羲在写《明儒学案》时,可能未见到孙应鳌的有关论著、文章书籍,故未予之立传。 可幸的是,清道光、咸丰年间,经莫友芝、莫祥芝兄弟等人的整理搜集,终于使孙应鳌文集重见天日。
文章:王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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