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烟斗图标红酒】44年后，聂鲁达之死终于有了一个确定的答案

2013年智利黑道，距太平洋几英尺的沙滩。

沉闷的铲土声，一小时后，方形墓穴隐约露出一具智利国旗包裹的木棺。棺木尚未被近海的盐分和湿气侵蚀，内有骸骨，属于诗人帕勃罗·聂鲁达。

聂鲁达是《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的作者，左翼诗人，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12天后，聂鲁达在医院病逝，终年69岁，官方公布死于“前列腺癌”。

但这并不能服众，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聂鲁达究竟因何而死”始终是一个谜，旁观者更相信的是——他其实死于政治阴谋。2011年起，智利官方开始着手调查。2013年开棺后，多家国际法医组成验尸小组，关于聂鲁达“非自然死亡”的猜测提出又推翻。

2017年，智利政府表示，非自然死亡的怀疑“高度可能”是正确的。10月20日，由16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家小组终于得出结论——他们一致否认聂鲁达死于“前列腺癌”：“百分百肯定不是。”

最后12天

诗人聂鲁达躺在病床上，他正在熟睡，一百一十公斤的体重看上去很臃肿，在医院毯子下鼓出一大块。这是1973年9月23日，智利圣地亚哥圣玛丽医院。

一个外科医生打扮的人走近聂鲁达，从衣袋里取出一支注射器，往他胃部注射了一针。与此同时，黑岛聂鲁达寓所，司机马努埃尔·阿拉亚正为他打点行李。“赶快回来呀１阿拉亚接到聂鲁达的电话，他听起来很绝望，“有个大夫进来，往我肚子上打了一针。”

阿拉亚赶到圣玛丽医院，撞见一位“已经忘记名字的护士”。护士告诉他聂鲁达疼痛难忍，她看到一名医生曾进入病房，此人并非聂鲁达的主管医生。“里面是致命的毒药。”2011年，司机阿拉亚向一份墨西哥杂志揭露聂鲁达的死亡“真相”。

这是聂鲁达被送进医院的第4天，智利军事政变第12天。

12天前，聂鲁达像往常一样起床，打开收音机，踩着奢侈的羊毛拖鞋走进书房。一年前，因为身体原因，他卸任驻法大使，回黑岛专心写作。

据聂鲁达的好友、《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回忆，聂鲁达晚年胖而秃顶，排场十足，“躺在床上接待客人”。马尔克斯开玩笑：“你真正的天赋是当教皇。”后来他才知道，聂鲁达之所以喜欢躺着，是没力气走动。

走进书房的聂鲁达坐在书桌前收听新闻，收音机里断断续续传出总统阿连德的声音，正在演讲：“我决不辞职……我将用一切方式抗争，哪怕以生命为代价。”期间夹着枪炮?声。

当天早上7点，上将皮诺切特领导的智利陆军联合空军发动政变，武装袭击了当时的智利总统府。聂鲁达惊呆了，总统阿连德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前一天他们才约好“明天见”，一起出席某文化中心揭幕仪式。

聂鲁达从广播电台听说阿连德已经死亡——在政变中中弹身亡，也有说法是阿连德拒绝缴械，用卡斯特罗赠送的AK47步枪自杀。“一切都完了。”妻子听见聂鲁达说，“这是法西斯。”

智利被右翼军人接手。皮诺切特成为总统，开始独裁统治。

这天下午，聂鲁达开始发烧。他仍要求播放新闻，一连看了6遍皮诺切特带领军队攻占总统府的画面。第二天，皮诺切特的军队闯进黑岛，把聂鲁达家掘地三尺。因聂鲁达是著名共产主义人士，和前总统阿连德关系密切，军队希望能在他家中搜出共产党的资料。

他对搜查者说：“这里唯一能对你们构成危险的东西是：诗歌。”最后，军人们收缴了一批“危险物品”——聂鲁达收藏的烟斗和酒。

9月19日，聂鲁达被救护车送往圣玛丽医院，沿途两次被强制停车搜查。司机阿拉亚坚持认为，聂鲁达住院并非健康恶化，而是“由于日益险恶的安全问题”。探视者对聂鲁达状态的描述似乎互相矛盾：有人声称他状态糟糕，陷入昏迷；而有人则说他头脑清醒，向秘书口述指令。

聂鲁达死亡前一天，墨西哥驻智利大使马丁内斯·科尔巴拉去医院探望，告诉他圣地亚哥机场跑道上已经为他准备好飞机，随时可以去墨西哥避难。“聂鲁达的健康状况看起来相当不错。”大使回忆。

关于是否流亡墨西哥，聂鲁达仍在犹豫。一种说法是，他已计划9月24日动身去墨西哥；民间则盛传，他谢绝了来自墨西哥的专机，决定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而在胃部被注射不明药物6小时30分钟后，聂鲁达死亡。

“西班牙改变了一切”

在官方宣布聂鲁达死于“前列腺癌”后，不少民众对此持有怀疑——聂鲁达是知名左翼诗人，被右翼总统皮诺切特视作敌对方。

“毫无疑问，聂鲁达若流亡，会让独裁政权处境艰难。”墨西哥大使科尔巴拉说。而司机阿拉亚确信“皮诺切特是杀人犯”，他曾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聂鲁达若在国外发表言论，恐怕对独裁统治者不利，“皮诺切特想阻止他出国，不想让他成为反对派。”

聂鲁达靠写诗进入政坛，主业外交官，成为左翼诗人，则是因为“西班牙内战改变了一切”，伦敦大学教授威尔逊说。

聂鲁达原名里卡多·巴索尔托。16岁起发表诗作。父亲对他的涂写十分厌烦，希望他务点正业。于是，他找了一个难以找到线索的名字——随意选了杂志上看到的外国名字“聂鲁达”做笔名。多年后，他才知道这位“扬·聂鲁达”是十九世纪的捷克诗人。

20岁自费出版《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聂鲁达一鸣惊人。诸如“我要在你身上去做春天在樱桃树上做的事情”、“爱情太短，遗忘太长”、“我喜欢你是寂静的”等词句惊艳诗坛，被评论家称为“教会了拉美人如何爱”。

智利有授予作家官职的传统，1927年，23岁的聂鲁达被派往缅甸，出任领事。之后，他几乎以一年换一个国家的速度，先后在亚欧多国任职。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时，聂鲁达在马德里任领事。

西班牙内战被称作二战前奏。右翼军人佛朗哥策划了内战，不设防的马德里平民区受到轰炸，聂鲁达的住所被炮弹打穿。西班牙共产党、工人联盟、无政府主义者组成左翼人民阵线，对抗纳粹支持下的右翼军人佛朗哥。

内战中，聂鲁达的朋友、西班牙诗人洛尔迦遭到右翼枪杀，除此之外，还有4000多知识分子被害。于是，聂鲁达组织了“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会”，海明威、爱伦堡等多名作家与会支持，声援左翼人民阵线联盟，几年后海明威写了以此次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聂鲁达第一次写了大量带有战斗色彩的诗歌：《西班牙在我心中》《佛朗哥将军在地狱里》。

然而，佛朗哥将军赢得内战，开始独裁统治。异见者被关进集中营，许多平民被迫流亡。于是，聂鲁达利用领事身份，将大批西班牙难民送往智利定居。从这以后，他的作品渐渐带上“革命”色彩。

1945年，聂鲁达正式加入共产党，不久，他就因公开反对智利右翼政府，被驱逐出国。流亡中，这位诗人写下了被称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漫歌集》。这部诗集13000行，关于自然、自由和人民的力量。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1967年牺牲后，人们在他的背包里发现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漫歌集》。

而在上世纪50年代，聂鲁达也曾一度是“中国最有名的外国诗人。”一次访谈中，作家止庵说。那时，《漫歌集》里的政治抒情诗风靡中国，青年都会背诵其中名篇《伐木者，醒来吧》和《马丘比丘之巅》。抗美援朝时，士兵们像切·格瓦拉一样，随身携带聂鲁达诗集。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与苏联关系亲近的聂鲁达也受到封杀。这一状况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缓和，而那时，中国读者对他的第一印象已经从“革命斗士”变成了“爱情诗人”。

1952年，聂鲁达结束流亡回国，以左翼身份活跃在智利政坛，在66岁那年，甚至成为共产主义方的总统热门候选人。因为政治需要，他退出竞选，支持同为共产主义者的朋友阿连德。1970年11月，阿连德以微弱优势赢得总统大选，成了世界首位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马克思主义者。

1971年10月21日，67岁的聂鲁达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理由是：“他的作品，不是以作品本身，而是以其所具有的意义，对人类的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他的朋友、成为总统的阿连德却在经济政策实行中接连失误。阿连德执政三年后，失去了对智利局势的控制，再加上美国的不满，右翼军人皮诺切特发动政变，而聂鲁达也和阿连德一起在这场政变中离世。

“遭到谋杀”

据邻居回忆，回到黑岛养老的聂鲁达在智利饱受爱戴，只要他朝海上渔民打个信号，晚上想吃的鱼就会端上餐桌。每当出门散步，他总被仰慕者围得密不透风，“就像蜜蜂围绕在蜂王身边一样。”

因此，当他猝然离世时，很多智利民众也并不相信来自官方的死因说辞。他们不顾皮诺切特军事政变集团的恫吓，自发组成了为聂鲁达送葬的行列，高呼死者永垂不朽的口号，齐唱《国际歌》，通过电视声播全球，最终迫使政变当局宣布为聂鲁达举行国葬。

司机阿拉亚则始终深信聂鲁达“遭到谋杀”。阿拉亚与聂鲁达感情很深，聂鲁达结束流亡回国时，共产党挑选了25岁的阿拉亚担任他的司机、保镖和秘书。阿拉亚陪伴聂鲁达生活了20年。聂鲁达管威士忌叫“药”，当他对阿拉亚说：“马努埃尔，给我药。”阿拉亚就会把一小杯威士忌递到诗人手中。

但在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时期，阿拉亚想要推翻“聂鲁达癌症致死”的说辞，并不现实。

聂鲁达死后，皮诺切特执政智利17年。他将聂鲁达视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歌咏者”，大肆焚毁他的著作，还对和聂鲁达同样信仰共产主义的左翼人士进行了暴力镇压。前中国驻智利大使朱祥忠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在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期间，近四千人死于非命，五万人遭受折磨，无数人被迫流亡外国。”

但皮诺切特表示，他的政变是为了“拯救智利”。在任期间，他长期实行宵禁，指挥了一个自由匮乏、充满暴政，却运行高效的国家。1990年，皮诺切特接受民主表决，让位民选总统，智利从独裁平稳过渡到民主社会，此时，智利经济和民主指数均位于拉美前列。。

2006年，91岁的皮诺切特发表声明：“愿意为执政17年中所发生的事件承担政治责任。”同年，在皮诺切特执政期间草草下葬的聂鲁达遗体被取出，按照他的遗愿移至故居黑岛，重新安葬。

5年后，阿拉亚在接受墨西哥杂志《Proceso》的采访时，再度表示聂鲁达并非自然死亡。独裁政府倒台后，他费尽周折拿到了来自智利政府的“政治迫害者国家养老金”。之所以要在外国媒体为诗人之死翻案，是因为，“在智利，有谁会相信我？”阿拉亚说。

聂鲁达的遗孀玛蒂尔德也在接受一家西班牙报纸采访时，谈到了聂鲁达的死：“当时他的癌症基本已经好了，没料到不幸，故连一份遗嘱都没写下。”

不少人认为阿拉亚的阴谋论十分可笑。管理版权的“聂鲁达基金会”认为：“仅凭司机的看法就新建有关聂鲁达的死亡版本，似乎无理无据。”基金会觉得，政变的悲痛使癌症恶化，最终导致诗人死亡。

然而，智利共产党则支持阿拉亚的怀疑。共产党人权律师孔特雷拉斯表示，聂鲁达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止一个对诗人之死存疑，司机并非是唯一一个提出质疑的。

在智利，皮诺切特政府毒杀政敌有前科。1982年官方宣称，前智利总统蒙古塔瓦尔因败血症死亡。而2006年，却有6人因涉嫌向前总统注射重金属铊和芥子气被捕。

最终，智利共产党决定诉诸法律，要求彻查聂鲁达的真正死因，此举也得到了法官马里奥·卡洛萨的响应，这个存在了近40年的悬案终于立案进入司法程序，开始在智利和法国搜集有关证据。

“死于悲伤”

在对聂鲁达之死展开调查的两年后，2013年，智利政府宣布进行开棺验尸。遗体样本由四个国家的法医团队重新检验，同年，开棺验尸专家组负责人布里斯托宣布：“未发现中毒迹象。”

2015年，西班牙媒体报道，聂鲁达可能因注射某种药物致死。当年6月，西班牙法医团队表示，在新一轮鉴定中，在诗人遗骸发现一种异样细菌。这以后，智利政府发表一份关于聂鲁达的内政部文件：“诗人被注射了一种令心跳停止的止痛药，可能导致他的死亡。”

这份文件还指出，这种药物由腹部注射，而非通常的静脉注射。药物成分和注射医生均为“不明”。更令人怀疑的是，聂鲁达在圣玛丽医院的医疗记录完全消失，甚至连他几年前担任法国大使时的医疗记录也找不到了。西班牙法医团队的卢纳博士表示：“我们面对的是个谜。”

2016年，聂鲁达的尸骨重回他生前许愿的归葬地黑岛，但其遗体样本的分析仍在继续。

智利当地时间2017年10月20日，参与聂鲁达尸骨检验的16名科学家终于集体发声——他们一致否认当时官方宣布的聂鲁达死因——癌症。

“官方宣布的死因不可能是真的。”哥本哈根法医研究所的莫林博士表示，癌症晚期病人体重会严重下降，而聂鲁达死亡时仍然肥胖，“每个证据都指向某种感染。”

加拿大的团队则表示，经检测诗人遗骸中的细菌是“一种古老的细菌，不是现代细菌或实验室污染”。不过他们也表示，诗人遗骸中的感染存在死亡后被土壤侵蚀的可能。而在开棺验尸时，智利法医协会负责人布斯托斯表示，诗人的棺木“保持了完好的形态”。

来自西班牙的、两年前表示自己处在谜团之中的卢纳博士态度坚定，“可以完全确定，官方宣称的前列腺癌不能反映诗人的死亡真相。”

只是，如此的鉴定结果并不能完全解开诗人之死的谜团，毕竟，“不是死于癌症”到“究竟是不是死于谋杀”还有漫长的求证之路，司法程序的最后，诉诸法律的智利共产党会获得怎样的答案，也不得而知。

其实，对于聂鲁达的死因，他的朋友马尔克斯和智利民众早有自己的解读。

当年，在获知聂鲁达死讯后，马尔克斯曾写道：“他离去时，一定包含深深的失望。智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他一生的理想。”智利当地则有种说法，聂鲁达既非死于癌症，也非死于阴谋，他“死于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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