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穆王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传奇君王,有关他的事迹,当然不可能简单聊完。然而,还是要结合我在这一系列文章中的主题来说,当然是要选与西安和洛阳这两个城市相关的内容了。我想,很有可能我这篇文章会使一些特别热爱西安的朋友不太满意,更会有些地域黑认为我是要刻意地抹黑什么!只能说,这已经是我这一系列文章中的第十篇,四五万字写下来,如果依旧有人觉得我实在厚彼薄此的话,只能说,您压根就没看我写的是什么了。
在上篇文章中,我提到了在《穆天子传》中曾经有记:“自宗周瀍水以西”的内容。我也特别注明了,个人认为这个很有可能是一个笔误。然而在另外一部史书《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又有记:“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在这里面也提到了“宗周”一说,而这里面所提到的“宗周”,也比较广泛地被认为是“雒邑”。那么,究竟这个“宗周”,或者说是在周穆王时期的“宗周”究竟是哪里呢?
如果有朋友看过我之前的文章的话,应该会有印象,我是很认可在西周时期,“丰镐”和“雒邑”分别是周王朝的“宗周”与“成周”这种说法的。当然,也始终有朋友试图证明“成周”指的是“丰镐”一说,在这上面,已经没什么讨论的必要了。然而,在上篇文章中也聊到了,在周穆王时期“以下都于西郑”,已经将设在“丰镐”的国都转移到了“西郑”。那么,如果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什么太大争议的话,以我的观点就是,此时的“丰镐”,也自然而然地暂时失去了“宗周”的名号。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专门写到过关于“丰镐”的内容,也将我对于现有的“丰镐遗址”规模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的看法有了比较明确的阐述。简单的总结就是,在周早期,对于“丰邑”和“镐京”的建设并没有完全按照标准的国都建制来建设,而是将部分功能,尤其是祭祀和宗庙留在了“周原”,所以,也始终有“宗周”是在现在陕西省宝鸡市内“周原”的说法。同时,关于“宗周”的定义,也必然是与周氏宗庙所在相结合,所以,同样是在我之前的文章中也曾天马行空的设想,在周成王时期有可能是准备将“丰镐”和“周原”以城市群的方式链接出一个大“宗周”来。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个想想罢了,毫无依据可言。
如果说周穆王已经“都于西郑”,那原本就没有(以现今的考古成果尚未发现)宗庙和祭祀配置的“丰镐”,就肯定不能继续被称作“宗周”了。这样看来,此时的“宗周”所在地只能有两处,就是本身与“周原”距离很近的“西郑”和早已是完全按照标准国都建制建设并经营百年的“雒邑”。
那么,在《后汉书·东夷列传》中提到的“宗周”究竟是哪里呢?这就要从穆王时期周王朝内部的最大一次叛乱“徐国叛乱”聊起了。说起这个“徐国”,是一个非常古老部族,据传,他的初代君王为在“夏禹”时治水立下大功的“伯益”之子——“嬴若木”。这也是有史记载的“嬴”姓的祖先,这与我前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嬴秦始源》中“秦出东夷”一说就形成照应了。其封地就在现今山东省临沂市的郯城县,国号“徐”。同时作为“嬴姓十四氏”之一,这里也被后世认为是天下徐氏的根源所在。从夏代开始,徐国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部族,在《韩非子》中记徐国疆域:“地五百里”。在《诗经·大雅·常武》中记载周宣王伐徐:“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可见,当时徐国的势力范围已经在山东和安徽乃至江苏一代。这对于当时的被封诸侯国而言,自然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势力了。
具体关于徐国的内容,就不多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史书上记载,这个徐国的一代君王“徐偃王”曾经率领大军发动过一次险些动摇周王朝统治的叛乱。关于这场叛乱,历来有好多种说法,有的说是由于徐国的实力扩张太快,以至于“徐偃王”膨胀到犯下了“僭越”之罪。本身徐国就是一个横跨千年的老邦国,到“偃王”已经31世,此时他将自己的“封君”改为“王”,同时逾制建筑徐国都城。当时,周设在雒邑的王城且“方九里”,而徐城的范围据《汉·地理志》记载:“故徐国也,其城周十二里。”从规模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周王城。所以,周穆王组织了讨伐军对徐国发起了进攻。另一种说法是,在东方的众多邦国不满周穆王无心朝政,只顾着西行享乐,于是在徐国的率领下向周的国都发起了进攻!《后汉书》:“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可见徐偃王的威望还是很高的!还有一些说法,大多与这两种主流的相近,就不一一列举。
究竟是僭越谋反还是被王室猜忌,这些就不过多讨论。而这个徐国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则是一个事件,那就是《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的:“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从字面上看,《后汉书》的说法是比较倾向与“叛乱”一说,就是“徐偃王”帅“九夷”之兵趁穆王西巡的当口去进攻“宗周”。这是周穆王时期的史书中第二次明确记载在“宗周”发生的大事了,那么,这个被“徐偃王”进攻的“宗周”又究竟指的是哪里呢?
就“西至河上”一说中的“河上”,源自《诗经·郑风·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驷介麃麃。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是黄河边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徐国的军队是在进攻“宗周”时打到了黄河边。而在此时,据《史记·秦本纪》中记载:“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也就是说,在“宗周”岌岌可危的时候,周穆王乘坐“造父”的“高铁”一日千里返回了“宗周”,扭转了局势。至于是自己打的,还是借助或指挥“楚”来作战的,也暂不多聊。重点还是在“宗周”。
我个人认为,此时的“宗周”,所指的应该就是雒邑。因为从史书上记载的情况,周穆王千里驰援“宗周”,是因为“徐夷”已经攻到了黄河边。从地理上看,能成为黄河边的区域还是很多的。但是,能称作“河上”的地方,却是有特指的,那就是“郑国”内的黄河边。郑国是在周宣王时期分封的“姬姓”诸侯国,本在现在陕西省渭南市,后由郑武公迁于河南,就是现在的郑州新郑。两处都临黄河,那么,这个“河上”肯定只能指的是现在的渭南或者郑州了。然后,再看两地与之间“宗周”的距离,郑州与洛阳的距离差不多100公里多点,到新郑就算130-150公里吧。那么从渭南的郑地算起到宝鸡“周原”的话,差不多300公里。按照周王朝时期的交通能力来看,这个距离确实有些远了。如果要说打到了黄河边就需要“千里驰援”的话,似乎有些不太必要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诗经·郑风》的形成时间。以现在大多数的观点是,《郑风》应该是主要成于东周和春秋时期,而在周幽王时期,郑桓公就将族人迁至位于济(济水)、洛(洛水)、河(黄河)、颍(颍水)之间“虢国”,也就是现在郑州的新密附近。所以,从“郑风”成诗的时间上看,应该指的是迁徙之后的“郑国”。还有就是,同样在《诗经·郑风·清人》中提到的两个地名“彭”和“消”,这两个古地名分别在现在郑州的荥阳和中牟境内。由此也可见,当时所讲“西至河上”,所指的也就是到了现在河南郑州附近的黄河边,而所威胁到的“宗周”,就应该是雒邑。
再有就是我在前一篇文中也提到了,如果按照《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西征的路线看,他是从雒邑出发,先向北,然后从河北经山西中北部一路向西而行,而并不是像现在西行的路线从陕西宝鸡西出,类似于“陇海线”。那么,且不说这个“一日千里”是否合理,就算可信,参考陕西西部到河南中部的地形地貌,恐怕也只能依靠着广茂的华北平原才能实现了。所以,如果结合《穆天子传》的话,在考虑在其中之前已经提过的“瀍水以西”,也可见在周穆王时期的“宗周”应当就是指的雒邑了。
一直以来,“宗周”都几乎是“丰镐”的专属称谓,至于为什么会有史书记载雒邑在周穆王时期会同时被称作“成周”和“宗周”的情况,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多的佐证出现。既然没有特别明确和极具说服力的论据出现,那我就聊一下我的看法。这就应该先说说在《史记·周本纪》篇末太史公的那段已经被多次提及的话:“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
我们不用再就这段话本身的注解讨论了,我想说的是得看一下其身后的潜台词。重点就是那句:“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什么意思?直译过来,就是说现在的史学家们基本都认为在周武王伐纣之后,就迁都到雒邑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普遍的看法了呢?这个上面我们其实根本不得而知,而这种讨论的论据,也很有可能和我们现在有些争论的内容相近。想想西周初年至司马迁著《史记》时虽然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史籍可考,但毕竟也已近千年。由于在西周时期,尤其是自穆王起,有明确史料记载的“迁都”就有两次,且都是从“宗周”丰镐迁出,所以,也可想在当时会产生一种观点,那就是既然丰镐已经不再作为固定的国都之一了,那么将这个“宗周”的称谓放在周王室宗庙建制完善的雒邑,也是无可厚非的。再者,自东周起,“宗周”也就是在雒邑了,加之经历了文化昌盛,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对于那些文人的这种“习惯”,也是很有可能养成了。
那么就我的认知下又是什么样的观点呢?说句实在话,以个人理解,这个“宗周”,尤其是在“周穆王”时期的“宗周”,我还是认为并不是在雒邑的。当然,不排除在个别时刻雒邑确实具备了“宗周”的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并不是周穆王时期才有,而是在周成王在位,雒邑的营造时期就已经有相应的建制了。还是我以往的看法,周王朝采用的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双中心”,或者可以直接叫做“双都制”!本身就是“双中心”运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轻易地放弃其中之一而孤独一掷的。这种政策影响了周一朝乃至中国往后的一两千年。直到清末、民国,我们国家的政体也几乎一致维持着“一都多京”制,就以同样的道理。
所以,即便按记载,穆王将国都迁到了“西郑”,那么,原本属于丰镐的“宗周”身份也应该是随着迁到了“西郑”,而雒邑,则是始终担负了“成周”位居天下之中而巩固周王朝疆域稳定的政治作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始终是没有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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