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官方语言 埃塞俄比亚将中文纳入大学课程 外媒：埃塞学生对中文兴趣浓

参考消息网11月17日报道 外媒称，在中国的帮助下，埃塞俄比亚将中文学习纳入大学课程，这也是埃塞学生对中文兴趣日增以及中埃双边合作不断扩大的结果。

据拉美社11月15日报道，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谈践表示，北京与亚的斯亚贝巴签署的合作协议越来越多，两国的专业人员也更多地聚集到亚的斯亚贝巴，让中文成为工作语言，不仅能提升工作效率，还能加强社会沟通。

报道称，此外，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还与孔子学院合作，开设了中文教学专业。

20岁的福齐娅·伊斯梅尔是该大学学习中文的20多名大一新生之一，她放弃了学习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的打算，转攻中文，这个决定是在她听取了中文学院的专业介绍以及毕业生今后的发展机会后作出的。

伊斯梅尔评论说，“中文的使用范围很广，除了13亿中国人，世界很多其他地区也有人讲中文，因此学习中文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在非洲，中国的合作项目正变得越来越多”。她认为，中文可以帮助两国人民更加理解彼此，是加深两国友谊的纽带。

埃塞俄比亚外交部甚至组织了全国范围的中文比赛，吸引各地高校学生参加，他们需要回答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并展示熟练的语言技巧。经过一年的密集培训之后，比赛获胜者将代表埃塞俄比亚参加在中国举行的年度比赛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中文“特别难学”？德媒分析为何德国学中文的人不多

参考消息网10月30日报道 德媒称，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安德烈娅·弗伦泽尔系统地研究了德国学校的中文课程，发现自2012年以来，选修中文的学生人数在全国范围内停留在5000人。

据德国周刊网站10月27日报道，玛丽莎贝尔今年16岁，现就读于明斯特以北的瓦尔多夫学校，一年级到三年级期间，她是在北京的一所中国小学上的。她作为德国大使馆成员的子女在那里就读。她今天还说，在中国学校的3年学习对她来说是一段好时光。

所以玛丽莎贝尔今天仍很想学中文。但是在她现在居住的韦斯特尔卡佩尔恩周围，没有一所学校能够提供这种语言教学。虽然她所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是德国各州教授中文课程最多的州：这里有大约2000名学生学习中文——而在全德国总共也就有5000多名年轻人学中文。

虽然如此，玛丽莎贝尔没有找到任何一所教中文的学校。老师向她解释道，在德国的教育体系中，中文被归类为“小语种”，而英语和法语才是“大语种”。

报道称，这正是困扰弗伦泽尔的问题：“人们怎么能称世界上大多数人所说的语言是小语种？”弗伦泽尔问道。

这个数字在过去几年中稳步增长，甚至在德国学校还出现过中文热。但它很快就结束了——“许多人认为中国离我们很远”，弗伦泽尔说。

相反，法国学中文的人数在过去几年间猛升到4万人，几乎是德国的8倍。中文专业联合会认为，德国的教育政策应对此负责：“问题首先在德国的联邦体制，每个州都必须制定自己的框架计划和成立培训结构”，该联合会主席安德烈亚斯·古德尔说。

他本人在州相关部门很少见到愿意涉及中文学科的人，“在许多联邦州行政层级对接触中文存在着巨大的恐惧”，在哥廷根大学教授汉学的古德尔说。

报道称，在联邦层面，曾有人试图让德国学校增加对中文的兴趣。联邦外交部、联邦教育部和文化部长会议直到今年5月才呼吁就中文热召开联合会议。图林根州教育部长和文化部长会议主席赫尔穆特·霍尔特在会上说：“我们并非都要成为中文专家，但德国会很好地重新了解中国，并继续向这个巨大的国家靠拢。”

但是报道表示，柏林自由大学的汉学家奥莱·德林认为，这纯粹是公告政策。“来自政治层面的支持仍主要局限于短期的经济和研究效益，而且很难在学校中建设可持续的中文基础设施”，德林说。

报道称，但是只有政治家们才真的为此受到指责吗？研究员弗伦泽尔指出，其实是人们对中文“特别难学”的偏见。而反对她观点的人认为：“那不是真的！”但最终她的研究也表明，德国的中文课程是卓有成效的。

美收紧签证或重创中文教学：中国教师受限 本土教师短缺

参考消息网9月18日报道 港媒称，美国需要更多中文教师，但唐纳德·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或增添难度。

据香港网站9月16日报道，赫德森浸入式学校的创办人莎伦·黄每年都忐忑不安地等待10月到来。

届时，她将知道自己学校里的几名中文教师是能够继续任教还是将被迫在学期中途离开美国。

“每个人都很有压力，”黄女士说，她在纽约和新泽西开设了两所学校，“我们有些教师被拒签，没多久就不得不离境。这对孩子和整个学校都不好”。

黄女士提交了大约六份申请，要求将她学校老师的毕业生临时签证升级为期限更长的签证。

但每年都有两三个人通不过H1B签证抽签系统。

报道称，H1B的签证过程对越来越多开设有中文浸入式课程的美国学校来说颇为头疼，这些学校的小学生有一半以上的课用汉语讲授，教师通常都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

报道还称，它还凸显了美国人对中文教育的浓厚兴趣面对的一个更宏大的难题：汉语流利又具备中小学教师资质的美国人短缺。

报道指出，于是，全国有中文课的1100多所学校不得不想出各种解决办法，有的修订教师资格认证程序，有的直接从中国聘请非永久性客座教师，有的帮助他人获得绿卡或外国专业技术人员签证。

报道还指出，依赖外籍教师的学校现正怀着警惕心态关注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的举动，因为行政命令和备忘录敦促从行政上更加严格地控制针对外国专业技术人员的H1B签证和针对访问学者的J1签证。

“一方面我们培养不出中文水平够高的美国人来当老师，另一方面我们在收紧有合法资格的教师在我国任教的程序。”亚洲协会中文启蒙与浸入式教育联盟的负责人王淑涵说。她估计目前80%以上的中小学中文教师都是在外国出生的。

王淑涵表示，这将限制培养美国学生达到汉语流利水平的能力。

报道称，目前还没有持H1B签证的中小学教师的数据材料，但教育工作者深为关切目前对这一签证类别加强审查的动向和对该系统的全面改革提议。

“有理由预计，这些签证限制以及这些限制和其他移民政策的寒蝉效应将使各地区更难请到教师。”全国语言联合委员会的常务主任比尔·里弗斯说。

报道表示，在赫德森学校，行政总监长官比尔·希克斯表示，眼下还无法判断更加严格的移民控制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教师招聘，但在过去一年里，签证控制中心的官员对教师签证申请的审查更严了。

“H1B的问题不仅仅涉及硅谷的工作人员……我们要说的是中文教师，我们需要他们来教我国孩子掌握一门对这个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语言。”希克斯说。

“我们最大的担忧是特朗普政府改弦易辙会使这些签证变得更加稀缺、更难获得。”他表示。

报道称，尽管美国政府正着手实施2017年提出的H1B系统全面改革，但尚未公布整体计划的细节。

然而对未来走向的担忧恐怕已经对有意向的教师产生影响。波士顿郊外的布兰代斯大学中文专业主任冯禹表示，过去一年里，教育硕士课程的申请人数有所下降。该课程专门培养中小学教师。

但针对大学教师的课程——不受到同样的配额限制——保持不变。

冯禹认为这与签证焦虑有直接关联。

“对于特朗普政府，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明年会怎样……学生们都很紧张，中文教学文科硕士的申请明显减少，”冯禹说，“这是个很切实的问题。”

报道称，从布兰代斯大学毕业的哈尔滨人刘畅眼睁睁看着她的五个好朋友收到了美国学校的任教邀请但最终在签证抽签时落选。

联邦移民当局收到的近20万份申请中只有8.5万份会得到批准。

“我很幸运，”刘畅说，她已经在马萨诸塞州一所公立学校开始了第三年的教学，“这全凭运气，因为我们毕业时都参加了教师资格考试，我们都是合格的，但他们就不得不回中国”。

冯禹说，鉴于这样的概率，学生们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在一个看来可能会进一步收紧的系统中碰运气。

赫德森浸入式学校的中文老师正在为美国孩子上音乐课

英媒称上海成中国脱口秀之都：有本地俱乐部 段子大多用中文

参考消息网8月16日报道 英媒称，毫无疑问，上海是中国的脱口秀之都。记者在上海功夫喜剧俱乐部采访的所有表演者都这么认为。功夫喜剧俱乐部每周都会举办开放麦之夜，还会定期举办英语和汉语脱口秀表演。在上海十多个脱口秀演出场所里，每天都有脱口秀表演，但与中国的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的最大优势是有本地专属的俱乐部。

据英国网站8月13日报道，柯安迪是一名澳大利亚喜剧演员，他可以用英语和汉语进行表演，他在2015年创建了功夫喜剧俱乐部。他从2009年开始在上海组织表演，多年来流转于多个昏暗的演出场所，差一点就放弃表演，但他最终找到了现在这个演出场所。

报道称，拥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帮助功夫喜剧俱乐部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功夫喜剧俱乐部每周有五六天晚上都举办脱口秀表演，还吸引到国际知名的脱口秀表演者，例如美国的喜剧演员阿里·沙菲尔和D·C·本尼。但是让安迪最骄傲的是功夫喜剧俱乐部帮助培养了年轻的中国喜剧演员，例如诺拉·杨和罗基·陈。如今上海有很多中国脱口秀表演者崭露头角。

报道称，但就在十年前，与亚洲大部分地方一样，上海还没有成规模的脱口秀表演。脱口秀显然是西方人喜欢的东西。亚洲的喜剧主要还是团队临场发挥表演，或以小品的形式进行。单人喜剧演员比较倾向于使用动作和打闹等形式，而不是用脱口秀特有的讲故事和讽刺的方式。

报道指出，当然，你可以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甚至是越南看到脱口秀表演，但进行这些表演的主要是移居海外的表演者或者到访的西方喜剧演员。英国的记者曾经在曼谷和胡志明市看过脱口秀表演，这些表演与他在伦敦和珀斯看的没什么区别。

但在上海，脱口秀表演是与众不同的。不像是在泰国和越南，来上海看表演的观众大部分都是本地人，段子也大多是用中文讲的。

诺拉和罗基都是新加入的脱口秀表演者，分别只有1年半和9个月的表演经验。两个人都想成为职业喜剧演员。罗基说他想用脱口秀展示给中国年轻人，可以“勇敢表达自己的看法”。

报道称，功夫喜剧俱乐部的经理穆罕默德·马吉迪已经做脱口秀5年了，这名29岁的埃及人认为中国喜剧将发展成“庞然大物”。他站在被俱乐部的霓虹灯照亮的酒吧后面对记者说：“肯定会发展到很大规模。喜剧现在在中国已经成为价值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行业，随着中国观众越来越熟悉脱口秀单人表演的概念，脱口秀的规模只会越来越大。”

他说：“现在已经有许多优秀的中国喜剧演员，其中有些人是实打实的明星，他们有许多上电视的机会，在全国巡演。我相信脱口秀十年后会成为中国娱乐行业的支柱之一。”

功夫喜剧俱乐部吸引了一大批中外脱口秀爱好者

在日中国人增多引发邻里纠纷 日媒支招：贴这张中文告示……

参考消息网8月7日报道 日本周刊刊登7月7日一期文章，题为。文章称，在日本中国人的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变化，这给他们的邻居——社区里的日本住户带来了影响。在东京都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他们与日本人之间的邻里纠纷也频繁发生。

“黑民宿”引发邻里纠纷

文章称，在一片安静的住宅区里，突然传来大号行李箱拖动的声响。这是位于东京都中野区的一处僻静社区。近年来，中国游客的身影频繁出现。当然，他们并不是来这里旅游的，而是要在此开设非法民宿。

文章称，6月15日，开始施行。新法施行的半年前，中野区召开了居民见面会，数十名居民都提到违法民宿令他们的生活受到影响。

据中野区方面的消息，截至去年11月，区内共有民宿设施600处，但是以简易旅店名义申报登记的合法民宿仅有9处。

文章指出，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中野区，据说中心城区的很多民宿经营者都是中国人。一位熟悉在日中国人情况的人士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很多中国人在东京都内都有房产。

“那些跑到世界各地做买卖的中国房主大部分时间不在日本，于是他们的朋友就会来租住。”

文章称，对于这种在民宿预约网站开设之前私下融通住所的中国人来说，住民宿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是新法施行后，开设民宿必须申报，今后这种随心所欲的模式将被禁止。

除申报问题，中国人开设的民宿还存在什么根本性问题吗？

刚才提到的那位人士说：“他们完全不理会邻居的不满。”一位中野区的居民表示，即使有邻居提出噪音扰民、不按规矩扔垃圾等问题，这些中国人也只是装傻说：“我没有经营民宿啊，住在里面的都是我朋友。”

另有居民抱怨，有时候甚至发展到需要叫警察的程度。

文章称，迄今为止，中野区从未与经营民宿的中国业主进行过沟通。虽然很多中国业主“隐藏在水面下”，但是在居民见面会召开的最后一天，一位经营民宿的“态度积极的中国人”现身并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态度，总算可以说是一种补救。

积极沟通有助缓解矛盾

文章指出，不仅在民宿问题上，随着在日中国人越来越多，他们与当地居民发生的纠纷也更多。为了缓解矛盾，那种“态度积极的中国人”就变得更加重要。

如何避免与中国邻居发生矛盾从而和谐相处？埼玉县川口市的芝园社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先行者。

这片住宅区不仅有中餐馆和经营中国食材的商铺，甚至还有幼儿园。自治会会长韭泽胜司介绍，这里半数以上的居民是中国人。

文章称，一些学生志愿者在社区里办起了中文讲座，充当沟通的桥梁，自治会在发布消息时也很注意让外国人能够理解。今年，小区的自治会获得了国际交流基金颁发的“地球市民奖”。

文章称，芝园社区内部可以说非常漂亮。这种井然有序的状态得以维持，全要靠张贴在小区里的用中文书写的“禁止如何如何”的告示。

比方说，幼儿园门前贴了要求家长“不要在此站立交谈”，超市的出入口贴着“禁止将手推车带离”。

文章指出，这些告示的内容透露出日本住户对中国邻居“超越常识的生活习惯”感到困惑。一位小区的管理人员说：“夏天直到深夜，广场上还有人大嚷大叫。”

文章称，中国住户这么做不一定是有什么恶意。在中国，人们的确有夏夜外出纳凉的习惯。他们不过是在这里重现了中国的风俗习惯。

文章认为，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国人没有尊重日本社会的规则和礼仪。反过来说，一旦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在日的中国居民就有可能和当地社会和谐相处。去年夏天羽田机场的“中国黑出租”现在几乎绝迹，原因在于有了强制取缔的行政手段。也就是说，要想消除摩擦，日本必须要有“明确规则、坚决取缔”的鲜明态度。

资料图：日本横滨中华街，游客在路边挑选中式旗袍。新华社记者马平摄

德媒称欧洲宇航员正努力学中文：“我想上中国空间站”

参考消息网8月1日报道 德媒称，欧洲航天局的三位宇航员正在努力学习中文：一名意大利女士、一名法国男士以及德国材料学家马蒂亚斯·毛雷尔。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乐趣，而是为了书写历史。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希望在2023年作为第一个外国人登上届时可投入运行的新的中国空间站。中文将会成为远离地球的通用语言吗？这表明在宇宙空间各国重要性的变化有多快。中国正在大步赶上来。

据德国7月30日报道，中国已跃居领先的空间大国之列。2003年，一位中国航天员首次进入太空；2008年，另一位航天员进行了首次太空漫步；2012年，神舟九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对接。北京还希望在五年后，正好在美国、俄罗斯、欧洲、日本和加拿大共同运营的、自2024年起前途未卜的国际空间站可能退役之时，建成自己的国际空间站。

今年5月，中国与联合国共同宣布将邀请其他国家未来到中国空间站进行研究。欧洲人希望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双方正在就中国空间站投入使用与国际空间站里相似的科学测试仪器进行讨论。欧洲人也想带来专业知识。

2017年完成宇航员基础培训的马蒂亚斯·毛雷尔确信中国人还能学习“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他们现在还只能进行短期任务。相反，我们欧洲人从十年前就在国际空间站设有舱室，执行长期任务也有近20年时间了”。他说，两周和6个月的任务之间差别巨大，例如对身体的影响等。在进行长期任务时，运动、饮食和医疗供应极其重要。

毛雷尔经常被问到，与中国在航天领域合作究竟是否符合欧洲的利益。毕竟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将自己定位成技术大国。

然而毛雷尔认为，有足够的机会在合作中保守技术机密。毕竟俄罗斯与美国在国际空间站的合作就证明了这一点。另外，“中国已经不再依靠我们，他们单独也能办得到”。

但欧洲航天局的目标是，“成为一条纽带并将中国纳入航天国家的国际共同体”。因为人们在宇宙空间中向着月球和火星飞得越远，任务花费就越大，对技术的要求也越高。为此，人们需要尽可能多的伙伴。

毛雷尔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美国就不是欧洲航天局的主要伙伴。欧洲人正在为美国新的重型火箭制造发动机。

报道称，与中国合作主要为欧洲航天局提供了一个好处：计划有保障。

报道还称，中国计划在今年年底成为首个执行月球背面任务的国家，并在那里投放月球车。明年，从月球采集的样品将自1976年以来首次运回地球。按计划，大约在2030年，第一名中国人将登上这颗星球。

报道指出，在月球任务中，欧洲航天局也将与中国合作。过去，欧洲航天局为导航和与落地舱之间的通信提供了无线电通信网络，未来欧洲的设备可能也会一同参与中国的月球任务。

      7月18日，在德国科隆，德国宇航员马天在欧洲航天局国际空间站模拟舱内留影。新华社记者 张毅荣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