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段时间,某歌手经纪人在朋友圈中记录了他一整天的经历:“凌晨出门,三个城市,两场演出,身体已经到了极限。”按照该艺人目前的商演价估算,两场演出的税前收入应该在50万左右,无论艺人还是这名经纪人,都已经可以笑着结束这奔波的一天。在水果编曲软件的陪伴下,他们也许只是一个三线的小歌手,但是却能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这才是真正的苦中作乐。

不少艺人的微博简介中都会留下“工作请联系XXXX”的字样,这里所说的“工作”,除了接演影视剧之外,大多是指商演。对于歌手而言,出专辑、开演唱会是大工程,耗时劳心费钱,也不是每个艺人都有能力办到的,商演,才是为歌手创收的工作常态——当然,这类商演不光歌手可以参加,演员也可以;当然,这类商演也不只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三四线城市或许才是更大的战场。

然而,听上去“轻轻松松就来钱”的商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八月底,有爆料称胡夏在某地演出时耍大牌,除表现不配合,还三番五次唱错歌曲。之后,胡夏工作室作出声明,表示胡夏按合同规定现场演唱 《那些年》和《替我照顾她》两首歌后,又被主办方强制要求演唱并未签合同的品牌歌曲,一段由在场者拍摄的7分钟视频显示,胡夏被多次无礼打断,一旦唱错,伴奏立刻停下重来。

如今的所谓“商演”,指的不仅仅是或大或小的拼盘演唱会,还包括企业庆典、剪彩活动、出席代言,甚至是夜店演出。不止在大城市,三四线城市由于对明星的期待值更高,因此更是商演之富矿,对于一些名气相对有限的艺人,商演甚至是他们维持生计的唯一来源。

数字音乐普及后,歌手普遍已经无法通过专辑售卖赚得利润,如果无法成为影视歌三栖明星,演唱会、商演就成了体现他们商业价值的所在。此时,艺人们也在积极转变思想:商演成了艺人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没什么可丢人的。加上此时国内经济的迅猛发展,小城市居民购买力的增强以及近距离接触明星的需求增加,都让小城市的商演市场在近年愈发火爆。

很多人觉得在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城市走穴演出low low的,但用几首歌的时间换取的真金白银,对明星来说可谓性价比超高。从当年乐坛小天后变身成商演一姐的萧亚轩,在没有新的音乐作品的情况下,凭借商演也能保持年入数千万。据记者统计,去年萧亚轩总共接了65场商演,仅10-12月就有25场,其中不乏舞美简陋的小演出、地产开盘等活动,也因为在商演上的勤快表现,萧亚轩成为2015年台湾艺人收入榜的季军,仅次于周杰伦和王力宏。

而贵为昔日天王的黎明,也成了四大天王中唯一接商演的人。2014年,他曾为惠州某楼盘站台,此前还曾前往郑州、成都、贵阳、合肥、湛江、韶关、长沙东安县等地参加商演,在黎天王的商演经历中,既有张信哲、庾澄庆、罗志祥、谢霆锋等艺人一道参与的优质拼盘,也有以其“领衔”,三、四线歌手拼盘的商演。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线大牌如周杰伦、张学友、陈奕迅、五月天等是演唱会票房保证,个唱的落地价都是千万元级,个人演唱会的门票也会很贵,少量低价票在开票后立刻被抢购一空,剩下的都是数百到数千的高价票,因此,大牌的个人演唱会基本都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考虑到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能力,演出商们为拼盘演唱会拼搭阵容的方式也千奇百怪。有些演出商会以一个大牌为核心,搭几名身价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歌手,而有些演出商甚至会从当地夜店招来一些本土歌手与大牌同场演唱,这就出现了某些拼盘演唱会的海报除了某个大牌之外,其他歌手的名字完全陌生的状况,而这类拼盘演唱会对于演出商的意义在于,票价不用太高就能收回成本,倘若卖得好还能有不错的收益。

除了前面提到的靠商演闯出一片新天地的昔日巨星,《中国新歌声》等选秀节目的选手,或通过《我是歌手》翻红的歌星也是三、四线城市的商演主力,对于选秀出身的歌手来说,参与商演是资本积累的必经阶段,夜场、企业堂会、剪彩活动等几乎来者不拒。

在三四线城市的商演中,韩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一方面,韩星普遍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粉丝支持度;另一方面,比起国内明星,部分韩国明星的价格不高,却在表演中有着更高的配合度和专业性,因而很受国内演出商的欢迎。业内资深人士李三木告诉记者,由于受“限韩令”传闻的影响,此前在国内三四线市场上颇受欢迎的小牌韩星已经大幅减少,“国内的演出商已经不敢用韩星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三四线城市的商演市场会面临一波调整。

由于缺乏接待经验,艺人在小城市遭到“怠慢”的情况比较常见。歌手徐誉滕去年12月曾在朋友圈中吐槽过商演中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敲锣打鼓豪车接,各种老总豪宴请,签名合影少不了,热热闹闹上台唱,灰头土脸出租送。”徐誉滕向记者透露,很多演出后,艺人就再也联系不到主办方,只能自己打车去高铁站或者酒店,这样演出后就立马遭受“冷遇”的情况,在商演中占到了两成。

当然,艺人也不总是处于食物链末端。据一位资深演出商透露,此前他曾遇到过有艺人的助理拿一堆乱七八糟的发票要报销,声称“不给报,艺人就不上台”,为了活动圆满,演出商也只能屈从,但明星对此是否知情,演出商并不确定。另外,还有一些明星对演出商安排的食宿不满意,临时要求换酒店、提高餐饮标准,通常情况下,夹在艺人和主办方中间的演出商只能答应。演出公司负责人蒋先生称,自己在工作中受“夹板气”是常态。据他表示,有一次活动中,韩国某大牌艺人好不容易答应了商演后与主办方合照,结果主办方人员因故来迟,最后艺人决定取消合照环节,双方不欢而散,而自己夹在中间颇为尴尬。

明星的结构也是一座金字塔,塔尖上的当红明星占据了各种优势资源,去和他们竞争,位于塔基的明星显然太吃亏了,这种深入三四线城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商演模式是一种差异化竞争——听起来有些low ,但从赚钱速度来看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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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不适合三四线歌手发展,那他们必定要生存啊,唯有三四线城市容得下他们。毕竟大牌是不会来小城市的,几首歌的时间能有几十万,他们还是很乐意去的。也正亏了水果编曲软件,以至于他们能够不停的创作,不至于将饭碗丢掉,毕竟一首歌不能唱一辈子,万一出了新歌火了呢。再加上FL Studio能够创作各种类型的曲子,他们也非常乐意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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