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能否想到取快递被造谣出轨,平常大家很日常的取快递一个行为却让不良人士造谣并且诬陷,近日被造谣出轨女子谈为什么死磕,并且在此前被造谣出轨女子已提起刑事自诉,那么面对这些造谣者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接下来大家就随见闻坊小编一起了解看看~
被造谣出轨女子谈为什么死磕
在微博上发布自己的维权经历后,有很多相似经历的网友找到吴女士 @NoAge-Jessie 抱团取暖。她说,造谣的成本极低,这不只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一个个案,更是一个社会现象。“我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案例,追责到底,让所有人知道这个事情在法律上是违法的。”
2020年12月14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女子被造谣出轨”当事人吴女士@NoAge-Jessie 提交的刑事自诉。在过去四个多月里,28岁的吴女士被迫卷入一场谣言漩涡。立案成功后,吴女士从受害者的身份抽离出来,她摘下口罩直面大家。她希望这段经历能够成为一个案例,而自己可以成为受害者和法律工作者之间的桥梁,让更多相似遭遇的人在维权路上走得更加顺利、更有力量。
被造谣出轨女子已提起刑事自诉
2020年12月14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女子被造谣出轨”当事人吴女士提交的刑事自诉。
在过去四个多月里,28岁的吴女士被迫卷入一场谣言漩涡。7月初,她在一次取快递的过程中被偷拍,一个月后,这段9秒钟的视频与几十张伪造的聊天截图伴随“已婚富婆出轨快递员”的故事在网上流传,甚至登上了杭州的同城热搜。始作俑者是吴女士所住小区门口新开超市的老板郎某,出于开玩笑的心态,他与朋友何某合谋演了这出戏。
8月13日,郎某和何某因诽谤他人被余杭警方行政拘留9日,郎某解释自己偷拍造谣的行为没有恶意,只是朋友间的玩闹。
事发后,吴女士被诊断为抑郁状态,清空了手机通讯录,几乎不再出门。“很多人都告诉我我没有错,但我想说我不是没有错,我是什么都没有做。”在网上收集了两个月证据后,10月26日,吴女士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虽然律师曾提醒她这条路非常难,她还是决定维权到底。
立案成功后,吴女士从受害者的身份抽离出来,她摘下口罩直面大家。她希望这段经历能够成为一个案例,而自己可以成为受害者和法律工作者之间的桥梁,让更多相似遭遇的人在维权路上走得更加顺利、更有力量。
取快递被造谣出轨
一切都缘于4个月前的一场“意外”。“就像是你每天正常走在马路上,突然被广告牌砸到一样。”小吴对记者说。
8月7日凌晨,一位朋友提醒小吴,有人在网上传播“少妇出轨快递小哥”的消息,女主就是她。小吴惊呆了。事后得知,7月7日她到楼下取快递时,被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了视频。郎某随后与朋友何某“开玩笑”,编造聊天内容,发至微信群。通过不断转发,谣言在互联网发酵。8月7日早上10时,消息已传到小吴所在的公司,所有的领导、同事都看到了。小吴当天就报了警。
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8月13日发布警情通报,称郎某和何某捏造聊天内容,并截图发至微信群,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依据相应法律规定,警方对二人分别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但对小吴来说,谣言造成的影响,并没有随着问题的澄清而结束。小吴提供给记者的一份证据显示,8月8日,某微信公号发布了《这谁的老婆,你的头已经绿到发光啦!》的文章,至8月11日公证时,点击量为1万次。截至9月20日,多篇网帖的总浏览量达60660次,转发量为217次。小吴也收到大量询问及谩骂的信息。“一个在国外的朋友看到了捏造的传播内容,把我臭骂了一通,说我和别人出轨的事情所有人都看到了。”她说,朋友在知道自己未婚未育的情况下,都更愿意相信网络的声音,这让她很难接受。
“事情发生大概一周,我就被公司劝退了。”小吴说,因为一是影响到公司的名誉,二是她需要时间处理这件事,影响到了正常的工作。小吴被医生确诊为“抑郁状态”。“医生非常温柔地说,这件事情对你的伤害真的那么大吗?听了这句话,我的眼泪瞬间就出来了。”
维权 委托律师提起刑事自诉
8月30日,小吴发布微博说,决定放弃深究刑事责任的权利,但要求郎某和何某发布具有诚意且画质合格的道歉视频内容,并赔偿损失。
郎某、何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已在8月底录制视频道歉,也接受赔偿要求,但认为小吴提出的金额不合理。
而小吴认为,这件事造成的损失已远远超过她提出的赔偿金额。更令她不能接受的是对方的态度。她说,郎某觉得“自己只是开了个玩笑”,而且至今从未当面说一句对不起。
10月26日,小吴委托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晶晶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交刑事自诉状及证据材料,要求以诽谤罪追究郎某和何某的刑事责任。
12月14日,记者来到事发地点,见到郎某的父亲。他说,事情已过了很久,“最初就是个玩笑,后来的传播我们也没想到。”他说,最近有很多媒体来跟进此事,儿子已不在店里经营了。记者辗转联系上郎某,他表示已经知道诉讼的事情,“一切以法院判决为准吧。”
应对 遭遇“网暴”要怎样说不
4个月后,小吴依然没能走出这一事件的旋涡。“一次地震出来,会有无数次余震。虽然大家都知道我是被冤枉、被诽谤的,我是受害者,但这一负面新闻的阴影一直跟着我。”小吴对记者说。
11月,小吴认为自己已调整好,但在多次求职过程中,无论哪家公司面试,都离不开上一家公司的离职原因。小吴说,自己说出原因后,洽谈会无法继续。“社会好像还没准备好去接纳我,更可怕的是,这种情况不知道还会持续多久。”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表示,此类案件维权难主要有几方面原因:一是主体难以确定,有时难以明确侵害人,需要平台协助;二是相关事实证据不易固定,网络上的文字视频可能会被删除;三是由于参与人数众多,大家都有法不责众的错觉,认为事后难以追责。“要强调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在网络上辱骂、诽谤他人与现实中一样,都要承担法律责任,都有可能构成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郑晶晶说,在实践中,部分人可能会咨询律师,选择民事侵权的救济途径;但还有很多人考虑到侵权行为不严重、维权成本过高,往往选择放弃司法救济。很多受害者甚至不知道法院可以受理刑事自诉案件,往往自认倒霉。
如何治理网络谣言和暴力,是信息时代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业内人士认为,要加强必要的普法宣传活动,让普通公民能充分认识到网络谣言的危害,让身处网络空间的每一个人将“键”下守法当成一种习惯,保护自己和他人不受网络谣言和暴力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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