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车里面的小学生作文】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妈。

“为什么要杀妈妈？”

“妈妈不好。”

这是12岁的湖南沅江石虎山镇少年小吴(化名)杀死母亲后给出的理由。

没事的他不能理解别人的疑惑。他知道自己错了，但认为错误不会太大。——“我没有杀另一个人。我杀的是我妈妈。"

岁

算起来，小宇和妈妈住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他是留守儿童，半岁时父母在南下广州打工，从小被爷爷奶奶照顾。和很多留守儿童一样，他一年只见过父母一两次，所谓的情感沟通经常通过电话联系在一起。(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家人)7岁的时候，小宇放学回家的路上被面包车撞了。知道伤势不重，父母也没有回家。

201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吴的妈妈生了弟弟，老人年纪大了，不能照顾孙子，妈妈要呆在家里，爸爸一个人在外面继续打工。但是长期以来爷爷奶奶宠爱的吴军不习惯和妈妈一起生活。

据媒体报道，母亲对他比爷爷奶奶更严格。很多亲戚也说小宇经常和妈妈吵架，有时打人。争吵的原因是手机、钱、吸烟——妈妈不愿意沉迷于手机游戏，也不愿意为了买槟榔和香烟而给太多零花钱。(莎士比亚)。

这次事件就是源于4包香烟。小宇的外公说，女儿平时生活节俭，在村子里参加酒席的话，把剩下的肉和未开封的烟带回家，摆很多酒席的话，收集了4包烟。那天晚上女儿发现这四包烟被小宇偷偷抽了，气得用皮带打了他。

没人想到的是，吴径直走到厨房，拿起菜刀，接连向母亲砍了二十多次，当场死亡。(莎士比亚)。

之后，他用妈妈的手机向老师请假。“小吴明天请假不行，感冒了。”锁上房门，收起钥匙，换上沾满血迹的衣服，把作案的菜刀扔进房子后面的池塘里，表情平静，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事件发生地，2层栅栏就是吴家

小宇杀了人。

但是，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年满14岁的人犯罪，要负刑事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小宇现在12周岁，还处于没有刑事责任的年龄阶段。

而且他不是案子。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试点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去年6月发布了《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白皮书（2009.6-2017.6）》份，直接提出：“在8年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下，犯罪年龄低是当前青少年犯罪的突出特征。”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趋势，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吁也经常出现在坊间和学术界。

根据现行法律，吴军最终获释回家，家人接替了“监督”。

12月12日，吴氏一家住在霍山镇的一家酒店。

上学

“那以后怎么办？”“学校不能不送我去学校，是吗？单击

获释回家后，小吴问叔叔。他可能不知道。围绕着学校，更大的舆论风暴紧紧包围着自己。

爸爸在小宇出事后终于回家了。他试图把小奥送回学校，但遭到了其他家长的反对和学校的拒绝。事件在网上公开后，益阳市教育局12日表示，从儿童成长的角度来看，向无人知晓的学校过渡有助于以后的成长。

家长的心情，学校的慎重都不难理解。很难说在这种潜在危险源旁边看书有多安全。“他什么都不能做，连自己的母亲都敢杀吗？谁能保证他不会一直杀人？”，相关采访视频中，一位家长的语气很紧急。此前，在河南庐山的“冰释殿自战事件”中，被保释受审的曹操也在回到学校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吴小乔们不回学校，还能去哪里呢？

《刑法》第17条规定：“未满16岁而不受刑事处罚的，命令其父母或监护人予以惩戒。”必要时，政府也可以接受并接受教养。“但是，什么是‘必要的时候’，法律没有进一步解释。1995年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需要送收容教养的人要严格控制，父母能管教的人都不送。”可以说，用“一律不发”四个字使收容教养在很大程度上名副其实。

根据北京检察院的一项统计，在学校，犯有违法犯罪的孩子的劝退率为60%，劝退后复学率仅为23%。劝说后，大多数孩子不能上学。这样做只能使他们的重复犯罪率更高。

00" height="450"/>

事发前小吴就读的学校

“即使是未成年少年犯，也应该保证他受教育的权利，不光是道德教育，还包括学历教育。”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秉持这样的态度。实际上，让违法犯罪的孩子继续接受教育，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是一致的。现行理论也认为，通过有效的教育，有利于帮助未成年犯罪人接受改造、重返社会，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也是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努力方向。

但是，原有的学校不接受，益阳市教育局建议将小吴调换到无人认识的学校上学就可行了么？估计也很困难。退一万步说，即使小吴回到学校，“杀人犯”的标签依然会让他和同学之间隔离，甚至对立。这种恐慌会波及他的同学，也会一直刺激他的心理，还有可能导致再度犯罪。

进少管所呢？小吴不符合，送少管所必须满14岁；进工读学校呢？也不符合，进工读学校的只能是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少年；进少年收容教养所？小吴所在的益阳没有相应的机构。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般都仅有1—2所少年教养管理所，可以收容、教养少年。

事情于是就到了颇为尴尬的境地。对于未满14周岁、涉嫌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法律上有空白，实践上也有难处。一名资深的检察官透露，“这种情况很难处理。我们都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但是这种带刺的花朵，我们却找不到一片适合它生长的土壤。”

过渡

小吴遭遇的尴尬，暴露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干预系统还不完整，未成年人罪犯回归社会系统的不成熟。通俗点说，除了监狱和学校，多数时候，我们还缺一个过渡的中间地带。

“最怕的就是出现‘养猪困局’”，有检察官表示。这是他们的行话，一旦对触法行为缺乏有效的司法干预，很可能会误入“养大了再打，养肥了再杀”的境地。

检索资料可以发现，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已有独立的《少年法》和少年法院，并对青少年罪犯明确了惩罚和教育措施。比如英国对于10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罪犯，可采取三种监禁措施，包括送入少年犯矫治中心、安全训练中心和儿童之家，教育内容主要是学校授课、义务劳动和道德教育。

其实，我国《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早就要求，公安机关应当有专门机构或者专职人员负责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可惜，基于基层警力严重不足和琐碎案件太多的客观现实，基层单位很难落实规定。

当然了，努力也一直存在。

譬如近年来四川省检察机关就一直在开展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工作，即建立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涉罪未成年人信息数据库，根据违法犯罪的情况和个性特征，将预防对象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个预警等级，开展差异性帮教。《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显示，过去３年，在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四川全省未成年人犯罪总数同比下降9.７％，未成年人犯罪占刑事犯罪总量的比例也下降了１个百分点。

而回到小吴的个体困境，在近两日的舆论争议下，截至侠客岛发稿前，媒体同行报道小吴已被带离原生活环境，由监护人及公安、教育、镇政府共同对其进行定点监护管理，并进行心理疏导、法制辅导、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也将根据小吴教育转化情况和相关法律规定，采取进一步教育管束措施。

记者在小吴爷爷家中看到他五年级时写的作文，作文中小吴提到了母亲上夜班后，父亲接到朋友电话后执意外出打麻将的事，他请求父亲“别出去了，就这一次”

在关注小吴的舆论中，一个不约而同的话题是“留守儿童”。

我们无法定论，小吴的行为，与其家庭成长环境有多大的必然联系。但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未成年人犯罪》报告显示，留守家庭、离异家庭、流动式家庭、单亲家庭、再婚家庭出现未成年人犯罪情况的可能性普遍较大。反过来说，上述家庭类型中的相关因素，也是开展未成年人犯罪家庭预防的重点切入口。

孩子生就一张白纸，成长的可能性却千差万别。电影《狗十三》中，经历过溺爱、忽视、暴力的小主人公，终于被驯服，为了讨好大人活得小心翼翼；而现实中，经历过相似家庭、社会因素洗礼的小吴，最终选择的却是反抗与弑母。

无论其中哪一条路向，都潜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危机，而危机的另一面，家庭、社会与教育机制中“悬崖勒马”的效能如何最大化？这也是小吴事件后，我们仍需长久思考的命题。

文/蔡斐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