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01向吴孟超、袁梦超、苍生的感情致敬。

02袁隆平:知识报国的时代典范

03稻香泽是华夏英雄本来的老农

04间沥青赤字鉴定

05明亮的网络解说员:primus不会死,那条路不会孤独

正文:

01向吴孟超、袁梦超、苍生的感情致敬。

资料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2021-05-23 16336021

作者:王锡川

5月22日13时02分,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肝胆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原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吴孟超同志因病治疗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5月22日13时07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

两位,“披肝出胆汁,医生人心”、“稻泽世、万养发”都被称为相关领域的——名宅女、“杂交水稻之父”、“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两人都获得过国家最高科技奖,都是小行星永久命名者,都当选为“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两人德高望重,在舆论场与上流一样的存在,高龄的死亡都引起了公众的巨大哀痛。

两个人去世后,把公众认识后的心理体验描述为“天空流泪,草木含悲”,这并不夸张。两人不仅因为专业获得了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还因为怀有苍生和政界的家族而受到世人的尊敬。

吴孟超,“看得见的是病,心里装着人”,才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一个个装着病人过河”。据统计,吴孟超70多年来,从医生那里完成了1.6万多台肝胆手术,治疗了1.6万多名患者。心里没有我的肝胆照片,怎么了不起!

袁隆平,“毕生的追求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从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成功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中杂交水稻品种。重要背景是,在饥饿时代,“大家都吃不饱饭,我亲眼见过”,埋头稻田,一辈子让世界告别饥饿。(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饥饿》,《饥饿》,《饥饿》,《饥饿》)。

稍微比较一下,两个人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受到数亿人民的爱戴,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人,有爱,有责任。(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爱情)北宋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捐躯,为性季节学,为万岁打开太平。”吴孟超、袁隆平的成就使他们存在的意义在科研领域、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的道德文章、他们的精神风骨以及他们的家国情怀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以吴孟超为例,他原是马来西亚归侨,踏上了用医学拯救国家的道路,这与时代的需要和响应国家的号召有关。正如吴孟超所说:“医学者要一辈子追求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袁隆平也一样。袁隆平说,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环境如何变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始终要和党一起走,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深爱总是充满的。这也是我国科研创新的动力源泉。照他们说的做,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爱是极其真诚的,更有行动。

吴孟超,袁隆平,到底致敬什么?他们身上有太多闪光点,太多值得赞扬的精神,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值得我们身上的气味和感悟。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最重要的是传承他们的精神,遵从他们的教诲,从他们的言行中汲取无尽的精神力量,并将这种力量融入本职工作。

“大米经济世界,肝胆道两昆仑。“斯人已经远去,但留给这个世界的精神遗产永远不会消失。心里有国有人民的人,人民永远记得他,想念他,把他放在心里。当我们仰望宇宙中的小行星时,吴孟超、袁隆平,他们的星光闪耀,永不暗淡。他们照亮我们的前路,永不停息。(王锡川)

02袁隆平:知识报国的时代典范

作者:Data 《光明日报》(2021年5月23日01版)

袁隆平去世的消息瞬间传到了中国,哀悼的声音在他播种的国土上回响。这条裤腿经常被泥土覆盖,研究杂交水稻的科技人员近几十年来成为知识报国的时代榜样。

是因为杂交水稻的科技成果可以用天平来衡量吗?稻米的增产使白饭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主食吗?高产水稻的普及是否使中国人的饭碗更加牢固?是的,但好像不完全是这样。袁隆平在人们几乎每天都要摄取的粮食作物领域,在农民千百年耕种的土地上,人们可以看到的勤劳劳动方式,像魔术师一样,将粮食丰收增产,知识报国的维权之心具体化为无数玲珑颗粒粮食。有这种杰作的人怎么能不成为社会的公共偶像呢!

偶像是榜样,榜样是力量。袁隆平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纪念碑上。

(作者:田中)

03稻香泽是华夏英雄本来的老农

——记得“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学家袁隆平

[追悼]

5月22日湖南长沙,细雨凄凉,悲伤的情绪弥漫在城市上空。

13时07分,“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病治疗无效,在长沙去世,享年91岁。

16点左右,灵车慢慢离开医院,路边聚集了听到消息后前来送行的市民。司机停下车辆喇叭,人们把花捧在胸前悲恸地喊道。“元爷爷,请走好。请走好!”" "

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先驱和领导者,是世界上第一位成功地将水稻杂交优势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家,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

袁隆平毕生的梦想是消除饥饿。他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但事实上他用一粒种子在大地上留下了丰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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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攻克杂交水稻科研难关

  出生于1930年的袁隆平,从小跟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新中国成立前,袁隆平见到倒在路边的饿殍,十分痛心。选择农业报国,源自袁隆平想让大家“吃饱饭”的强烈愿望。

  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工作。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袁隆平立誓要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1956年,袁隆平带着学生开始了农学实验。他发现,水稻中一些杂交组合有优势,认定这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要途径。培育杂交水稻的念头,第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

  杂交水稻,是由两个具不同遗传特性的水稻品种或类型,一个作为母本,一个作为父本,经有性杂交之后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杂合体。

  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外国学者发现了水稻的雄性不育现象。但几乎所有国家的研究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验屡屡失败。学界普遍认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

  1966年,袁隆平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此后,他与学生李必湖、尹华奇成立“三人科研小组”,开始了水稻雄性不孕选育计划。1970年,在海南发现的一株花粉败育野生稻,打开了杂交水稻研究突破口,袁隆平给它取名为“野败”。

  各地科研人员聚集到海南,他慷慨地将“野败”分送给大家,又在农场支起了小黑板,给全国各地科研工作者讲课。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攻关大会战打响。1973年,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

  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1981年6月6日,新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授予了袁隆平领衔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

  三系法获得成功后,我国很快启动了两系法杂交育种技术研究。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又增5%~10%。

让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2020年11月2日,位于湖南省衡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迎来晚稻测产,测得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此前的7月,衡南基地早稻高产攻关田进行测产验收,测得早稻平均亩产为619.06公斤。早稻加晚稻实现了亩产1500公斤的目标。

  这是袁隆平团队在屡破超级稻单产700公斤、800公斤、1000公斤、1149公斤等世界纪录后,再次刷新世界纪录。1996年至今,我国实施的第三代杂交水稻——超级稻育种计划,在基础理论和品种选育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杂交水稻技术,还成为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先锋。20世纪80年代,杂交水稻作为我国第一个农业技术转让给美国。此后,中美间的杂交水稻技术合作持续至今。有学者研究中国海关数据库后指出,种用稻谷是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作物种子,已成为大田作物种子中出口最多的产品。

  袁隆平写于1985年的《杂交水稻简明教程》,经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后,目前已发行到40多个国家,成为全世界杂交水稻研究和生产的指导用书。截至2020年年底,已有40多个国家种植了超过700万公顷的杂交水稻。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曾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提出疑问:21世纪谁将养活中国?当时的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未来,以全球的粮食生产也难以满足中国巨大的需求。

  然而,事实证明中国不仅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还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袁隆平科研团队开创杂交水稻研究以来,中国已经实现从三系到两系再到超级杂交稻的三次重大技术创新。同时,我国全面建立起粮食科技创新体系,深入推进水稻国家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以袁隆平为代表的水稻种业科技工作者们,在杂交水稻前沿研究中不断创新。

  1976年以来,杂交水稻在全国累计推广面积约85亿亩,增产稻谷8.5亿吨。每年因种植杂交水稻而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约8000万人口,为中国人牢牢掌握自己的饭碗作出了突出贡献。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不断的质疑、无数的失败和挫折,在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生涯中是常态。

  袁隆平却说:“哪有搞科学研究不失败的呢?失败了就失败了,不是说身败名裂,人家不会笑你的。我这是在探索,跌跤就跌跤,我爬起来再干,就是了。”

  20世纪80年代,三系法获得成功后,我国很快启动了两系法杂交育种技术研究,依旧由袁隆平领衔。没想到的是,项目启动不到两年,就遭遇沉重打击。一场异常低温导致全国两系育种大面积失败。

  两系法到底行不行?袁隆平和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重要成员顶着巨大压力,重新研究两系不育系的光温敏特性,最终找到解决方法,让两系法起死回生,再次成为世界作物育种史上的重大突破。

  2019年9月16日,袁隆平走进湖南农业大学2019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会场,分享自己的学术人生。

  典礼上,袁隆平将“知识、汗水、灵感、机遇”8个字的人生体会送给全体新生。他说,“知识”就是力量,是创新的基础,同学们要打好基础,开阔视野,掌握最新发展动态;“汗水”就是要能吃苦,任何一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入细致的实干和苦干;“灵感”就是思想火花,是知识、经验、思索和追求综合在一起升华的产物;“机遇”就是要做一名“有心人”,要学会用哲学思维看问题,透过偶然性的表面现象,找出隐藏在其背后的必然性。坚持做到这几点,才能突破障碍,实现梦想。

  袁隆平院士是湖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双聘院士、作物学博士生导师。噩耗传来后,湖南农业大学广大师生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袁隆平院士是师生们永远尊敬的‘袁校长’‘袁老师’。”湖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弘说。

  曾经在袁隆平身边工作了33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校长邹学校说,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努力把湖南农业大学建成国内一流农业大学。

  袁隆平院士博士后、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邓化冰回忆说,袁老很会顾及年轻人的感受,看到试验中存在的问题,会很耐心地给予指导,“能在田间接受袁老师的实地指导是我们最期盼的事情。”

  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唐文帮表示,袁老虽离开了这片他深爱的热土,但他的“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会一直激励后辈前行,我们定会秉承他的精神,在广袤的大地上接续奋斗。

  (本报记者 禹爱华 龙军 赵嘉伟)

04 披肝沥胆 赤子情怀

——追记我国“肝胆外科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

【追思】

  5月22日13时02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原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吴孟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吴孟超是一位真正的人民医学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是全国医疗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医学大家,吴孟超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作为一名革命军人,吴孟超是我军一级英模,199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

  晚年的吴孟超仍用行动感召和激励后人——2018年7月,参加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其赤诚之心感动了亿万观众。2018年12月,响应党中央号召,带头执行新出台的院士退休政策,为高级别科技干部作出了表率。

初心

  “一个人找到和建立正确的信仰不容易,用行动去捍卫自己的信仰更是一辈子的事。”

  在吴孟超胸前的资历架上方,永远佩戴着一枚鲜红的党徽——这份忠诚,源自他儿时质朴的红色情怀。

  1927年,年仅5岁的吴孟超漂洋过海,随母亲到马来西亚投奔做工的父亲。抗战爆发后,正读中学的他和同学一起,主动把毕业聚餐费捐给国内抗日将士。不久后,吴孟超和同学收到了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来的感谢电。那封电报像烧红的烙铁一样,深深地烙在了年轻的吴孟超心里,成为他最初的红色记忆。

  “回国找共产党,上前线去抗日!”抱着这样迫切的愿望,1940年春,吴孟超踏上回国之途。由于战争封锁,到不了延安,他只好回国后先求学,考取了当时的同济医学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海外背景,吴孟超递交了19次入党申请书,直到1956年才如愿入党。“文革”期间,又因归侨身份,其党籍被暂停,但他仍按时交纳党费。“文革”结束后,党组织为吴孟超重新恢复党籍的那一天,他激动得失声痛哭了一场。

  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家,20世纪50年代初,国内肝癌防治领域还是一片空白。身为外科医生的吴孟超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开始向肝脏外科领域进军。当时,一位国外知名专家看到吴孟超等3人是在两间破房子、几张旧桌椅上进行研究时,轻蔑地说:“中国肝脏外科要赶上我们的水平,起码要30年。”吴孟超听后,愤然写下了“卧薪尝胆、走向世界”8个大字,立志将自己的奋斗方向与党和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

  经过成千上万次解剖实验,吴孟超首次提出肝脏结构“五叶四段”解剖理论,这让中国医生找到了打开肝脏禁区的钥匙。1960年,吴孟超主刀完成我国第一例肝脏肿瘤切除手术,实现了中国外科这一领域零的突破。此后,他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成功完成世界上第一台人体中肝叶切除术…… 仅用7年时间,就将中国的肝脏外科提升至世界水平。

  吴孟超说:“我的一生中有过两次誓言,当医生我是宣过誓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宣过誓的。宣了誓,就要信守这个诺言;宣了誓,就要为党分忧解难。”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他夜以继日奋战在临床一线;2003年抗击“非典”,他坐镇发热门诊,日夜收治患者;2008年汶川地震后,吴孟超要求带医疗队赶赴一线,因年事已高,组织没批准,他就通过网络会诊为前线服务,还以吴孟超基金会的名义为灾区捐赠了价值500万元的急救药品。

  吴孟超为党为人民不知疲倦地工作了一生,97岁时,只要身体允许,他仍坚守在临床一线,按时查房。“一个人找到和建立正确的信仰不容易,用行动去捍卫自己的信仰更是一辈子的事。”这句吴孟超常说的话,他践行了一辈子。

仁心

  “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

  医患关系冰冷的原因之一,是一些医者“不揽事、怕担责”。然而,吴孟超不同,他专收走投无路的重症病人。

  正是怀着如此大爱,吴孟超完成了一例例教科书般的经典手术——

  1975年,安徽农民陆本海挺着像孕妇一样的大肚子前来求诊,经过12个小时手术,吴孟超大汗淋漓地为他切下一个18公斤的瘤子,直到今天,这仍是世界上切除的最大肝部血管瘤。

  2004年,湖北女大学生王甜甜肝部长了个巨大的血管瘤,位于手术“禁区中禁区”的中肝叶,多方寻医未果,直到找到吴孟超才得到有效治疗。吴老为王甜甜细心手术,做了10多个小时,才把足有排球大的瘤子切下来。2019年夏天,在央视“朗读者”节目现场,已步入婚姻殿堂的王甜甜一见到吴孟超,眼里就泛起激动的泪花。

  2017年春,“时代楷模”获得者、“不忘初心的好民警”陈清洲患上肝癌。吴孟超得知后当即表态:“这样的人民公仆要得到好报。”他决定亲自主刀手术,为陈清洲切除了巨大肿瘤和门静脉癌栓。

  2018年4月,吉林一名70多岁的肝癌患者托人找到吴孟超。96岁的吴孟超仍亲自主刀,顺利切除了患者位于中肝叶的肿瘤。

  在吴孟超看来,“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冬天查房,吴孟超会先把听诊器焐热了。每个大年初一,他会准时出现在病房,握住每个住院病人的手道一声:“新年好!”

  对于收“红包”、拿回扣这种事,吴孟超是深恶痛绝。曾经,一位被吴孟超治愈的印尼华侨非要送来一辆高档轿车,当即就被他上交给了组织。他说,医院是治病救人的,怎么能想着从病人身上捞钱?

  吴孟超处处为患者着想,他给医院定了不少规矩: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诊断清楚,决不让他们做第二次检查;能用普通消炎药,决不用高档抗生素;手术缝合尽量用手工,因为用吻合器,患者要多花好几千块钱。

雄心

  “中国肝癌大国的帽子还没有扔进太平洋,我还要继续同肝癌斗争。”

  早在10多年前,就有人劝吴孟超,您都80多岁了,早已功成名就,也该享受生活、享享清福了,再站在手术台上,万一有个闪失,别影响了一辈子的声誉。吴孟超却笑着说:“我不就是一个吴孟超嘛,名誉,那算啥?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和肝癌战斗一天。”

  大家觉得,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吴孟超事业发展的顶峰了,但他并未停歇。他将国家和部队奖励的600万元全部捐出,成立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用于扶持肝胆外科领域的青年才俊。他还联合6位知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肝癌”的建议案,被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今天,由他主持建成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已屹立在上海安亭,成为亚洲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

  迈入新时代,吴孟超依然与时俱进、满怀冲劲。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他围绕十九大报告中“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等内容为全院人员作辅导报告。2018年12月,吴孟超主动响应国家院士制度改革的号召,带头光荣退休了,但他仍然不舍得放下手术刀,一如既往下临床进病房,研究阅读最新学术文献资料。他说:“中国肝癌大国的帽子还没有扔进太平洋,我还要继续同肝癌斗争。”

  2019年年初,在海军军医大学“感动校园人物”颁奖典礼上,刚刚退休、精神矍铄的吴孟超一出场就掌声雷动,大会现场给他的颁奖词是——

  一颗心许党报国,一双手济世苍生。呕心沥血,创建肝胆外科;鞠躬尽瘁,献身医学事业。德技双馨照亮坦荡襟怀,年近百岁续写医者传奇。

  (本报记者 陈劲松 本报通讯员 王泽锋)

05 光明网评论员:骁将不死,其道不孤

来源:光明网2021-05-23 14:37

  【阅读提示】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吴象逝世!享年100岁

  光明网评论员:本周二(5月18日),中国农业和农村改革的一员骁将吴象走完了其近百年的人生历程。

  回望不远处,在农业和农村改革的起始路段,存有吴象披荆斩棘的身影,留有吴象冲锋呐喊的声音。还有什么壮阔的人生比其与一个注定要永载史册的事业相连更辉煌,还有什么个体的命运比其与千万万人的命运相连更幸运!吴象的人生、吴象的命运,就是这样的人生,就是这样命运。人生至此,命运至此,夫复何求!

  吴象的离去,可作为中国农业和农村改革道路开创者们谢幕人生的标志。从时间上算,即使当时作为青年才俊而被拔擢进这支前卫队伍的人,也都已过了古稀之年而退出了事业前沿。因而,杜润生、吴象等农业和农村改革前行者们的前后辞世,意味着农业和农村改革事业的代际过渡已然完成。

  改革的必然性发轫于路向调整的迫切性。而任何路向上的调整,都会引发原路已然的事实与前路未然的可能之间的比较和辨析,导致修修补补与另辟蹊径之间的选择。正是在这样的关节点上,人们读到了吴象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这篇振聋发聩的檄文,以安徽农村和农民转向联产承包新路的真相,告诉人们联产承包的改革是通向丰衣足食美景的阳关道,抱残守缺的固守是通往缺吃少穿绝境的独木桥。

  今天的人们,大多很少能够体会到写出这样一篇文章所要承担的风险了。然而,这样的文章,吴象不仅写了,而且还不止一篇。吴象撰写和参与撰写的《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历史的转折:皖、豫、鲁农村见闻》等文章先后在《人民日报》等报章上发出,为农民首创且正在铺展开来的新的农业生产体制开创了舆论空间,争取到了合法性的立足点。

  正是合法性的确定,使得改革的正当性成为政策选择和制定的基础。在中央农研室及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上,吴象参与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连续5年的可谓定路向、稳人心的“一号文件”的起草和制定工作,由此砸实了农业和农村改革的路基。

  农业和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起始点。农业和农村改革,解决了中国人、尤其是占十几亿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吃饭问题。正是吃饭问题,将复杂的路向问题简单化,把抽象的理论问题具象化。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块地,甚至耕作的农具都没变,但劳动要素的些许调整,生产力竟然发生了惊人巨变。农业和农村改革的胜绩,是最有说服力的政治经济学,为其后的全面改革创造了一个近乎神话般“帕累托”胜境,使得全体中国人义无反顾地拥抱了改革。

  吴象一辈人选择的路向,前路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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