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 三大创新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于立桄

新加坡式“大政府”的高效管控路径

突出政府在吸引和教育企业方面的责任和主导作用，形成以产业为导向的企业服务机制，大力促进经济发展。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BD)作为一个吸引投资的部门，每三年就关键的进口产业进行详细的战略讨论。一旦确立了行业重点，EBD就建立了一个面向行业的专业结构和“服务专家”系统，为关键客户选择服务专家，给予他们政策灵活性，并提供全面服务。专业的行业筛选和个人服务使新加坡的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医疗保健等关键行业实现了快速增长。

港式“小政府”的自由开放之路

香港凭借其在亚太地区的区位优势、低税率和高效服务，依靠开放的市场导向机制吸引投资者。政府不太干预市场，提倡“小政府”的概念。过去15年，投资推广署为各类企业提供免费及保密的「一站式投资」服务。由于其对市场的非过度干预，成功地吸引了外国企业进入以香港为基地的亚洲市场，以及国内企业在香港的平台上“走出去”。香港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效率促进组”，作为内部顾问和业务流程重组的协调机构。同时，与118家外部咨询公司保持长期合作，开辟专家意见引进，推进BPR。

爱尔兰

爱尔兰式的“需求导向”路径

虽然爱尔兰的区位、政策等禀赋条件在对外吸引力上有限，但政府可以与潜在的目标企业保持长期沟通，及时了解企业的发展趋势和需求，引导企业在当地投资寻找解决方案。爱尔兰工业发展署(IDA)重视产业规划，积极联系龙头企业，以有针对性、高质量的项目和高效的服务帮助投资者解决问题。同时，与企业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机制，了解企业的发展规划，逐步将更多的环节集中在爱尔兰的产业链上。通过与戴尔的长期合作，IDA Ireland已成功地将戴尔的制造支持业务从12名员工扩展到拥有1000多名员工的战略性全球中心和卓越中心。

尽管每个国家或城市都有区位禀赋，但政府的执政理念是不同的。三条路径的共同点是政府为企业提供一切便利，简化流程，提供个人服务。我们还看到，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在过去五年里，在全球商业环境排名中取得了巨大的飞跃。

印度尼西亚的排名从2014年的第120位上升到2019年的第73位。印尼的改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提高融资效率(比如通过政府信贷机构收集和共享企业信息，为企业增加信贷提供帮助，帮助企业更快获得贷款等。)，提高政府效率，优化公共服务。

印度在过去五年里跃升了57位，从2014年的第134位跃升至2019年的第77位。2014年，印度推出制造业振兴计划，从基础设施建设和行政效率的角度改善商业环境。

排名跃升的关键是正视商业环境的不足，同时不断改进和改革。即使有些改革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对于企业来说，制度的逐步完善，流程的逐步精简，都是政府释放的良性信号，增加了企事业单位对地方政府和经济的信心。

在评价国内城市的商业环境之前，有必要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国情的评价体系。

世界银行在对中国的评价中只选择了上海和北京作为样本城市。整体来看，大部分城市的商业环境与这两个城市的水平相差甚远。要评价国内城市的商业环境，不能完全照搬世界银行的评分体系，需要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评价体系。

世界银行的评估体系逻辑上是基于企业的生命周期，从企业成立、厂房建设、合同执行到生命周期结束的破产清算。然而，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不同，仅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进行评估是远远不够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生态环境水平等硬环境因素，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人才吸引、开放政策等软环境因素，都是广义商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外部吸引力和内部凝聚力。因此，在讨论如何进一步优化经营环境时，一定要率先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评价体系，让我们在对城市进行客观评价后，发现不足，做出改进。

我们认为，优化经营环境的关键主要体现在“创新”三个方面:机制创新、服务创新和监管创新。

在国内商业环境整体优化的趋势下，一些领先的城市或地区管理者肩负着国家赋予的“先试”的使命，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值得借鉴。

机制创新，从根源上扩大开放，深度融合企业需求，营造便利环境：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过去的机制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被动地解决企业与政府在每一个触点产生的问题。然而未来的管理机制应该是政府管理与企业需求实现无缝对接，水到渠成地帮助企业解决所有潜在的问题。按照现在的管理制度，很难实现深度对接，唯有制度创新，以更包容更开阔的心胸，邀请企业共治，才能深度掌控并预测企业需求。例如在前海自贸区，率先构建“政府职能+前海法定机构+蛇口企业机构+咨委会社会机构”的市场化运行管理机制，领导小组和管委会吸纳招商局集团人员参加。让渡部分行政权力，推动形成市场化、企业化运营自贸区的新模式。服务创新，集合大数据分析，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贴身服务：作为基建强国，各地政府能为企业提供的硬环境上的便利逐渐趋于雷同，而在软性服务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进入数据时代，过去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才能实现的服务功能在数据时代可以“一键完成”。政府可以在大数据分析的帮助下，为企业画像，更好地了解企业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服务。例如横琴自贸区为试验区内每家企业提供专属网页，根据大数据算法与企业所在行业，产业链环节等，个性化推送政务信息，帮助企业对接政策优惠。通过专属网页也可以实现政企数据共享，对企业实施信用监管。监管创新，构建以企业信任为基础的监管体系，同时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在制造业高速发展的时代，市场监管的重心集中在生产安全及产品质量上，监管维度有限，容错空间低。然而随着服务业、金融业、“互联网+”产业的飞速发展，创新模式的不断涌现，市场监管难度不断升高。如何在总体风险可控的条件下，给予创新模式一定的容错空间，鼓励创新是新时代背景下的监管难题。香港政府为了支持科技金融的发展，引进了“监管沙盒”制度。申请监管沙盒需提供确切的时间范围，特定的消费群体，以及潜在风险敞口。沙盒内是一个安全空间，企业可测试创新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及交付机制。这种创新的监管方式做到了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控制风险。

优化商业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存在于国内改革的背景下，建立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参与国际资源、资本和人才的竞争，优化商业环境将是地方政府长期关注的焦点。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创造世界级的商业环境，在世界产业链中创造更多的价值。

…所做的

于立桄

麦肯锡全球高级管理合伙人，全球政府、基础设施、运输和物流联席主管，常驻香港分公司

吕文博

麦肯锡全球管理合伙人，中国公共部门咨询业务主管，区域经济和产业规划负责人，常驻深圳分公司

起航/起航

麦肯锡全球副管理合伙人，常驻上海分公司

罗志诚

麦肯锡香港分公司项目经理

四位作者向麦肯锡高级研究顾问徐文静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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