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后 安禄山兴兵作乱 洛阳、长安相继被叛军攻陷
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这是唐肃宗继位后的第二年,也是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一年多前,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负责镇守大唐北境的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兴兵作乱、南下犯阙。一时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洛阳、长安相继被叛军攻陷。玄宗仓皇幸蜀,开元盛世戛然而止,大唐江山风雨飘摇、生灵涂炭。
关键时刻,太子李亨继位于灵武,控扼西北、遥制东南,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相继率军来投,这才“军声遂振,兴复之势,民有望焉”。(《旧唐书·郭子仪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廷与安史叛军的实力对比也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
一方面,安禄山自攻陷洛阳、长安后,就忙着在洛阳登基称帝,建立燕朝。同时将在两京掠夺的财物悉数运往老巢范阳,贪图享乐、未作远图。面对弃都西奔、仓皇幸蜀的唐玄宗,以及继位灵武、整兵备马的太子李亨,安禄山既没有进驻长安、全力追击,也没有扩大地盘、争取民心,反而骄恣暴虐、残暴生灵,惹得天怒人怨、万姓离心。
另一方面,经过长期奋战,唐军与叛军在各战略方向上形成僵持:在北线,唐军大将李光弼牢牢掌握重镇太原,粉碎了叛军经太原进犯河西、包抄关中的企图;在南线,唐朝河南节度副使张巡以数千之众镇守江淮门户睢阳长达十个月,消灭了叛军大量有生力量,为唐王朝调兵遣将、平定叛乱争取了宝贵时间,还保证了江淮门户安全,将江南粮饷财赋源源不断运往关中,为平叛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中线,自安西、河西、朔方诸镇抽调的精兵业已完成集结,淮南的财赋也聚集于灵武,唐军与占领长安的当面之敌形成对峙。在至德二年到来之际,进行战略反攻的时机已日渐成熟。
抉择:东向vs北指
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摆在了唐肃宗李亨面前:如何确定反攻方向?是北取范阳,还是南攻长安?唐肃宗踌躇不决。一旁,肃宗最重要的谋臣李泌心里也是七上八下。他知道唐肃宗好谋无断、急功近利的老毛病又犯了。
早在上一年底,唐肃宗就以此问题征询过李泌的意见。“陛下无欲速。”李泌毫不客气地点出了唐肃宗的毛病,并给出了解决叛军的“一揽子”方案:“使子仪(郭子仪)毋取华,……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抚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新唐书·李泌传》)
李泌敏锐看到了叛军的劣势所在:兵力分散,战线过长,易于各个击破。因此不急于收复长安、洛阳,而把首要目标定为削弱叛军机动力量,让他们在长达数千里的漫长战线上疲于奔命、首尾难顾,然后先以朔方、太原唐军精锐攻取叛军老巢范阳,据其根本;再乘势以主力自关中收复长安、洛阳,获取全胜。
从军事战略上讲,此计划虽然不能尽快收复两京,毕其功于一役,但有利于消灭叛军有生力量,压缩叛军生存空间,起到釜底抽薪之效。此计划当时得到了肃宗的首肯,然而进入至德二年,即本文开头的75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年一月,叛军首领安禄山死了。史载,大燕皇帝安禄山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鞭挞侍从,甚至元老重臣也不能幸免。安禄山之子、太子安庆绪担心父皇会舍己而另立幼子安庆恩,就勾结安禄山身边大臣严庄、侍者李猪儿,将安禄山杀死,篡位称帝。叛军本就以安禄山、史思明为核心,安氏即亡,乍登皇位、缺乏威信的安庆绪自然难以服众,叛军凝聚力被大大削弱。
安禄山
唐肃宗兴奋地认为,这是克复两京、平定叛军的最佳时机。因此,李泌千里迂回、北据范阳、两路并进的方案被搁置;集中主力从正面进攻,克期收复长安、洛阳的计划又一次被提上日程。
面对变卦的唐肃宗,李泌坚持前见,力主稳扎稳打,以歼灭叛军有生力量,夺取叛军老巢为上策。但唐肃宗已经等不及要收复两京了。“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在他看来,平定叛乱、重整山河已经被高度简化为收复长安、洛阳,似乎只要将唐王朝的旗帜再次插上东西两京的城头,平叛大业就算完成了。
千载之后,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度苛责唐肃宗的急功近利。夙夜以收复两京为意的唐肃宗也有他的无奈。彼时的唐朝,已是内忧外患、号令难行。安史之乱前,边将难治、尾大不掉的现象就已显露;叛乱期间,唐王朝对各地军队的调度,也不能如臂使指、指挥自如。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于叛军敌后,求援于唐太原尹王承业,王承业却见死不救,坐视颜杲卿苦战六日不支,城破被杀;唐河南节度副使张巡困守睢阳十个月,弹尽粮绝,向节度使贺兰进明求援,贺兰进明同样见死不救,直接导致睢阳的最终陷落和张巡等将领被杀。叛乱如不能克期平定,必然对其他节度使和地方官员带来严重的示范效应,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更为严重的是,唐玄宗在西奔入蜀途中,有感于李唐宗室的孱弱,任命诸子分别兼领天下节度使:吴王李祗、虢王李巨,皆授以专征之命;永王李璘则为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坐镇江陵。在这种情况下,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历史很可能重演。特别是这个永王李璘,眼见中原板荡、唐廷衰微,便欲效仿西晋琅琊王司马睿,割据江左、“另立中央”,虽然图谋未成、最终兵败,但其示范效应不可小觑。
面对一片焦灼的内外形势,唐肃宗也确实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性实施李泌的迂回战略,他必须集中主力,尽快收复象征天下根本的东西两京,以宣示李唐王朝和自身皇位的合法性,维护政权和国家的统一。
唐平安史之乱要图
定计:艰难的平叛之路
主意已定,唐肃宗即令广平王李俶、大将郭子仪为天下兵马正副元帅,率唐军主力经凤翔向长安进攻,但在叛军安守忠、李归仁部打击下受挫。唐廷无奈,请求回纥派兵支援,在得到唐王朝“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资治通鉴·唐纪》)的承诺后,回纥叶护太子率四千精骑前来助战。李俶、郭子仪遂统朔方及回纥、西域军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再次反攻长安。在回纥骑兵的有力支援下,唐军终于一鼓作气收复长安、洛阳,安庆绪带领残兵迅速败逃河北,唐朝取得了平叛战争的阶段性胜利。
这年十月,安庆绪退至河北邺城。不久,蔡希徳、田承嗣等叛将也纷纷来归,河北叛军声势复振。然而对唐朝有利的是,安庆绪与安史叛军另一股重要力量史思明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史思明在部将乌承恩、耿仁智的劝说下,以所部十三郡、士卒八万降唐。唐肃宗大喜,当即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由是河北大部为唐军所有。
但唐肃宗刻薄猜忌、朝令夕改的毛病又一次发作了。在大将李光弼的劝说下,他坚信史思明兵强马壮、必将再叛,决定阴谋除掉史思明。结果事情败露,史思明一怒之下,杀掉了当初劝自己降唐的乌承恩、耿仁智,再举叛旗。加之唐肃宗担心平叛将领功高震主、难以驾驭,命不通军事的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对李光弼多方掣肘,导致史思明击败了六十万唐军,顺势杀掉了安庆绪并兼有其众,又一次攻占洛阳。
史思明以其子史朝义为前锋,进抵潼关,关中危急,幸运之神却再次站在了唐王朝一边。恰在这时,史朝义被陕州唐军卫伯玉部击败。他担心被性格残暴、猜忌好杀的父亲史思明所杀,遂先下手为强,杀掉了史思明自立为帝。安史叛军再次严重内讧、四分五裂,无力再组织对关中的进攻。
宝应元年(762年),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相继离世,代宗李俶即位。十月,唐代宗以雍王李适(代宗长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各路大军再次会攻洛阳。在回纥骑兵的配合下,唐军再次占领洛阳及周边地区。史朝义逃奔河北,唐军乘胜追击,最终,史朝义部将薛嵩、张忠志向唐军投降。苦于战争久拖不决的唐代宗准予安史降将自领其地、加官晋爵,加速了安史叛军的瓦解。最终,史朝义被部将李怀仙所杀,历经八年反复拉锯、荼毒河北河南关中大地、横跨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安史之乱终告结束。
不知此时,唐肃宗李亨在天有灵,会不会后悔拒绝李泌直取范阳、两路并进的平叛方略。唐王朝耗尽心血,终于收复了东西两京、剪除了安史首恶、取得了叛军诸将名义上的归顺,但也付出了人口锐减、国力耗损、夷狄内犯、威望骤降的沉重代价。从长安到洛阳,大唐曾经最繁华的膏腴之地已是赤地千里、万户萧疏。此外,唐王朝为了迅速结束战争,不得不迁就安史降将,让他们自率其兵、自领其政、自统其民,为国家的分裂动荡埋下了隐患。薛嵩被任命为卫相节度使;张忠志赐名李宝臣,为成德军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等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他们各自招降纳叛、拥兵数万,俨然已是国中之国。从此朝廷政令不通河北,骄兵悍将不可复制,直到唐亡。
唐朝后期藩镇形势图
这还不算完。进入唐末五代,黄巢起义军余部、河北诸藩、沙陀、契丹等民族上演了一轮又一轮更加惨烈的战争话剧。久不沾王化、不通声教、不隶中央的河北成为一个又一个短命王朝的战利品。其中,后晋皇帝石敬瑭为了报答契丹拥立之功,竟然甘当“儿皇帝”,把以河北为主体,西起晋北,东到大海的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此后直到元朝灭亡,朱元璋北伐,安史之乱结束六百多年后,河北才再次成为中原王朝不容置疑的领土。
一失足成千古恨,方知此言不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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