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是怎样骂李鸿章的 李鸿章为什么被骂“汉奸卖国贼”

世人是怎样骂李鸿章的 李鸿章为什么被骂“汉奸卖国贼”

核心提示：1896年，清朝“自强”无门，跌入深渊；无奈而战，战而不胜，最后只能“议和”，这场四十年的大结局，全社会要负责任。把全部责任都推由李鸿章来承担，骂他是“汉奸”、“卖国贼”、“投降派”，别人都没有份，卸掉了自己的责任，这种评价，确实是太过分了。

一、 访美归来的浩叹

在清末政坛上，湘、淮军出身的政客们都是出名地不服输，都有一股“屡败屡战”的劲头，这是在和“太平天国”死缠烂打中练就的。曾国藩反复讲，再困难的时候也要“挺”住。李鸿章在1896年重温了这说法，称之为老师的“挺经”。当年，湘军已经几次濒临绝境，被打到水里，又爬上了岸，最后还反败为胜。所以甲午战败，《马关条约》把中国赔得精光，李鸿章还是没有灰心。李鸿章已经没有内力可恃，全靠他的外交手段了。英、美、法、德、俄诸列强中，合纵连横，他最想依靠的是美国。1896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年份，这一年，由于李鸿章的访美，美国举国谈论中国。李鸿章在历次清朝访美官员中级别最高，《纽约时报》连篇累牍报道中国事务，改变一贯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重视中国，积极介入中国事务。以前，美国人认为美洲已经够大了，不必去管外国的事。至于更加遥远的中国，只有在喝早茶时，才会想那是一个种茶叶的国度。李鸿章的访问，掀起舆论。19世纪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要归功于李鸿章的成功访美。

“甲午战争”后，用中美关系牵制中日、中英、中俄等关系，是一项比较可行的方案。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最为有利。当时的日本、俄国、德国、法国，甚至英国，都或明或暗地提出了分割中国领土的要求，只有美国强烈反对领土占领。李鸿章访美后，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酝酿成熟。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正式向德、俄、日、英、意、法等国，发出了“门户开放”照会，要求各国“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为世界各国捍卫与整个中华帝国平等公正地通商的原则而寻求一种解决方法”。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乘坐的“圣路易号”邮轮抵达纽约港，港中百多艘船舰汽笛长鸣。上岸后，大街上人流如堵，《纽约时报》说，有50万纽约客在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等处，夹道欢迎和观看李鸿章乘坐的四轮马车。李鸿章是出名的“要面子”人物，在纽约的高楼大厦和鲜花人群中穿行，内心的得意或许暂时盖过了去年的沮丧。

中美关系是李鸿章的一张大牌，拿到手后，自然得意。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到他对1896年美国之行的美好记忆。晚年李鸿章经常炫耀他的那根手杖。写《庚子西狩丛谈》的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1896年在贤良寺伺候李鸿章左右。他看到从美国回来的李鸿章，在家中“常自持一手杖，顷刻不释，或饮食作字，则置之座侧，爱护如至宝”。这根拐杖很名贵，上面有一颗“大愈拇指”的巨钻，周围镶有一连串的小钻石，“晶光璀璨，闪闪耀人目。通体装饰，皆极美丽精致……值十数万金”。手杖是美国前总统格兰特退休的时候，国会为表彰在“南北战争”中的功绩，赠送给他的纪念礼物。1879年5月23日，总统环球旅行，在天津会晤李鸿章，李鸿章很不礼貌地拿来反复把玩，无意归还。当时格兰特表示说:国会礼物，不便随意赠人。然而，当1896年8月31日，李鸿章在纽约拜谒格兰特陵墓的时候，总统遗孀朱丽叶却将此手杖作为国礼，赠送给了他。此后，李鸿章逢人便说:还是美国人够朋友。

“自由贸易”还没有成为清末人的共识。即使甲午惨败，北京的保守势力还在抵制国际社会，还是以为可以拒敌以千里之外。李鸿章的外交努力，又一次成为他的罪名。回北京后受到各种攻击。时隔两月余，1896年11月19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一条消息:李鸿章可能会辞职！报道说:“自从清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出洋访问回国后，一直受到清廷冷遇，而他自己也已对此深表厌恶。因此，他已经打定主意，决定向皇帝陛下请辞，退休去过安静的生活。”

李鸿章被打入冷宫，感觉到了“冷遇”。10月20日回到北京，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出城到圆明园废墟“禁苑”转了一圈。24日，马上有人揭发，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游览”的罪名，交礼部评议。30日，交上来的动议是革去职位，西太后手下留情，“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这样不客气地对待刚刚周游各国，搞定外交乱局的“洋务”功臣，目的是要杀他在洋人面前的威风，同时也平息北京对他的“卖国”指责。

在官场油滑了一辈子的李鸿章，赋闲在北京贤良寺住所，门庭冷落，不胜寂寞。眼见“中兴”大业无可挽回，他这才叹出了心头抑郁了三十多年的长气，愤懑地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 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曾经发动自己的幕僚们造势吹捧，树立里程碑，说自己的“洋务新政”是清朝的“同光中兴”。三十年间，从国外进口了洋枪洋炮；搞起了军械工厂、织布局、广方言馆、同文馆；新设总理衙门，练出了北洋、南洋水师，像是建立了一套新式事业。结果甲午海战，一日而败，“中兴之师”被证明是一只“纸老虎”，李鸿章再也不能粉饰下去，只能承认自己是个“裱糊匠”，大清朝不过是“东贴西补”的“一间破屋”。本来想启动最新的外交成果，请美国调停、贷款、兴业，再次“振兴中华”的方案，又不能实现。都说是湘、淮军人“屡败屡战”，最能打烂仗，李鸿章碰到最后的钉子，彻底灰心了。

二、 贤良寺里的反省

李鸿章并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但他在垂暮之年的一声浩叹，是真实的。李鸿章也不是一个有学问，会思考的人，但赋闲在北京贤良寺，他却思考了“同光中兴”的失败原因。几十年里，他打仗、办外交，没有时间思考。难得的空闲，跌宕的经历，加上他依然灵便的头脑，他的回忆与思考本来应该对正确认识中国之命运大有禆益，非常可惜的是，他还是那副“思拙于行”的秉性，卷入太深，反而不能洞穿他的时代。他还是把积怨都发泄在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党”头上，个人恩怨把他的思考框住了。

政治斗争总是包含很多个人恩怨。甲午年，李主和，翁主战，翁李矛盾不可开交。据说，战前李鸿章和小村寿太郎谈判，谈妥用一百万两银子作赔款了结 “东事”(中日朝鲜争端)。因为翁同龢的“帝党”“主战”而放弃，结果导致战后赔款二万万两。“主和”的李鸿章感叹地说:“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亦无法。”“和”、“战”两派的个人恩怨确实存在，历史研究不能忽视个人恩怨。我们不把它们作为审视历史时的终结，但却是要承认它们是事件的开端。

《纽约时报》说李鸿章要“请辞”的报道，有一点不确实。赋闲在贤良寺，李鸿章绝不辞去总理衙门的职务，他要与老对手翁同龢耗下去。一天，袁世凯登门为翁同龢说项，请李鸿章辞职，李鸿章大骂说:“你告诉他，叫他休想…… 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李与翁的矛盾，往复几十年，积怨极深。被困在家中的李鸿章，把“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党”的“言官”、“词臣”们。他对伺候在身边的人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李鸿章的意思是说，翰林院这些动口不动手的“言官”们只会唱高调，不切实际。

翁同龢与李鸿章有几十年的个人恩怨。有一本坐观老人的《清代野记》，记录“翁李之隙”，说苏州人和李鸿章特别地合不来，说者自有掌故。那是1863年，淮军攻克苏州，在拆毁李秀成忠王府一座歌颂太平天国的牌坊时，发现有翁同龢、潘祖荫、彭蕴章等人的题名。李鸿章命令追查这几位苏州京官的通匪案。尽管事后知道这是苏州乡绅冒名，但他已经和这几位有权势的苏州京官结下怨恨。翁李矛盾，起源于此。

这一层恩恩怨怨中，翁同龢等人看不惯李鸿章的因素居多。虽然跋扈，但很实际的李鸿章倒是不计较与苏州人交朋友。他交上的一位在野的苏州朋友，对他的事业起过关键作用，甚至超过他的老师曾国藩对他的影响。这个苏州人就是当时躲避太平天国战乱到上海，帮着李鸿章和租界洋人接上关系的冯桂芬。在1860年代的上海，冯桂芬是唯一有“进士”和“翰林”头衔的人，是地位最高的士大夫。李鸿章领淮军到上海后，和冯桂芬“共事最久，知之最深”。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里的名言，说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正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观点。李鸿章的种种“洋务”，也都是他的主张。1874年冯桂芬死后，李鸿章曾上疏，要求在苏州建立专祠纪念。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虽是进士出身，可是驾驭三军，杀人无数，官做得再大，难掩有一股“痞子气”。翁同龢是常熟人，属苏州，状元出身，一门显赫，温文尔雅，深文周纳中藏着玄机。这两种人常常搞不到一起，翁常熟不喜欢李合肥，个人秉性不同很重要。李鸿章如何的“痞”，可以举一个例子。那年，给同治皇帝办丧事，满人中堂灵桂的舆夫把轿子停在大堂。李鸿章的舆夫不服，说:“此我们中堂停舆处，尔何人敢停？”对方说:“我家亦中堂，且满中堂位在尔中堂上。”这边又说:“非我中堂，尔中堂尚有今日耶？”言下指大清朝全靠了李鸿章的维持，否则满洲人早就完了。下人们很快把争端提升到“满汉相争”的高度。仆人动粗，李鸿章也不文雅，双方要打将起来的时候，李鸿章的发话很是“痞子腔”:“让让他，让让他，不要惹动癫狗乱咬人，不是玩的。”“癫狗” 是谁？满洲大人们嘛！他怎么敢？

合肥李的“痞子腔”，是他自己透露的。就在1896年的贤良寺里，吴永记录了他经常和客人讲的一段旧话，几乎承认他的外交手段，就是和外国人胡搅蛮缠，用他的话，就是打“痞子腔”。当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斩了20个闹事民众，抵偿了20个被杀的外国领事、传教士和商人的性命，派了当事人崇厚到法国道歉。朝廷内外一片非议，大骂“卖国”，北洋鼎沸，连湖广会馆里他的题匾也被砸了。清廷不得已调他下南洋。由李鸿章北上，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掌管外交。交接之日，师徒俩的对话非常精彩，可以抄录来作为李鸿章平生个性和外交思想的印证:曾国藩:“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削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有何主意呢？”

李鸿章:“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

曾国藩:“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李鸿章:“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

曾国藩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急忙改口:“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曾国藩捋须不已，久久才说:“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貃’，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李鸿章口口声声地表示:“我是要传他(曾国藩)衣钵的。”表示他不会像左宗棠那样叛出师门，另立山头。其实，李鸿章和曾国藩完全是两种德性，两副脾气。比如说，对于像“汉奸”、“卖国贼”这样的骂名，曾国藩本着一个“诚” 字，诚惶诚恐，很难承受。“天津教案”后，曾国藩被人痛骂，“外惭清议，内疚神明”，郁郁寡欢了一年多，死了。相反，李鸿章顶了三十多年的“卖国贼”骂名，仍然我行我素，没心没肺地活着。曾国藩曾经说他的用人之道，说用人要防“二气”，一种是湖南人的“土气”，另一种江浙人的“官气”。李鸿章这个人，既不是“土气”，也不是“官气”，他这个合肥人是“痞子气”。

历史表现为个人恩怨，但又不能归结为个人恩怨。李鸿章的敷衍粉饰，就在于他每每把“同光中兴”的失败，都归结为朝廷中央的政敌们滥施恩怨。他们把湘、淮军督抚们在各地举行的“洋务运动”的艰难曲折，都归结为朝内保守势力的阻挠，这是曾、李一派人物的惯常说法，是他们集团内部的共识。曾国藩曾有一通《复李中堂》，其中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一意主和。”书中提到的“君子”，就是指在朝中都察院“清议”的御使大夫们，“主战”派的首领就是翁同龢。他们总是催促说，“练兵”几十年的湘淮新军应该上阵“试枪”了。湘淮军将领们则保守实力，不愿开战。对于这一点，李鸿章说得很清楚，中央这样做，是针对李鸿章尾大不掉的权力。为了约束湘淮军的军权，中央时时掣肘。李鸿章在《与郭嵩焘书》，暗叹苦襟地说:“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欲收将帅疆吏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