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 | 十载北大梦，一生燕园情——记物理学院陈佳洱教授

陈佳洱教授，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技术物理系教授。从1955年至今，他已经在三尺讲台上执教六十余载，此间曾先后前往牛津大学、卢瑟福高能研究所与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等世界顶尖科研中心担任访问学者。他不仅先后获得美国加州门罗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国拉夫博鲁大学等院校荣誉理学博士学位，更曾当选为英国物理学会特许会员、纽约科学院院士。1996年至1999年，陈佳洱教授出任北大校长，在任期间将北大领向了更加充满生气与个性的发展道路，也打开了北大通往世界一流大学的大门。

陈佳洱教授的人生，与北大有着万千不解的渊源。从年少时的梦想到一波三折的路途，到最后圆梦燕园，扎根未名，他的故事也是每个追梦人的故事。

梦起：少年中国梦

1934年，陈佳洱出生于旧上海一个没落的普通家庭。彼时的上海是日军包围下的孤岛，民族陷落沦亡的屈辱与痛苦极早地重压在年轻的学子心中。作为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先生之子，他是浸淫在父亲的作品中长大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学家父亲，却将他引向了科学之路。回忆起父亲，他不无感慨地说道：“文学和科学，如同父亲的两只臂膀，都是父亲的最爱。父亲穷其一生耕耘着儿童文学事业，我则用我的一辈子实践着父亲科学强国的理想。”文学与科学伴随着他的成长，使他成为一位极具人文素养的科学家。在父亲的引领下，他不断地接触着伟人的故事与科学的传奇，从中确立了奉献惜时、爱国求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陈佳洱最终产生了对北大的强烈向往。作为在中国社会文化进程与科学研究领域熠熠生辉的著名高等学府，北大对于这个少年的吸引力是非同寻常的。

然而十五岁的陈佳洱最终还是与北大擦肩而过了。在充满救国热情的革命志士的劝说下，他最终舍弃了北大，报考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连大学。“错过北大而选择了大连和吉林，对我来说不是遗憾。”他这样回忆道，师从王大珩、朱光亚等物理大家为他的专业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奠定了他日后对待研究严谨扎实的态度。“与其说是错过，不如说是绕了一个大弯。”但是这个弯，一绕就是十年。

陈佳洱出色的成绩使他深受教授们的赏识，也使他没能报考北大研究生而被爱才的余瑞璜教授留在了吉林大学。然而命运注定了他与北大的牵绊无法解开，也注定了北大将成为他人生与专业成就的转折点。1955年春天，在导师朱光亚先生被调往北大之后不久，年轻的陈佳洱也追随老师的步伐来到了燕园。21岁的他，在十年的辗转之后终于第一次踏上了这片梦想之地。在之后的数十年间，他与这座园子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

梦寻：青年中国强

21岁的陈佳洱初入燕园便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原子能人才培养基地——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的建设。作为筹建人员中唯一一名助教，他不仅“无中生有”地建成了这个高水平的实验室，更在四年后提出了开展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研究课题的建议，并得到了国家科委的支持。这也成为了他从事的第一个加速器研究课题。“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党委书记对我们说的一句话：‘人类对原子能的发现和运用的意义，远远比人类发现和使用火还要重要，是划时代的。’”他回忆道，“这句话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的希望与导师的鼓励下，物理实验室很快便培养出了第一批优秀的核物理科学家，第一批毕业的学生中有6位日后成为中科院院士，这里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核科学家的摇篮”。在这里，陈佳洱走向了第一个令他骄傲的篇章。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陈佳洱同样有着丰硕的成就。他长期从事加速器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投身于开拓发展中国的射频超导加速器、加速器质谱计、射频四极场加速器、高压静电加速器以及束流物理等众多的低能加速器及相关的应用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早在1959年他就开始了相关领域的实验并获得了国家的鼎力支持，自此开始了一系列关于加速器的突破性研究。他的第一个非凡成就产生于他在牛津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期间。

1963年，陈佳洱前往牛津大学研究学习。最初，他在牛津大学从事串级静电加速器的工作，后来又前往卢瑟福高能研究所进行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的研究工作。两年间他取得的最大收获是掌握了等时性回旋加速器中心区中粒子束的运动规律，在研究和实验中将其束流量提高了三倍以上。过去在谐波加速中粒子数往往损失得只剩百分之十，陈佳洱将其提高到百分之四五十，如果条件再改进的话甚至还可以更大；他发现造成粒子数真正损失的机制不是在整个加速过程中，而是在最初阶段，假如不在中心区采取措施，束流量就会连续衰减。陈佳洱因这个研究成果，被一个英国同事兴奋地称赞为“谐波加速之王”。

回国之后，虽然经历了短暂的下放，但改革开放伊始他便再一次回到了北大，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他也与同事们再一次投身于国家科研事业中，致力于在低能核物理加速器领域做出更多贡献。谈起1978年那一次对中国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巨大震动的全国科学大会，他当时最大的感受只有两个：“一是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了，二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在牛津的两年带给陈佳洱的不仅是专业领域的突破，也有对科学家身份与科学精神的思考。陈佳洱不无感慨地说到，在英国，他不但学习到了关于加速器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学习经历使他掌握了一整套的学术思维方法，而这种方法是对他之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在人生角色的定位上陈佳洱坦言，作为一个出色的加速器专家，他最喜欢的其实是学问而不是当官，讲课的时候可以忘掉所有行政工作的烦恼。从这样的回答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位优秀科学家始终如一的初心与赤诚。

梦圆：不解北大缘

陈佳洱没有想到的是，他与北大的渊源还不止于此。1984年和1996年，他先后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与校长，承担起了百年学府的发展重担。从1996年到1999年的四年间，他带领北大走过百年校庆，走向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陈佳洱院士（左）、许智宏院士（右）与工学院院长陈十一（中）教授合影

二十年后的今天，许多人或许已经不知道北大的诸多重大发展与结构优化都源于陈佳洱的革新。他不仅特别注意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而且还提议成立学部以促进学科之间的交融和课程交叉学习。此外，也是在这四年间，北医顺利地与北大合并，医学部得以成立。“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学科建设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要有在世界上领跑的特色学科，学校才能在世界上有地位。”他曾在采访中这样说。虽然上任时已是62岁高龄，但是他依然为北大注入了无限的活力。

1998年，在北大一百周年校庆上，中央正式提出了“我国要建设若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此后在陈佳洱的主持下北大与清华签订了携手共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协议书，两校资源共享，学分互认，教授互聘，后勤共建。同年五月，九八五项目正式建立，中国高等学府的发展又走向了新的开端。

从始至终，他的本心从来都属于讲台。2003年，他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职位上退下来，再一次返回北大。他说，像他这样的人做科学家，最高兴的事就是与学生们在一起，他们非常活跃，能从他们身上汲取许多营养。“一个人的物质生活是很容易满足的，最重要的是要为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自己的存在能让别人生活得更好，自己便活得更有价值。”这是他坚守一生的信条，也是身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

十载北大梦，一生燕园情。作为学子，他用青春逐梦未名博雅，辗转十年终于归来这片热土；作为物理大家，他潜心向学，数十年如一日为国家与社会贡献知识，将新中国的加速器研究带向新的高度；作为教师，他将北大领向新的开始，也始终眷恋着三尺讲台和台下的学生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陈佳洱教授用一生践行着这八个字。

他是真正的北大人。

美编：蔡翔宇

编辑：冯莉雯、尚斐

审校：何雨婵

信息来源于北大新闻中心、中国教育报、中国政协杂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