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之：最喜今生为书忙

杨牧之每天都在忙碌地工作着：

忙碌于国务院立项的我国目前最大规模出版项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忙碌于我国首次系统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外文对照版的中国文化典籍 《大中华文库》，也忙碌不辍于读书和写作……

从古籍出版到百科全书，从传统文化继承到走向世界，从个人的成长经历到普遍的编辑修养……杨牧之言谈之中绕不开的，总是书。

耕耘出版五十载，他说：“最喜今生为书忙。”这七个字，道出了所有出版人的心声。

杨牧之每天都在忙碌地工作着：

忙碌于国务院立项的我国目前最大规模出版项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忙碌于我国首次系统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外文对照版的中国文化典籍 《大中华文库》，也忙碌不辍于读书和写作……

从古籍出版到百科全书，从传统文化继承到走向世界，从个人的成长经历到普遍的编辑修养……杨牧之言谈之中绕不开的，总是书。

耕耘出版五十载，他说：“最喜今生为书忙。”这七个字，道出了所有出版人的心声。

杨牧之

提出中国的标准和观点

不久前，一则“《中国大百科全书》将于明年推出网络版”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关注，也将执行总主编杨牧之推到了聚光灯下。

百科全书，一直以来都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大学”。上世纪70年代，我国著名出版家、翻译家姜椿芳提出，编辑一部属于中国自己的百科全书，填补中国缺少百科全书这类大型工具书的空白。从那时起，中国大百科全书事业真正起步。

1993年，经过2万余位专家学者15年共同努力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问世，成为我国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百科全书，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丰碑。之后又经过14年的打磨、修订、重编，出版了第二版。

7年前，“中国大百科全书”事业的交接棒传到了新一届总编委会手中。面对全新的技术环境、国际格局和受众需求，第三版的编纂工作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

1985年9月，邓小平接受总编辑姜椿芳赠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

解放周末：不久前，美联社、BBC、《新西兰先驱报》等许多境外媒体都报道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即将推出网络版的消息，有的还称大百科的目标是“超越维基百科”。作为执行总主编，您怎么看？

杨牧之：这些报道充分肯定了编辑新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很感谢，但有的把题目放在了“挑战维基百科”上，我认为不妥当。为什么呢？对于维基百科在网络技术上的成就我们是欣赏的。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同意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时，我们就曾到维基百科总部调研、学习。毕竟在网络技术上他们有经验。但有一点应该弄清楚：我们是一部权威的、学术的、高端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网络版，而维基百科是另一个层面、另一种形式的网络工具。

解放周末：由纸质版向网版纸版互补形态转变，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一次重大转折？

杨牧之：是的。当时关于《中国大百科全书》是否马上就要搞网络版，有热烈的讨论。一些同志主要是担心，以我们现有的条件和随之而来需要的管理维护水平来看，我们的准备还不够。

于是，我们展开了广泛的调研。当时的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就明确说：“你们送来的百科全书第二版当然很好，可我到现在也没时间拆包认真读，也没地方放。遇到不清楚的问题我都是到网上去查。网上的东西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线索。你们深入搞，搞一个权威准确的网络百科就好了！”不少专家学者都认为，现在就应尽快搞网络版，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最后立项获得了国家的通过。

解放周末：网络版与纸质版的异同在哪儿？

杨牧之：相同的是权威性。目前，已有超过2万名权威专家、学者参与了词条的撰写和审读把关工作。前一阵的“矿冶卷”座谈会上，学科主编，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钢铁冶金专家徐匡迪先生做了总结。他说，这一卷6个分支学科的主编都是院士，还有800多位参与词条撰写的专家，全是正教授以上级别，这就保证了学术上的权威性。

另外一点，都注重创新，尤其是网络版大家动了很多脑筋。什么创新呢？一是要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有关中国的内容占比例比较大。二是多媒体配置，运用文本、图片、音频、视频以及通过二维码把网络版与纸版链接，体现科学性、知识性、文献性和艺术性。三是板块设置，共分为专业板块、专题板块和大众板块。四是以中小条目为主，但103个学科均设计了超长条目，字数一万、两万或更多，介绍该学科的历史、现状，了解学科的发展规律，进而展望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

纸质版计划80卷，也会适时推出。我们将采用“大类集成”的办法来分卷，用“大类综合”的办法来编纂，还将实现按需和个性化定制印刷。

纸版和网版不同的一是词条多少问题，二是表现形式上。但纸版与网版先后成型，就给两个版本的互补与互动创造了条件。

解放周末：2012年，已有244年历史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宣布停印纸质版，只提供网络版。但是，无论以什么载体出现，各个国家却并没有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放弃百科全书事业。这是为什么？

杨牧之：百科全书不但汇集了所有重要的知识，其价值更在于推出了自己的标准。我们回到百科全书的源头去看，现代形态的百科全书诞生于18世纪中叶的欧洲，它的出现就是由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诉求，思想家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理念，按照自己的思想认识社会、塑造社会。

现代百科全书的奠基人狄德罗曾说，百科全书“是改变人们思想方法的词典，是以解放思想为目的的”。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编撰一部优秀的百科全书的目的，也是贯穿解放思想，要把中国的标准和观点提出来，推动文化的发展和科技进步。

让传统经典走向世界

《大中华文库》

杨牧之的办公室里堆着高高的《大中华文库》。他抚摸着书封，语气中充满了自豪：

“设计封面时，我们特意突出了三个要素：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 长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象征；再加上故宫门环，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这是一套叩开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书。”

《大中华文库》，这项被杨牧之视为事业的工作，这项努力让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走向世界的出版工程，已经持续了23年。

1994年，杨牧之开始主持编辑出版《大中华文库》，和他的编辑朋友黄友义、阎晓宏、徐明强、马欣来、尹飞舟等开始了二十余年的征程。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的中国文化典籍。

从起步时的艰辛一路走到今天，《大中华文库》已经出版了汉英对照版110余种，法、俄、西、阿、德、日、韩7种语言与汉语的对照版175种。

解放周末：《大中华文库》是1994年启动的，但据说之前在您心中已经酝酿了近20年？

杨牧之：是的，那是上世纪70年代，我在中华书局工作。中华书局是搞古籍整理出版的，我向当时的总编辑提出，能不能找人把优秀的典籍翻译成外文出版。但那时中华书局没有外文翻译，资金也困难，就没有搞。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进入新闻出版署（总署）工作，接触国外的舆论比较多，常常听到对中国历史的曲解，甚至有人攻击说中国自古以来就好战、中国科技落后。我就在反思，他们为什么如此无知，除极个别别有用心者外，他们曲解我们的原因是什么。

后来我发现，历史上西方许多汉学家在介绍中华民族文化时，囿于语言和文化差异，质量上乘的并不多，常常是隔靴搔痒，错误很多。比方说，西方一位学者把《红楼梦》译成了“一个红楼上的梦”，把林黛玉译成了“黑色的玉”；还有的西方学者翻译《金瓶梅》，专门摘选某些篇章加以译介，说中国是“性开放的源头”……除了故意歪曲攻击者之外，很多学者因为没有条件原原本本地阅读中国的文化典籍，不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勤劳勇敢、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这就坚定了我们要搞《大中华文库》的信念。

解放周末：《大中华文库》启动的前10年困难较多，没有专项国家财政支持，全凭17家出版社自己的力量。大家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杨牧之：从根本上说，大家就是凭着一腔热情，觉得这项事业事关国家和民族，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责任，我们应该做。

创业之初，虽然缺少资金，但我们得到了很多精神支持和鼓励。季羡林先生当时就高度评价说：《大中华文库》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和整个人类的前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说：您说这话是不是评价太高了？他说：这套书把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全面系统地介绍给全世界，怎么评价也不高。

《大中华文库》

解放周末：入选《大中华文库》的标准是什么？在中华上下五千年浩瀚的著作典籍中，是如何取舍的？

杨牧之：确定目录的过程前后持续了两三年，大体有这么几个标准：首先，正面介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体现民族精神；其次，一定要体现真善美；第三，要雅俗共赏，既要有学术经典，又要有优秀的通俗作品，如《千家诗》《三字经》《七侠五义》等。根据这三个标准，大家基本达成了共识，确定了总计110种的书目，涉及我国古代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

当然，书目选择也不是没有遗憾。当时，任继愈先生提出，是否把《说文解字》也翻译出来，以便让外国人认识汉字的变化。可是，翻译和表现形式实在有难度，就暂时放下了。

解放周末：文化“走出去”，需要扎扎实实的工作，一步一个脚印。

杨牧之：我记得第一批汉英对照版《大中华文库》是2004年出版的，我们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汇报信，当天下午就收到了回信。总理勉励大家，“要以伟大的爱国热忱、宽广的世界眼光和严谨的科学态度，锲而不舍地把这项光辉的事业进行到底”。编辑部里的每个人都大受鼓舞，干劲更足。我们又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工作更顺利了。后来，国家领导人出访，常常带着这套书，作为国礼送给对方。

2009年，我们开始把语种扩大到9种，除中英文外，再搞汉俄、汉西、汉法、汉阿、汉德、汉日和汉韩对照版，这就进入《大中华文库》的多语种版本阶段。

2011年12月23日，《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暨新闻出版走出去先进单位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解放周末：这套书的影响力如何？

杨牧之：最近去非洲办书展的同事，带去汉阿对照版的“文库”，大受欢迎。非洲朋友拿着阿拉伯文的《论语》，兴奋地说，原来孔子的《论语》是这些内容啊！新加坡的朋友用文库学习汉语。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这套书也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同行的高度评价。

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设想：着手“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小语种的双语对照版本的策划和编译工作。

无愧于后人

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杨牧之学习的就是古典文献专业。后来进入中华书局，一做20年，对古籍整理出版更情有独钟。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总署）任职期间，他还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超越前人，无愧于后人”，杨牧之在总结古籍出版事业时曾这样说，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感。

杨牧之说：“任何一种文化的现代化，都是其自身传统的现代化；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为今天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周末：改革开放至今，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加上科技的快速更迭、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人对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对古籍整理事业的价值，产生了质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牧之：有一段时间，“戏说”成风，戏说乾隆、戏说武则天、戏说纪晓岚……好像历史上的一切都可以戏说。为什么？因为有市场。为什么会有市场？因为人们需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一般群众会认为“戏说”就是最生动地讲解历史。

后来，以中华书局带头出版的“正说清朝十二帝”等一系列图书为起点，历史学家们以“正说”为名，开始对“戏说”进行“拨乱反正”。再后来，《〈论语〉心得》等书印行数百万册，接着《百家讲坛》风靡全国……在大众对历史文化的普及性需求得到满足后，接下来就要向更深层次发展：人们不但需要正确的历史知识，还需要借助历史的智慧来解释当前的具体实践和道德准则，需要从历史规律中找寻今日社会值得借鉴的东西。

梳理出这样的脉络，其实就给今天的传统文化发展提出了要求——我们不是不需要古籍整理事业，而是古籍整理事业该如何向纵深发展——如何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让千百年前的经典与现代社会对话，真正为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所接受。

解放周末：是否可以说，体现时代性的过程就是一个扬弃的过程？

杨牧之：传统文化要向前发展，必须探讨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和交融性。现实的发展需要传统文化，需要吸取其精华为今天服务，从而将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而我们今天认为的“文化”，后来人还会根据他们的标准去鉴别和扬弃。“批判继承”是每个先进阶级对待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也体现我们对历史、对未来负责任的精神。

记者手记

书，快乐之所在

第一次走进北京朝内大街中国出版集团817房间的人，总会被“吓一跳”：

不大的茶几上，整齐地码放着书，一摞紧挨着一摞；北、东、西面靠墙排起来的10个对开门大书柜里、书柜上全是书，一直延伸到天花板；2米长的大办公桌上，除了中间留下的一块极小的办公空间，层层叠叠的，也是书；还有门口墙角的地上、待客的椅子上、沙发上……目之所及，尽是书。

杨牧之办公室一角 雷册渊 摄

这里，就是杨牧之的办公室。用他的话来说，自己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

1966年，杨牧之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一年后，进入中华书局工作，一干就是20年。其间，他参与创办并主持了《文史知识》月刊。1987年，杨牧之调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作，历任新闻出版署（总署）图书司司长、党组成员、副署长。2002年，杨牧之又掌舵新成立的中国出版集团，出任集团党组书记、总裁。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这位爱书人依然没有停下与书相关的事业。2009年，杨牧之接过重任，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执行总主编。

在一篇名为《关于出版的思考与再思考》的文章开头，他曾写下这样的话：“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当编辑，搞出版。倏忽间四五十年过去，整天想的是出版，干的是出版，高兴的是出版，焦急的是出版，希望能多编出几本好书，或许将来的人们回忆起我们会充满敬意。”

杨牧之爱书，是一以贯之的。

刚上初中时，他有了自己的第一笔“可支配收入”——父亲每天给的一角五分钱午餐费。有了自己掌握的钱，杨牧之的第一个愿望，便是省下这钱去买向往已久的书。至今，他仍清晰地记得，自己省下饭钱买的第一本书是商务印书馆的 《四角号码新词典》。这本词典当时定价一元六角，也就是说他有10顿午饭没有吃。还有上中下三大本的《一千零一夜》，也是当时省了饭钱买下的。

饿着肚子在教室里看着别的同学吃饭，杨牧之常常会饿得难以忍受，于是就到学校阅览室看书看报。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走进了书的世界。

后来考入北大，最让杨牧之感到快乐的地方，依然是图书馆。“我到总馆借书，只见台灯一盏挨着一盏，每盏台灯下面都有一个人在埋头读书。那种安静，那种全身心投入、伏案攻读的气氛，让我感到一种庄严、幽深和神秘。”杨牧之回忆。在开架阅读的文艺书籍阅览室，他常常倚在书架旁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忘掉了时间和肚子咕咕叫的烦恼。有时，时间晚了，阅览室要关门，为了第二天能接着看，杨牧之就把读到一半的书放到别人不易发现的书架的最高处，第二天再来接着看。

毕业后进入中华书局，杨牧之从最基层的编辑做起。他说，编辑要常常写作、笔耕不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督促自己学习，才能了解作者创作的辛苦，才能与作者平等对话；他说，编辑要常逛书店，因为看到架上琳琅满目的图书，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和鼓舞，更重要的是能发现读者爱看什么书、爱买什么书、市场上还缺什么书。

为了办好《文史知识》，杨牧之曾冒雪骑着自行车、带着“砖头”录音机，来回三十余里，两度登门拜访宋史专家邓广铭，记下口述文章。这本“大专家写小文章”的文史期刊发行量最大时达到31万；出刊三年，应读者要求，居然把已经出版的各期重印一遍发行，在中外期刊史上殊为罕见。

中华书局20年，中国新闻出版署（总署）17年，中国出版集团5年，大百科全书8年……从参加工作算起，今年已是杨牧之与图书、与出版“结缘”的第50个年头。

书对于杨牧之，是工作、是事业，是生活，也是快乐之所在。

人物小传 · 杨牧之

曾任新闻出版署（总署）图书司司长、党组成员、副署长，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总裁。第四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现任 《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三版执行总主编，《大中华文库》 工委会主任、总编辑。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解放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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