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正苗红 央企红色真相02：根正苗红的一代

建国后的1950年，对于新中国来说，是极其复杂的一个年头。

在这年的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这次整风运动是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不纯问题。主要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这次整风的重点，是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而主要方式就是阅读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后的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拉开了全国土地改革的序幕。

与国内的形势相比，国外的形势要严峻的多。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坦克大炮开进到了朝鲜，一时间朝鲜半岛的战争局势牵动了世界，并危及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到四个月之后的10月8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发布给彭德怀、高岗、贺晋年、邓华、洪学智、解方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的《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10月19日，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作战。

这个时候的新中国除了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枪支弹药的军事霸权挑战外，同时也面临着“封锁禁运”的经济霸权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采用“封锁、禁运”的办法来威胁并企图阻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以达到扼杀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1949年11月，美国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起，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了逐月升级的疯狂的“封锁、禁运”政策，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变得更加疯狂。

根据史料记载，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所提出的诬蔑我国为“侵略者”的非法决议案，并于16日成立了美国为首的专门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的“额外措施委员会”。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提案。8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巴特尔法案”，要求各受“美援”的国家严格执行“禁运”政策。在美国的拉拢和压服下，到1953年3月，参加对中国禁运的国家共有45个。而1952年9月，巴黎统筹委员会增设中国委员会，作为执行中国禁运的专门机构，并制定了封锁中国的“特别货单”。至此，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无论从行动上、策略上，还是组织上都趋于完善。

在“封锁禁运”的外部形势影响下，新中国的刚刚萌芽的外贸工作一时间处于非常严峻的局面。怎么办？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开始亲自领导并部署制定对外贸易工作方针以及反“封锁禁运”的斗争策略：1950年3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统一全国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其中就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领导下，设立全国范围内贸易专业总公司。由此，全国一大批外贸央企如雨后春笋般显现，并渐渐形成一股庞大的外贸央企群落，为新中国的贸易事业开创了新的局面。

1950年，天津日报启事，中国进口公司于三月十日在天津市成立，依据商品种类，下辖多家专业进口公司。后分立为中国进出口公司（主营对资业务）和中国进口公司（主营苏新业务）。面对严峻的封锁局面，直接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能“绕着弯”做生意。当时的香港就是大陆和外界的贸易中转站，由于当时国民党并不清楚华润公司归谁所有，因此华润在建国初期的对外贸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1950年开始的国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封锁禁运”的政策，也需要华润挺身而出，并投身到了积极抗争的事业当中去。而当时的华润已非昨日

就是在1950年这一年，华润与怡和洋行达成华润成立以来最大的一笔出口生意，即100万吨大豆。而华润的前身联合行从当初的两三万港元起家，当时从业人员只有3名，到1950年这个年头的时候，已经有职员20多人，进出口额达到5000万美元。

不能不说，在长达30年作为总代理的日子里，华润坚实地履行了历史所赋予的职责，保证香港市场供应，协助内地制订对港及海外出口计划和扩大出口，衔接货源并建立销售网络，上世纪70年代经华润的对港出口总额已达700亿港元。同时，华润广泛与世界各国加强贸易联系，进口内地所需商品，赚取外汇，为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外贸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华润立足香港，稳健经营，建立了卓越商誉，在壮大自己基业的同时，又处处体现了对香港和祖国的承担。

1955年，依据“苏新资合一，进出口兼营，以业务为对象，按商品分工”的原则，中国进出口公司和中国进口公司打乱了原来分工，分出了多家公司：机械公司，仪器公司，技术公司，外贸运输公司，五金矿产公司，以及轻工、工艺、粮油、纺织品等十多家公司。自此，贸易型央企群落正式摆脱母体，独立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他们中的许多公司至今仍然活跃，并已经形成了一艘艘巨型的航空母舰。

此时，一家超大型央企的前身浮出水面，那就是中国矿产公司、今日的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简称中五矿。

这家日后的央企大鳄在当初的草创时期，不能不谈及到一位相当重要的历史人物，那就是商广文。

1950年3月16日这一天，时任中央贸易部外事司的一位处长的商广文，应召来到该司司长林海云的办公室，并被告知，根据在几天以前举行的政务院第二十三次政务会议上所通过的决定，部里经过研究决定，就把矿产贸易方面的中国矿产公司的组建任务交给他，并要求务必迅速将业务开展起来。

对于部里的这种决定，商广文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不仅在大学学的是采矿专业，对矿产熟悉，而且他实际上已经在做矿产贸易方面的工作。据史料记载，商广文曾于1949年的12月去江西组建了赣州钨矿贸易公司，第二年元月就开始向苏联出口乌纱。

同时，商广文也是老革命家了。他1904年出生，1930年考入山西大学工学院，1938年来到解放区，并在薄一波领导的三公署工作，曾负责筹建一个水晶大队，后来加入抗日决死队，并参加国著名的百团大战、解放临汾等战役，历任供给股长、处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商广文还筹建过上党煤铁公司。因此，无论是从资历、经验还是政治可靠性等方面，商广文都是筹建并负责中国矿产公司的号人选。

于是，1950年的4月7日，中国矿产公司正式开始办公。

当时中国矿产公司成立初期有20多人，这些人有的是部里从山西抽调来的，有的是从北京招来的，还有的是从过去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过来的，边学边干有激情是当时这些人最好的工作写照。而新中国的铁砂出****易等贸易也恰恰是从此开端。

根据国家的要求，这家公司一方面积极发展对苏联、东欧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公司及所属分公司都把对苏出****货视同完成政治任务。根据《五矿五十年》记载，1950年供苏4200多吨炼锡，数量大，任务重，公司及所属昆明分公司一道想方设法按时交货，周恩来总理曾为此于1951年1月27日颁发了“表扬令”予以表彰。据统计，中国矿产公司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贸易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高达80%以上，可见当时的中国矿产公司在进出口贸易的权重以及政治影响力。

另一方面，中国矿产公司和中国五金电工进口公司也利用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利益矛盾，通过广泛开展同这些国家的交往，促进贸易关系和国家关系，争取进口或转口更多的急需物资，打破“封锁禁运”。

这里所提到的中国五金电工进口公司，是于1952年9月1日成立的，经营范围是对苏联、东欧各国的钢铁、有色金属压延材及制品、电工电讯器材等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后来业务一度扩大和延展，并更名为中国五金进口公司。

直到1961年1月，根据当时对外贸易部的指示，该公司和中国矿产公司合并，称为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四年之后的8月，再次更名为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

至此，中国五矿的名字沿用至今，并为日后的中国五矿集团奠定了基础。

中五矿同样为新中国的自力更生开创了贸易局面。

周化民，曾在1952年11月至1956年10月间担任中国五金进口公司第一任经理，被认为是中五矿开山的第一掌门人。

出生于河北省任丘县曹庄的周化民，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1934年到1937年间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上大学，通晓英文、日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尚未毕业就投笔从戎来到华北抗日根据地任冀中军区政治部干事。之后曾先后当过专署贸易秘书、主任和行政公署工商厅副厅长、厅长。全国解放后出任太原市工商局长，之后升任山西省省府委员兼省工商厅厅长。由此可见，周化民是一位又红又专的贸易专才。

就是这样的一位才子，掌舵新生的中五矿公司，且正值新中国实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际，可谓是百废待兴、物资紧缺，尤其是钢材、有色金属缺口很大。根据周化民后来的回忆称，当时公司刚刚建立，人才也不足，因此挑战很大，但最终还是圆满完成了国家和组织所交代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在供应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需要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

据史料记载，在新中国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中五矿共进口钢材386万吨，占同期国内钢材产量的40%，进口各种有色金属21万吨，满足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特别是在1956年，还第一次向国际市场上出口了一批质量完全符合标准的钢材，为日后的钢材出口开创了一个基础。

事隔两年后的1958年，全国上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全民大炼钢铁之风刮起，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轻易挥之不去的一种印记，悲壮和伤感。

但就是在这一年，毛主席勉励要把五矿商品出口搞好。据《中国五矿报》文字记录，一位名叫雷兰弟的人回忆称，1958年的新中国正处于经济建设的浪潮中，天津举办了首届出口产品展销会。当时雷兰弟是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的展台服务员。

雷兰弟说，8月11日这一天，正当展馆工作人员像以往一样热情接待来访宾客时，他突然听到大门口处人声喧嚣起来。不久，就听人们说，毛主席来了！“说时迟，那时快，还未等我有时间去思索，毛主席他老人家已迈着雄健的步伐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到五矿展台边，走到了我的面前！”

这种梦幻般的情景让雷兰弟惊呆了，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这个时候，毛主席向雷兰弟伸出他那扭转乾坤的大手，雷兰弟赶紧用双手紧紧地握着，握着……毛主席仔细地看着展品，不时地询问着，雷兰弟一一给与激动地作了回答。随后，毛主席亲切地嘱咐在场的五矿人要奋发图强，把五矿产品搞得更好。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雷兰弟在1993年的时候向《中国五矿报》回忆并诉说的时候还记忆犹新，“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或捧起与毛主席的合影时，我的心情都像当初一样兴奋不已。毛主席的视察是五矿的骄傲，是对全国五矿战线广大职工的鼓舞和鞭策，它永远激励我们开拓和进取。”

1964年5月，周化民开始担任国家外贸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等职，直到1981年8月离职。这位老外贸人在1995年专门寄语中五矿，“内部管理要现代化，要重视信息、重视人才，决策要科学化，管理要民主化，向社会主义的综合商社方向发展”。

不到十五年之后，中国五矿集团开始迈开了走向国际化的历程，并斩获颇丰：2007年，中国五矿总经营额为218亿美元，利润达到70亿元人民币。同年，在中央企业业绩考核中，中国五矿评为A级，并位居世界500强企业第412位。同时从昔日单纯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转变为以资源为依托、上下游一体化的跨国公司；从单纯的产品经营企业，转变为产融结合的资产资本经营集团。

与华润和中五矿相比成立时间相对晚些但在贸易型央企中举足轻重的，则当属今日的明星企业家宁高宁正执掌“帅印”的中粮集团了。

中粮集团的历史通常被追溯到1952年的9月，3家与中粮有历史渊源的公司同时成立了，分别是中国粮谷出口公司、中国油脂出口公司和中国食品出口公司。但当时的这3家公司还是各自独立，并没有统一的集团称号，直到1961年1月，3家公司才正式合并，并命名为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

跟华润和中五矿类似的是，中粮的前身的那3家公司的成立目的也还主要聚焦在满足国家战争的需要，并且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封锁禁运”政策进行抗争，以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成果和新中国的伟大事业。

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是这个为了战争需要和新中国贸易事业突围的需要所成立的中粮，连续十多年一直位列《财富》世界500强的榜单中，并与美国AMD等跨国公司形成了竞合关系，同时还把美国的“糖衣炮弹”——可口可乐带到了中国……

且不说日后的中粮集团最终是如何变成“恐龙”并影响着国计民生的，但说1950年代的中粮，正值朝鲜战争爆发后的西方发达国家一致对新中国卡紧脖子的时期，对新中国必需的战略物资进行了疯狂的封锁禁运。在这种情势下，新中国必须自力更生进行工业化，克服一切困难冲出西方发达国家的包围圈。而工业化必须来自于必备的贸易的支持。

仅对中粮而言，就得需要大量出口粮食以换取更多的外汇。根据《中粮志》的记载，上个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粮食大规模出口，很少进口，不像当今还频发“粮食安全”的隐忧，需要进口；因此，中粮的前身的那3家公司的名字都只是“出口”两个字，还不见“进口”之表达，因为当初根本就没那必要。

直到1950年代末，中国国内的粮食供应开始严重不足，再加上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三年自然灾害”，一时间中国的粮食问题成了大问题。在这种境况下，原来的“出口”换外汇的任务一下子又调整到了“进口”粮食的政治任务上了。由此，在1961年1月份，3家公司合并成了一家公司：中粮公司。

同样在1950年代“冒泡”的还有现在的中国中化集团。

就在周化民任职中五矿第一代真正“掌门人”的前两年，新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对外贸易的国有进出口企业——中国进口公司于1950年3月1日宣告成立成立。一年之后，中国进出口公司在中国进口公司和华北贸易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专营对西方国家的贸易，进口国内生产、生活急需的重要物资，支援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而在整个1950年代，中国进出口公司陆续与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家客商建立了贸易关系，出口快速增长，并开辟了国际石油和化工品的进口渠道，为成为国内石油、化工贸易的专业进出口公司打下了基础。

而1952年，打破西方封锁禁运标志性的《米胶协定》中橡胶贸易的执行者，正是中国进出口公司。

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70%的耕地用于种植橡胶、椰子和茶叶等经济作物，橡胶出口是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主要进口的物资包括粮食、纺织品和机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大量囤积橡胶等军用物资，导致了世界橡胶市场的严重混乱。同时，西方国家主导的联合国巴黎统筹委员会明确将橡胶列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的重要物资。这样双重压力下，世界橡胶价格大幅下挫30%多。锡兰等橡胶出口国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和财政损失，许多橡胶园难以为继。恰在此时，主要输出大米的国家出口量锐减，国际市场大米价格猛涨，锡兰试图向美国购进大米，美国却坚持以市场价格出售，而此时锡兰的经济状况是不能接受市场价格进口大米的。锡兰民众纷纷集会，强烈要求与中国开展贸易。

在如此背景下，双方开始接触商讨贸易事宜。

此时的美国意识到了情况的不妙，试图给锡兰政府更好的条件组织中锡贸易。不过锡兰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森纳那亚克给出的回答是：锡兰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同中国签订贸易协定做得很对。至于美国给锡兰的满意条件，我们已等了一年多，美国现在才准备给满意条件，太迟了。即使能获得两倍于我们能从中国获得的利益，或者给我们500吨黄金为了荣誉与尊严，锡兰也不会那样做。

1952年12月18日《中国与锡兰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签署》，也就是著名的《米胶协定》，即我国每年以27万吨大米换取锡兰5万吨橡胶。事后，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朱德、陈云等：“中锡贸易谈判，已与今日谈妥签字。我们的收获是，锡兰以政府形式担负每年出卖五万吨橡胶给我们以五年为期的义务，并承认橡胶涨价时，我们亦有权同时提出重议大米价格。锡兰的收获是，我们担负每年出卖二十七万吨大米亦以五年为期的义务。一九五三年橡胶价格为三十二便士一磅，大米我们让至与今年一样五十四英镑一吨。如此，一吨胶等于五点五七吨米。此事拟于后日发一公报，以影响东南亚。”

《米胶协议》中，橡胶的进口便由中国进出口公司负责。而《米胶协定》的签订对于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而就是这个中国进出口公司，才造就了今日的另一个庞大的央企集团企业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一家连续21次入围《财富》全球500强，并于2011年名列第168位的“恐龙”式集团企业。

在原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的《中国经贸50年》综述中，对新中国1950年代的贸易事业大致做了这样的描述：

新中国逐步建立起国家统一管理的社会主义对外经济贸易。1949年10月，中央政府即设立了中央贸易部，内设国外贸易司管理新中国的对外贸易，1952年又专设了对外贸易部。在中央贸易部和对外贸易部的统一领导下，先后组建了地方对外贸易管理机构，确立了国家对对外贸易进行统一管理的机构体系。在此基础上，国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统制全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法令和法规，制定了有关的具体规定和实施办法，把全国的对外贸易置于国家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之下。从1950年起，国家还先后成立了一批国营专业外贸公司，统一经营全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及对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物资的对外贸易。

同时，根据《中国经贸50年》记载，1950年代的新中国，通过贸易和使用苏联政府贷款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建设了一批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机械、化工、建材等骨干企业，为我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

因此，生于国家外忧之际的贸易型央企们，在1950年代对新中国的自力更生大搞工业化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支撑。而那时候的她们，政治任务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同时有许许多多的人们为此贡献了青春和一腔热血。

而当历史的脚步行进到1960年，当我们参考前苏联列宁斯大林创立的经济制度模式，建立起了覆盖全国民经济全局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之时，随着一场突袭来的中苏争端和关系的恶化，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事业开始遭遇了第一次较大的曲折。而它们也相应面临着一系列的挣扎和挑战，命运开始起伏跌宕着……（本文为《央企红色真相》的连载之二，作者为财经作家韦三水，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