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史启智 张之洞废除儒家课程，中体西用的积极态度在客观上冲击了传统制度

中体西用概念本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悖论，充满着斗争性。维新派严复对其进行了激励的批判，中体西用最大的矛盾性，体现在卫道和创新始终不能兼顾。例如，张之洞主张兴办西式学堂，来传播西学，但客观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学堂制度。

张之洞在科举制度改革中，废除了许多儒学的课程，改学实务。考试不考儒学，自然学儒学的人就少了，这拆去了儒学的社会基础，给儒学以致命的一击，使人们丧失了坚守的中体。

所以，中体西用的理论自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性，具有先天性的不足。张之洞提出了在面对不同文化时，变与不变都具有合理性的二元看法，他极力宣扬中体西用的主旨思想。

维护中体的核心地位，主张延续封建法律中的礼教规定，维护统治阶级的主体地位，保护中国文化的传承，他引用曾子的话用以论证中体的重要性，在改革过程中，注意到变与不变的兼顾，不应丢弃传统律法的精髓。

张之洞的新和变，有着十分明确的含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变法不变道。这里要注意一点，他说的伦经不能变，法制可变，并不是说封建法制的根本可变，而是说封建法制的体例、形式可变，支撑封建法制的根本纲常名教、伦经圣道，是不能变得。

张之洞认为，在法律中应该坚持纲常名教，在他的思想中，法律是表，是形式；经术才是里，是目的，是内容；形式要服务于内容。法律需要因时因事而变，但是隐藏在法律中的经术才是国家立国之本。

这一切，都是时代主张的缩影，张之洞只是将这些提炼出来，系统阐述变法思想。在张之洞的法律改革与实践中，他既极力倡导西用，主张学习西方法律，又竭力呼吁中体，强调纲常礼教的不可替代性。

他既主张借鉴西法完善中法，又坚持君主专制为万古不移之规，没有超越时代的拘束。在事实上，开西学之新仅仅是张之洞的一种手段，真正目的在于通过革除贫弱废弛之弊，捍卫封建之道。客观上，张之洞的种种做法还是促进了法律的近代化。

可以说，作为封建官僚的代表，张之洞不仅仅是变法修律过程中的巨大阻碍，还是促进法制改革的重要力量。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张之洞的变法观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封建时代的烙印，代表着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是殖民地奴化思想与封建复古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张之洞提出了重众证、改刑锾、教工艺、改良监狱等具体改进方法。除讼累指用警察制度替代差役制度，提高办案人员的专业素养，减少诉讼成本；省文法减少不必要规定，简化流程。

恤相验要求官员办理命案事时不得骚扰无关百姓；省刑责要求不准对，命盗案件以外的当事人刑讯逼供；重众证要求军流以下的罪名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口供，经过上司复核也可定罪。

但是死刑仍然保留了口供制度；改罚锾规定在，危害性不大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中，可以用交罚金的形式代替刑罚；修监羁要求地方官员重视监狱的环境，加强管理；派专官要求朝廷委任官员，监督和管理改革的进程。

张之洞建议向西方学习相应的法律规则，在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的情况下，修改旧律，维护清朝在对外交往中的核心利益。与革命派彻底推翻清政府的统治的阶级立场不同，张之洞主张维护清朝统治。

他认为可以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不能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他的中体西用思想，是时代赋予的外在和他坚持儒家，伦理纲常的内在相结合的产物。

在礼法之争中，张之洞主张中体西用的变法观，反对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将法律完全西化，虽有很强的保守性，纠正了在清末修律中，法理派在法律移植过程中过分西化的功利心态，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

中体西用的变法观保守中伴随着进取，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思想阶梯，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和引导了，思想文化革新运动，同时是近代民主法治过程中关于变法不变道的法治构想。

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变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法律向近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灵魂，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