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与文化 从中国地图史看历代地名研究

原创 牛汝辰

“左图右史”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史”包括“经”和“志”，它们又常是地名和历史地理文献。一方面图不能无名；另一方面历朝历代、政权的更迭、建制的兴废、地名的改易等又必须借助各种地图，才能更好地了解既往、探究原委。可见中国地图测绘与地名研究是相辅相成，有其密不可分的源流。

我国地图测绘，其发展大致可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古代又可分为二个阶段：

(一)从远古到西晋以前。这期间古代地图从原始地图逐渐发展到具有相当绘制水平的地图，无论就地图种类、地图的内容要素、地图测绘技术等方面来看，都反映了当时我国地图科学的蓬勃发展，但这时在制图的理论上还没有系统的阐述。而这时的地名研究从地名记述的神话性到科学性，从地名选择范围到叙述的详略都与地图学的发展一脉相承，并适应了当时我国的地图测绘。这时产生的著名的地名文献有《禹贡》、《山海经》、《水经注》和《土地名》等。但在地名研究的理论方面还较欠缺。

(二)从西晋到明末。这时期裴秀创“制图六体”奠定了制图的理论基础，后经贾耽、沈括、朱思本一直到罗洪先，终于形成在我国古地图中最有影响的《广舆图》体系。这时的地名研究因历史地图集的出现而促进了历史地名的研究，也就是后来的地名沿革的研究。除了正史中的《地理志》之外，还出现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大元一统志》等多部著作，并开始了地名理论的研究。这时期是地名研究的发展阶段。

近代，从明末到清末。这时，由于西方测绘技术传入我国，我国利用西方技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经纬度测量，并用投影法绘制了《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地图》，从而使中国古代地图又有了新的发展，并接近于当时西方的先进水平。由于全国广泛的地图测绘，直接推动了全国特别是边疆地名的广泛研究。由于地名研究的广泛和深入，反过来又为地图测绘奠定了基础。如这时地名文献主要有《读史方舆纪要》、《嘉庆重修一统志》和《西域同文志》等。这时不论是中原还是边疆、无论是历史地名还是当代地名、无论是地名沿革还是地名含义的研究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种地名著作数以百计，成为中国历史上地名研究的高峰期。

现代，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民国年间

自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掀起了编制地图集的浪潮。我国在1937年出版了代表当时地图科学水平的申报馆的《中华民国地图集》。由于国际交往的扩大和读史的需要，加之地图集的迅速发展，各类地名辞书便应运而生了。地名辞书的不断出现是地名研究成熟的标志。如这时出版了《古今地名大词典》、《中国地名大辞典》等代表作。这时期另一个特点是大量地介绍国外地名研究的成果，这也与国际上掀起的中西交通和丝绸之路热是分不开的。

（二）自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我国陆续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质图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地图集》、《气候图集》以及近20个省市自治区的图集等各种专业图集。特别是引进新技术而发展了遥感资料制图和机助制图。机助制图是从六十年代将计算机技术用于制图以后开始的。这时期，特别是八十年代，才真正把地名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地名研究领域越来越广。随着机助制图的出现，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我们开始建立国家地名数据库。计算机作为现代社会的标志，将越来越有力地推动地名学的研究。

一、古代（先秦至明末）

从先秦至西晋前

王庸先生认为:“地图的起源很早，可能在人类发明象形文字以前就有地图了”[1]。最初地图的萌芽，与原始人的绘画有密切的关系。“文字是从另一种东西一图画一发展出来的[2]”。这一时期地图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地图的地物符号与象形文字融为一体。例如夏禹时期传说中的九鼎图、战国时期的山海图等。据史书记载，“山海图”确实有，而且在宋代还有流传。由于“经”与“图”在古代融为一体，经是图的注脚和说明，所以有:“山海图”便有《山海经》，而且《山海经》至今流传。由于古代原始地图不像现代的地图建立在科学的数学基础上，可以用经纬度与坐标网格直接表示各地物要素间的距离和方位，故只好在图以外，以冗长的文字来说明各地物的方位及道路的远近。《山海经》有山名449个、河湖名200多个。因山海图已佚，其内容只能从图的说明—《山海经》进行推测。顾颉刚先生说:“《山海经》是图画和文字并载的，而图画更早于文字。在《海经》里最可看出这种情形[4]”。先秦时期的地图不同程度地带有某种神话性质、且地名也带有某些神活的色彩，如《山海经》中的昆仑区。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古地图就已开始绘制和利用了。但这时所绘制的地图因处于诸侯割据时代，多是局部地方的区域性地图，大范围的行政区域图较少[4]。如用于军事上的征实地图《管子·地图篇》，另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中都附有地图。在地名研究方面，《禹贡》开了征实一派。它由“九州”、“导山”、“导水”和“五服”四部分组成，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以及唐宋以下的许多著作，没有不把《禹贡》作为主要的引申和发展对象的[5]。此书已开始摆脱诸侯割据形势的局限，把广大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由于《禹贡》在地名研究方面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晋代产生了《禹贡地域图》。

秦统一全国后，对地图的需要量加大了。尽管秦朝只有十多年，但地图的数量已相当可观了。公元前168年(汉文帝初元12年)前的马王堆汉墓《地形图》，是按一定的比例、方位详细地彩绘了西汉长沙国南部(今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衔接地带)的山脉、山峰、河流、水源、县城、乡里、道路、里程等，内容之丰富，勘测之精度，绘画之艺术，均显示了当时的高超水平[6]。地名也与之遥相呼应。东汉有《说文解字》，收录地名450个，其中县名88个。还有以水道为纲，固水证地的《水经》问世。以及班固著有《汉书》，其中的《地理志》是我国史书中首先出现的以“地理”命名的专著。记述了103个郡国、1314个县邑、32个道和241个诸侯国。地名共超过4500处。它是我国古籍中，最早解释地名渊源的。在所收4500处地名中，有地名渊源解释的达40余处。后汉的应劭，在所著《集解汉书》、《十三州志》、《地理风俗记》中对许多地名作了渊源的解释，至今留存的约有180条。自此解释地名渊源含义的风气开始盛行。另外汉代的《越绝书》不仅解释地名，而且还总结地名命名规律性，如“因事名之”，这是我国古代地方命名中广泛使用的原则[7]。这样，由于地名研究的深入，地名逐渐从地图中分立出来，人们已开始专门研究它了。由于出现了这样多的地名文献，为晋代制图提供了山川、河流、城镇、乡里等各类地名资料，无疑地促进了晋代地图学的发展。

从西晋到明末

公元三世纪中叶后，在前人的基础上产生了裴秀的《禹贡地域图》，这是我国有文献可征的第一部历史地图集，而且在传统地图学史上拥有划时代的地位。这部地图集是一部以历代区域沿革图为主体的历史地图集。它也完全符合《汉书·地理志》所开创的传统。《汉书·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真正的区域行政地理著作。第一个用一部地图集来谱列历代区域沿革就要推裴秀的《禹贡地域图》了。二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应指出的是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这不仅在当时是绘制地图所奉行的基本准则，而且一直到明末传入西欧地图技术以前，都是我国古代地图学技术的基本准则。在历史地图的制作方面，清末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也未能跳出“六体”的规范。总之，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图集，即开创了古今图幅和古今地名对照的范例，这个范例由于同代的杜预在《春秋释例》中明确记载着古今地名对照的方法而使我们看得更加清楚。杜预的《土地名》是他的《春秋盟会图》的文字说明，而京相璠的《春秋土地名》是《禹贡地域图》的文字说明。二者相互依从、仿佛一对孪生兄弟。正像杜预所说，《图》与《书》必须互相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历史地图的效能[8]。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禹贡地域图》的产生，是得益于前世的地名著作《禹贡》和《汉书·地理志》呢?另外，这时京相璠的《春秋土地名》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地名辞典。在这部辞典的释文中，有不少是解释地名渊源的。同时还有《太康地记》、王隐的《晋书地道记》、袁山松的《郡国志》、乐资的《九州要记》等。东晋初，对地名渊源研究很有贡献的人物是郭璞，他著有《尔雅》一书。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自春秋战国以后分裂较长的一个时期。由于国家的分裂，地图的制作也从全国大规模的统一的制作发展为零散的局部的制作。就整个地图的发展来看，基本上处于衰败阶段。其标志是“经”与“记”的编撰压倒了地图的制作，出现了许多大部头的“图记”[9]。如这时期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汇集大量资料，成书《水经注》40卷，记载大小水道1252条，地名约2万条，其中解释地名渊源的有2400处左右，被认为是古代期间我国传统地名学研究较成熟的标志[7]。这时还有《周地图记》、阚骃的《十三州志》、宋盛弘的《荆州记》、庾仲雍的《湘中记》、陈顾野王的《舆地志》等许多著作，都对地名渊源的解释占了颇大的篇幅。从此，地名渊源的研究，几乎成为我国一切地理著作中的必有项目。特别是《水经注》的产生，为后来历史地图和地图集的绘制所利用。

随着地图学的发展，隋唐时代图经的制作便蓬勃发展起来，地理记志的撰写也非常普遍。例如:北周的《周地图记》、隋代郎蔚之的《诸州图经集》、虞茂的《区宇图志》等。这些图经，图志文字的数量显著增多，地图反而成了地志的附庸。它既不同于传统的舆地图或山水画式的地图，又有别于前代的图经，成为我国地图史和地志史上的一个分界点。从此，总地志和地方志便以图少说多这个固定的格式发展，甚至后来有些竟连篇首的区域界限图也被摒弃了，图经成了有名无实的东西，实际上成了地方志的别称。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即使有“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但事实上它也成了图少说多的总地志，及至后来因为地图散失，书名也改为《元和郡县志》了。即图与记、志分野的局面基本形成。

这时裴秀制图理论在贾耽等制图学家的制图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以裴秀制图理论为指导的地图。贾耽的地理著作和地图主要有 《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因“图上不可备书”，所以采取撰《别录》的办法说明此图的道路里数、各州的军队人数、河流的发源与归宿，这种图说和图志也可以说是地名专著。贾耽的《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别录》六卷和侧重说明黄河流域水系情况的《吐蕃黄河录》四卷，就是《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的说明书，史称二书为《别录》十卷。另外他编成全国一统大地图—《海内华夷图》一轴，具有历史地图的性质，并对古、今郡国地名分色注记。把“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并撰写说明该图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同时还有图与记相配的《地图》十卷和《贞元十道录》四卷。

在五代，特别是宋代，在对地图的修订过程中文字增多，地图减少，甚至退化到不起作用，最后干脆把图取消成为地志。王存撰的《元丰九域志》就是由地图蜕变成地志的突出例子。同时还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200卷，欧阳忞的《舆地广记》，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其中对地名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有价值的历史地名的资料，今存西安碑林《华夷图》保存着一些唐代地名。由地名的演变可推测是神宗王朝(公元1063—1085年)时所做。另外宋代还有税安礼的《地理指掌图》，这是一部统贯古今的沿革地图，并且是现存沿革地图中最早的一本[10]。它促进了以后地名沿革的研究，并为后代所继承，在今天的地名研究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元、明两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较长的封建王朝。元代朱思本是继裴秀、贾耽等人之后，在我国地图学史上又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绘制的《舆地图》经罗洪先增补为“广舆图”后，支配了中国地图200多年[11]，影响之大前所罕见。继之陈祖绶绘制的《皇明职方地图》是一幅继承朱、罗二图长处，避其短处，重视绘制军事要素的地图。在地名的注记上一律按万历以后地名沿革进行注记。这时期地名研究主要详于地名沿革，地名专著较少。明代的另一特点是图与“论”、“说”、“志”相结合。这一结合从地图的发展规律看是一种倒退的现象，但军事上的图说、图论、图志又有别于其他的图说。其他图重于地理、沿革、风俗、物产等内容，而明代九边图说，则侧重于叙述兵马、粮草、地理险易等军事必需情况，所以这种军事上的图说、图论和图志不能认为是一种倒退现象。北方九边图的特点，在明代海防图中也有体现。

明代值得一提的是郑和七下西洋，开拓了我国在南洋群岛、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海外市场，带回了我国第一部航海图集—《郑和航海图》。全图包括亚、非两 洲，地名五百多个，其中外国地名占三百。继《郑和航海图》之后，出现了几部与图有关的地名著作，如巩珍的《西洋诸番志》，费信的《星槎胜览》等。

二、近代（清代）

明末清初，西方的测绘技术传入我国，地图测绘进入了向近代制图学发展的新时期。康熙年间因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对地图测绘比较重视，加之意大利的 利玛窦给我国带来了《山海舆地全图》，引起中国许多官员的珍视，从而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冲击了中国人唯我独大的虚骄心理。在地图学上打破了中国传统 的绘图成规，开创了一条新的制图道路。因外域地图的引进，外域地名大部分在那时已经译定。如“五大洲”的概念“第一曰亚细亚洲(即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即欧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利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即非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即美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即南极洲)为第五洲[12]。至于图中大西洋、地中海、罗马尼亚、古巴、加拿大、牙买加等译名至今仍用。

由于西方科学的经纬度制图法传入中国，康熙年间开始实测了我国第一部全国省级地图集—《皇舆全览图》。1713年除西藏和新疆部分外，全国的测量全部完工。图上对内地各省地名的注记用汉文，而边疆则用满文。这时期地图测绘促进了地名研究，如乾隆年间对西藏和新疆又进行了地图测绘，成书《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图文并茂，为当时介绍西域情况特别是地名方面最详细的书籍之一。编成《乾隆内府地图》，使我国实测地图最终完成。杨守敬用了15年时间陆续完成《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地图》共36卷，还有《历史舆地图》为我国历史沿革史上难得的一部地图集。为后代研究郡县变化，水道变迁等方面的问题及地名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参考资料。在图中无法表达地名的一些内容时，他用文的方式代之。如他著有《隋书地理志考证》、《汉书地理志补效》、《水经注疏》等多部地名著作。我们认为杨守敬的地图集多少受到明末清初的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的影响，或是参考了此书而编成的地图集。因为《读史方舆纪要》(130卷)是集我国历史沿革地理之大成，对各府州县疆域沿革变迁的考订，多为后人引用。是研究地名沿革和地理沿革的重要资料。

研究地名，不能不以图为参考，绘制地图又不能没有地名资料的积累。所以清代出现了许多既是制图专家，又是地名学者。如这时期的李兆洛，他编绘了历史地图集—《历代地理沿革图》，又用十几年时间于1837年撰写了以字韵为编排顺序的第一部历史地名体典。收词一万余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外，还有李光庭的《汉西域图考》，也是图文并茂的地名考证著作。在沿革方面还有《嘉庆重修一统志》(又名《大清一统志》)它是一部比较完善的全国性的地名、地理 总志和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读书所收小地名较多，对许多地名的渊源含义都进行了解释。另外《西域同文志》是我国第一本汉、满、藏、维、蒙、托特等六种文字对照的地名语源辞典。这是地名研究摆脱地图框架走上独立和深入发展轨道的标志。

清代是地图测绘发展较快的时期，也是历史上地名研究的高峰时期。由于全国广泛的地图测绘，促进了地名研究。后来在地图测绘和地名研究上都出现了 以历史沿革为主的趋势。由于帝因主义的侵略刺激了我国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出现了边疆地区地名语源的研究。这期间有关边疆地名的文献数百种，为以后地名研究和边疆地图测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乾隆之后，逐渐以消极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代替与各国贸易文化友好往来的政策，从而导致清政府中后期发展缓慢，科学文化进展不大。在地图学方面，尽管有清初内府地图的良好开端，但中国传统的制图法这时东山再起，许多西式中式混用，有的干脆不要西式经纬度制图法，完全采用计里画方或什么控制网格都不要的制图法。在地名上的反映是，不注意吸收国孙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仍是旧的，几百年或上千年都是老的一套，从历史记载中排比资料。许多人没有到过边疆，不懂得少数民族语，在地名含义的解释上多有不当之处。

三、现代

1、民国年间

这一时期，由于外来的侵略，内部的政治腐败，从而国势日衰，我国制图技术才比西方国家落后。这时期我国地形图的测绘只作了一些零星工作，没有统一的大地坐标系统和水准联测，没有完善的制图作业规范。专题制图只在少数部门(如地质、气象)开展了一点工作。私营舆图社只编制出版过几本很普通的地图集。唯有申报馆1937年编制出版的《中华民国地图集》算是旧中国最好的一部地图集，在当时起过一定作用[13]。另外还有童世亨的《历代疆域图》，魏建新的《中国历代疆域形势史图》和苏甲荣的《中国地理沿革图》。总之，旧中国测绘基础十分薄弱。

地名方面，由于这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许多学者认识到研究史地、特别是边疆地名的重要性，并注意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如向达、冯承钧、张星烺等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论著。出了82期《禹贡半月刊》，里面有许多地名研究专文。特别是出了两本大型的历史地名辞典，即1929年出版了刘钧仁的《中国地名大辞典》，和1931年臧励和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为当时地名研究的代表作。由于人们视野的开阔，为了满足国际社会交往等需要，1939年出版了葛绥成的《最新中外地名辞典》，收词两万五千条，国外地名占40万。这时岑仲勉先生开始把语言学方法应用于地名研究，使地名研究日益深入，后来出了《中外史地考证》两册和《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两册。

简言之，这时期地名研究已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现象，即大部头的地名工具书的问世和地名研究方法的改进。而这时期地图测绘则起色不大。地名研究已完全从为地图作注的局限中独立出来，朝着自己的方向发展。

2、新中国成立后至1990年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建设、国防军事和科研教育的发展，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国地图测绘得到了很大发展，地名研究也蓬勃展开，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优先着手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地坐标网和国家基本地形图系统，包括1:1万至l:l00万等七种比例尺地形图，并且采用先进的航空摄影测量方法绘制全国大比例尺地形图，同时对成千上万个地名进行了调查、整理和标准化。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绘制了各种专业地图集。在历史地图集方面，出版了《中国史稿地图集》(两册)，特别应提到的是，l978年出版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共八册，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是研究历史地名及地名沿革的必备工具书。又是地图与地名相互配合的典范。

随着我国汉语拼音的推行，汉语拼音不仅对我国地名标准化和单一罗马化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已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重视和承认。这样，1977年出版了1:600万汉语拼音《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和汉语拼音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得到了国外的好评。继之出版了汉文和汉语拼音对照的《中国地名录》。同时还出了内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的汉文、民族文字和音译转写对照的地名录。这一切都为地名标准化和单一罗马化奠定了基础。六十年代开始机助制图以来，地图制作发生了根本性的技术变革，这是实现制图自动化的主要途径，它对建立现代地图学理论、推动地图学更好地为国防和经济建设服务有重大意义。利用数据库技术对地图数据存储、管理、检索和维护是机助制图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计算机应用发展的新阶段。由于地图数据的建立，随之推动了地名数据库的建立，为地名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从而加速了研究方法和应用能力的彻底更新的进程。今后随着机助制图和地名数据库的完善和发展，可能会出现地图上地名注记的自动化，等等一系列现在无法想象的奇迹。

历史上由于图与“经”、“志”的不断分立，各自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不断分立，一方面又相互联系和促进，同时又相互矛盾。这是一门学科从产生、成熟到日臻完善和发展的必然规律。今天的地名研究已摆脱了仅仅为图作注的局限，已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多缘学科，为许多学科所利用。回顾各门学科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各门学科都存在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探索各学科间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又是怎样推动各学科的发展，各学科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和偶然结合，是当今科学研究的一个趋势。从我国地图测绘和地名研究这两门性质不同但又有密切联系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到两门不同学科是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发展的，这对我们今天的地图测绘和地名研究决非毫无益处。

参 考 文 献

[1]王庸.中国地图史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刘国钧,郑如斯.中国书的故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3]顾颉刚.《山海经》中的昆仑区[J].中国社会科学,1982，(1).

[4]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地学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5]陈公善.禹贡[J].地名知识,1979，(3).

[6]金应春,丘富科.中国地图史话[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

7]陈桥驿.论地名学及其发展[C]//地名学文集.北京:测绘出版社,1985.

[8]陈连开.我国古代第一部历史地图集—裴秀《禹贡地域图》初探[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3).

[9]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M].北京:测绘出版社,1984.

[10]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学简说[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

[11] 中华书局.明史·外国传·意大利亚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廖克,刘岳,傅肃性.地图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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