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官场上,曾流行这样一句谚语:“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这句话在乾嘉道时期文士梁章钜的《归田琐记》中有所记载,在后来二月河的小说中也有引用。
它的含义翻译成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基层不好干,尤其是省市驻地的基层,更不好干。”
当然,时代不同,基层的含义也不同。如今的县,只能勉强算作基层,因为毕竟下面还有乡镇等区划。而在“皇权不下县”的古代,知县无疑是属于基层官员。
清代之所以会有“前生作恶,知县附郭”的说法,是因为附郭县的知县实在不是个好差事。
所谓“附郭”,即不同级别的行政单位同驻一城的情形。在清代省府(州)县的区划体系下,附郭县一般指的是府驻地县,少数还包括省驻地县。比如,蓬莱为登州府之附郭县,掖县为莱州府之附郭县,而历城县既是济南府驻地,同时也是山东省城之所在,即所谓的“省城附郭”。
从上面的解释不难看出,附郭知县不好干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庙小菩萨多”。在众多上司的眼皮子底下工作,知县的压力可想而知,每办一事,都要考虑多方态度,很少有自己施展的空间。同时,上司多也意味着需要打点的关系多,古代经济不够发达,一个县的可支配财力有限,不少知县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逢年过节,迎来送往,常常疲于奔命。
此外,在政绩方面,如有功劳,风头显然要归上司。久而久之,知府、知县虽然同驻一城,但人们很容易产生“只识知府,不闻有知县”的感觉。
在胶东历史上,就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关于明末莱州保卫战(孔有德叛军围攻莱州城半年之久)的史料介绍,大部分对莱州知府朱万年浓墨重笔,而却对时任的掖县知县介绍不多。这其中,固然有朱万年壮烈殉国的特殊因素,但多少也能体现出“附郭知县”不易出名的道理。
此前,笔者也说不上时任掖县知县姓甚名谁,直到前几天详细查阅《掖县志》方才知晓,这位“幕后英雄”名字叫做洪恩炤,是河南息县人。
关于洪恩炤的生平,清代《掖县志》记载道:
“洪恩炤,字玉笥,息县人。事继母以孝闻。崇祯戊辰第进士,授掖令。……值孔叛反戈,制城守具,辅太守朱万年营调,罄竭血诚,洎朱殉难,复与同知寇化、通判任栋协心固守,城卒以完。论功擢兵垣,累官浙江布政使。”
不过,参照清代《息县志》的内容,《掖县志》似是将洪恩炤的号误作为字。《息县志》载:“洪恩炤,字君明,号玉□(缺字,模糊不好辨认,可能就是掖县志中的笥)。”
洪氏应为明末当地之望族,在洪恩炤之外,《息县志》中还有洪恩炳、洪恩煜等恩字辈火字旁洪姓人为官的记载。
洪恩炤在崇祯元年考取第三甲进士,之后得到了外放任县令的机会。而他上任的地点,即莱州府的附郭县掖县。
在孔有德叛乱(崇祯四年底爆发,五年初开始围困莱州)之前的时间里,掖县任上的洪恩炤并无太多事迹可言。《掖县志》说他“课士有雅鉴”,看来不少精力都投在了教育上。
而到了崇祯五年,孔有德叛军兵临城下,御敌成为莱州的当务之急。战况激烈时,山东、登莱两巡抚同时驻扎在城中,再加上原有的莱州府、掖县两级机构,不大的城中,挤满了文武官吏。
在这种情况下,洪恩炤并没有手脚慌乱,而是很好地履行了附郭知县的责任。正如《掖县志》所言:“制城守具,辅太守朱万年营调,罄竭血诚,洎朱殉难,复与同知寇化、通判任栋协心固守,城卒以完。”莱州城坚守半年而不破,之后随着明朝援军的到来,最终得以解围。
平叛之后,明廷论功行赏。在战争中殉难的莱州知府朱万年,得到了恤典哀荣,而表现优异的洪恩炤,也被加官进爵。
关于他离任掖县之后的仕途经历,《掖县志》记载不多,而《息县志》记载较详(按照古代的名人分类,洪恩炤于掖县可谓名宦,于息县可谓乡贤,故两地县志对他都有记载)。从掖县知县的任上,洪恩炤被重新提拔进京,担任兵部给事中,后历任刑部、礼部,期间曾外派主持山东乡试、提督闽浙军饷。后来,官职又升迁为山东右参政、雷廉兵备道、浙江左布政使(在此任上以疾致仕)。
在明代,督抚尚未成为定制,三司为地方要职。做到一省布政使的洪恩炤,在明清两代曾担任掖县知县的人当中,也算是仕途高度相对不错的一个了。(本文作者:耳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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