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贸易也是朝贡制度的重要内容,安南国朝贡贸易主要指朝贡使团往返北京途中的使行贸易和在京期间的采买贸易。后黎朝时期,安南使团由镇南关入境,走水路经广西、湖南至武昌,然后沿长江东下,转运河北上入京。于是,使团经常在江宁定织绸缎。乾隆三十七年(1772),段阮俶率使团路过江宁时,定织绸缎价值达4万余两。为保证使团能够顺利完成交易,次年清廷订立《安南贡使贸易之例》,规定“嗣后饬使臣通事人等,将需买各货开具清单,呈交地方官,传集铺户议价,给予现银,取铺户承领限状,地方官查催。该贡使回宁,即于半月内照数清交,不许私相授受”。

同年黄仲政率使团入贡,逢乾隆帝巡视江南

命黄仲政等前往江宁觐见。乾隆帝还特意强调,黄仲政等于江宁瞻觐后,若“仍愿赴京贸易,再加恩俯从其便”。虽然黄仲政使团觐见后未再赴京,但从中可以看出此前安南使团在京有朝贡贸易。西山朝时期,安南使团开始改变往返北京路线,即至武昌后不再沿江东下,而是自汉口改行陆路经河南、直隶往返北京。因使行路线不再经过江宁,乾隆五十七年(1792),安南朝贡使团咨请“派通晓工技者一人随带四五人,亲赴江宁等处购织”。清廷最后议定,准令此次使团“改由湖北荆州至江宁长江一路行走,以便顺道购买”,以后“如并无购办物件之事,仍照旧由湖广、河南一带进京,不得藉词迂道江南”。

到阮朝时期,越南使团在京的采买贸易依然存在。如道光八年(1828),阮仲瑀率使团访问清朝,国王阮福晈(1820—1841年在位)令其“据例赏物项从中折价,换给关东人参,及采买苍璧、黄琮、黄珪、青珪”。二十七年,阮福暶(1841—1847年在位)派裴樻使团出使清朝,内务府发给采买物品清单,“间有开列玉器、玩器、古器、瓷器及珍奇玩好者”。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清越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朝贡贸易。除使团朝贡贸易外,还存在朝贡关系下的越南官府与清商间的官方贸易。

官方贸易的主要形式

是越南政府派船至广东、福建沿海贸易,或者派员到广西、云南边境采买。据对《大南实录》的统计,越南阮朝阮福映在位时,有4次派员至广东贸易,1次派员往云南贸易。阮福晈在位时,有3次派员至广东贸易,1次派员往云南采买,另有5次派员至广东“公务”(实际也负有贸易任务)。阮福暶在位时,有3次派员至广东贸易,2次派员至广东“公务”。阮福时(1847—1883年在位)即位后,越南官府前往清朝的官方贸易开始中断。事因嗣德元年(1848)四月,越南广安署抚阮文振奏请停止采购“如东如西诸物项”,阮福时下令批准。此后,越南政府与清朝的官方贸易主要委托清商进行。

思想文化动因安南是汉字文化圈国家

其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是其积极参与朝贡体系的深层次原因。汉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儒学自公元初年即传入越南地区。15世纪的后黎朝时期,儒学取代佛学成为安南国学。1802年越南阮朝建立后,更加推崇儒学。阮廷要求在全国各省各地建立文庙,设立各种学校,开展儒学教育,同时也广泛使用汉字,还借鉴学习中国的法律制度、科举制度,采用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政权组织模型来发展自己的国家。在汉文化影响下,安南各王朝高度认同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希望与中国构建并维系朝贡关系,甚至形成了自己的“华夷观”:他们视自身为“中国”,欧洲及周边老挝、柬埔寨、暹罗等国为“外夷”。

为与清朝构建并维系朝贡关系

安南国王对如清使节的选择有严格要求,一般要从六部、翰林院、鸿胪寺有学识官员中选任。道光元年(1821)吴位使团回至越南后,阮福晈召见副使陈伯坚、黄文盛,问以清朝事,结果陈、黄二人“皆不能对”。阮福晈因而下令,嗣后奉使清朝,“当择才识者充选”。道光二十年,阮福晈选派如清使节时再次强调: “如清使部,须有文学言语者方可充选。”正因为越南如清使节腹有诗书,才能在出使途中一路吟诗作咏,与清朝官员士人进行广泛文学交游,由此产生众多的汉文燕行诗集流传于世。为深入学习汉文化,阮廷还要求使团大量购买清朝文化产品。

阮福晈还听闻北京仕宦之家多有“私书实录”,因为“事涉清朝”,所以“未敢付梓”。阮福晈指示使臣: “尔等如见有此等书籍,虽草本,亦不吝厚价购之。”这种对汉文化的重视和认同,成为清越朝贡关系稳定持续的思想基石。总的来说,安南后黎朝、西山朝、越南阮朝都高度认同并积极参与清朝朝贡体系。通过参与朝贡关系,得到清廷册封承认,并实现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和边境安全,是安南积极主动遣使朝贡的主要动力。同时,参与朝贡关系可以获取部分清廷赐予物品和官方需要商品,这是安南王廷可以获得的现实利益。而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则是其积极参与清朝朝贡体系的深层次思想文化因素。

暹罗朝贡清朝的动力机制分析清朝时期

暹罗(今泰国)先后经历阿瑜陀耶王朝(1350—1767)后期、吞武里王朝(1767—1782)、曼谷王朝(1782年至今)前期三个阶段,三个王朝都与清朝建立起朝贡关系。不过,暹罗并非汉字文化圈国家,缺乏对参与朝贡关系的高度思想文化认同。暹罗与清朝疆界也不相接,也无太多边境安全的现实考量。暹罗朝贡清朝的源动力,主要在于政治层面的交往需求和经济层面的利益获取。政治动因从政治方面讲,阿瑜陀耶王朝时期,暹罗参与清朝朝贡体系的政治需求并不强烈。自1665年初次入贡清朝,到1767年被缅甸雍籍牙王朝攻灭,暹罗阿瑜陀耶王朝在103年间共有14次遣使清朝。

除1668年纳莱王(1657—1688年在位)向清廷请封并获得准许外,其他并未向清廷提出政治方面要求。这一状况到吞武里王朝时期有了改变。1767年4月,缅甸雍籍牙王朝军队攻破暹都阿瑜陀耶,阿瑜陀耶王朝灭亡,清朝与阿瑜陀耶王朝的朝贡关系遂告终结。之后,王朝旧臣披耶达信,清朝档案文献称“郑昭”)率暹罗军民驱逐入境缅军,重新统一暹罗,并定都吞武里,建立吞武里王朝。乾隆三十三年(1768)七月,披耶达信遣内地民人陈美驾商船来广东呈文,称暹罗被缅军攻破,披耶达信率众杀退缅军,被推举为暹罗国王,“因有扶世禄(今译彭世洛)、禄坤(今译洛坤)、高烈(今披迈)三处大头目不服,欲求天朝敕封”。

披耶达信之请封要求

清廷以“大乖义理”拒绝之。此后,披耶达信继续向清朝表示友好,由于披耶达信不断向清廷表示友好,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披耶达信再次具禀请贡时,乾隆帝下谕批准。由此,清朝与吞武里王朝建立起朝贡关系。不料禁卫部队被骚乱民众说服倒戈,转攻京都吞武里。吞武里城守卫部队无多,披耶达信被迫退位。远在柬埔寨的昭披耶却克里闻悉国内政变,立即与广南阮氏议和,率部赶回国内。4月,昭披耶却克里回至吞武里城,下令处死披耶达信。接着,昭披耶却克里宣布加冕王位,号拉玛一世,并迁都曼谷,是为曼谷王朝。

结束语:

拉玛一世即位后,以郑昭之子郑华名义向清朝报告,称“伊父郑昭病故,临终嘱其尊奉天朝,永求福庇,兹特赍文禀报,俟至贡期,当遵例虔备方物朝贡”。清廷未过多注意暹罗国内政变,下谕准其入贡。1786年,又下谕封郑华为暹罗国王。由此,清朝与曼谷王朝实现了政治关系的平稳过渡和封贡关系的延续。自1782年至1853年,曼谷王朝共35次遣使清朝,其中拉玛一世至拉玛四世4位国王均向清朝请封,前三位国王获得敕封,拉玛一世还向清朝请买铜甲2000领以防御缅甸,并请求清廷敕谕缅王退还占领地区。这些说明,曼谷王朝时期的遣使清朝,也有一定的政治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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