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与风景
秦将蒙恬自银川与巴彦淖尔一线连起中国万里长城
宁夏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互争夺的要塞。经专家考证,自西周时期开始,战国、秦、汉、隋、金、明等朝代都曾先后在宁夏境内修筑长城。目前,宁夏境内几乎可以找寻到历史上各个朝代修筑的、技术迥异的长城遗迹,被称为“中国长城博物馆”。
蒙恬(约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秦朝著名将领。他是中国西北最早的开发者,也是个懦将。据说他发明了毛笔,还制造了一种叫筝的乐器。更重要的是,他调动几十万军队和百姓筑长城,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防护城墙连接起来,并重新加以整修和加固。建起了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长达五千多公里的万里长城。
蒙恬将军在今宁夏境修筑的长城包括银川东郊的浑怀鄣以及吴忠市境牛首山下的神泉鄣,他在收复了河套以南地区后,将内地百姓迁移至今宁夏、内蒙等地区居住,因此,被称作是古代开发宁夏第一人。
蒙恬将军在修筑万里长城的壮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条延绵万余里的长城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文化瑰宝,以至于现在很多外国人说到中国首先想到的是长城。长城就这样变成了中国的象征,甚至代名词。今天的阴山依旧讲述着那个“明月照老墙”的故事。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令蒙恬将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控制匈奴南下的通道,在阴山再修长城,把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推到了北纬41度线左右。而蒙恬将军最初的“重点工作”就在今巴彦淖尔的阴山一线,也就是说,他最早是从这里开始连接万里长城的。他在收复了南河地之后,自榆中(今内蒙伊金霍洛旗以北)至阴山,设三十四县,又渡河,占据了阳山。
秦汉时称阴山最西的一段为“阳山”,今巴彦淖尔境乌拉特后旗狼山,属阴山山脉西段,东北-西南走向。狼山长约370千米,南侧以断崖临河套平原,北侧倾斜较缓。呼和巴什格山峰是狼山的最高峰,也是内蒙古的最高山,高度2364米。
狼山,2364米,在西部算是一种普通的高度,但这却是蒙恬将军在这里取得的一个军事高度。随后,蒙恬将军迁徙人民以充实边县,并修筑起了东至辽东(今辽宁境内),西至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的长城。这五千多公里的万里长城至此雄起于北方,成为中华大地上一道不灭的风景。这在当时标志着匈奴人退往700里以外的大漠以北,十余年不敢南下。
内蒙古是全国拥有长城里程最长的省份,境内长城的长度占全国长城总长度的一半以上。今天,长城烽燧遗址,还断续绵亘于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的山头上。巴彦淖尔境内的长城主要有四条,在乌拉特草原上,有两条近乎平行的长城,垂直间距大约在10-80公里,现代学者习惯上把北边的一道叫“汉外长城”,把南边的一道叫“汉内长城”;此外,还在比汉长城更早的赵秦长城,也有有两道:第一道在今乌加河、狼山一带,可见到断断续续时隐时现的一条带状石垣,它沿乌拉山南缘延伸42公里到乌拉特前旗宿亥乡消失;第二道迤逦而西,从河北张北一线至呼和浩特、包头,再至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它经包头市固阳县进入巴盟乌拉特前旗的小余太乡东北,沿查斯太山向西入乌不浪口,经色尔腾山北麓再过狼山口,在狼山北麓西北伸入乌拉特后旗潮格温都尔西消失,在巴彦淖尔内长达240公里。
长城在空间上绵延数万里,在时间上横跨数千年,其背后隐藏的文化、历史、建筑、艺术、军事等内容包罗万象,异彩纷呈。银川至巴彦淖尔一线的长城有着更为广阔的内涵。
谁会想到,榆树在长城这个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冲突、融合的原点上,唤起了西北乃至中国人对于故乡更加悠远和丰富的记忆,它们默默无语,却又凝固着历史,让每一片落叶都服务着自己的根系,葱绿着那一片片因为征战而苍凉的土地。正如一首歌里所唱:“长城内外百花香,长城两边是故乡。”
时间淡远了的是记忆,人类的总需要一些葱郁。今天,在西北人的心中都有着这样一句话:“莫问故乡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千年以来,大槐树一直存活在西北人的心中,但是,最早作为西北人故乡标志的却是榆树,并非槐树。榆树,这种朴素的植物在西北大地上非常常见,它们一株株茂密生长,给西北这方厚重苍凉的土地奉献出了一抹抹的绿色,甚至为这方土地平添了一份神奇。
公元前127年,收复了“河南地”的卫青奉命“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这就有了银川至巴彦淖尔一线濒临黄河南岸汉长城。但卫青这次修缮秦长城的范围并不局限在“河南”一地,而且有一些地段还是新筑的。如今河北张家口一带的汉长城,距秦长城竟有数百里;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及陕西神木、榆林诸县之北的榆溪故塞,卫青又“广长榆”,把旧日通过大规模种植榆树所形成的一道边塞加长加广。现在,在长城沿线的那些榆树虽说已经不是卫青当年所植,但我们完全可以把榆树这种有灵性的植物当作西北乃至中国人最早的故乡标志。
榆树,一棵棵依附在大地上,就像人类千百年的灵魂,唤醒着人们的某种记忆,让人联想到卫青在收复河南地后于长城沿线“广长榆”的经历。虽说,当年的卫青军所植榆树并未能存活到现在,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西北大地“广长榆”的故事始于卫青,自巴彦淖尔沿长城分布,并且留下了一个个具备精神含义的地名,如榆中、榆林、榆关等等。在今天巴彦淖尔乃至整个西北大地上,均有着大量的榆树存在,而在更广阔与苍凉的长城沿线的那些地方,榆树分明成了西北人最早的故乡标志。
如此,故乡成了一种文化。而文化注定是一种广度,也注定是一种深度。在今天的银川平原与巴彦淖尔平原上,我们追寻着这种深度与广度,看到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激烈冲突与漫长融合之后,由两千多年前的轰轰烈烈变为今日的恬淡安详。而这与长城一起注定成为这方土地乃至中国的一种气质与高度。
实力与保障
银川与巴彦淖尔一线让大汉王朝找回国家自信
有实力的人通常是用拳头说话的,对于国家也一样。汉初,汉王朝对匈奴忍气吞声,为了不让人家来犯,总送钱送丝绸送粮食甚至送女人给匈奴,但匈奴人仿佛一直不怎么领汉朝人的情,总会时不时地在边境上骚扰,劫财又劫物,杀人又放火。直到公元前133年汉朝发起马邑之战,双方才彻底撕破脸。汉武帝开始对匈作战,派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匈奴威胁,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当时,汉武帝接手的汉王朝,经过汉初70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农耕地区正处在的一个“高峰期”。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的版图,几乎囊括了当时农耕地区的精华,成都平原、关中地区、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尚未充分开发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国库里,钱多得数不过来,粮食多得没地儿放(《史记·平淮书》“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国家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加上国内诸侯王问题已得到解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大加强,使汉王朝与北方民族关系的优势转到西汉一方,边防政策也由汉初之防守转为积极进攻。
然而,国库里的钱再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总是不够用的,因为国家需要干的事情确实太多。河南之战是汉匈争战的一个分水岭,汉朝不仅摘掉了悬在长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可以向东威胁单于王庭,向西打击匈奴右贤王。汉朝总算是掌握一点儿战争的主动权,不像先前那样只能被动应付。同时,在取得了此战的胜利后,汉朝便开始了对“河南地”开发与经营。
在这里,我们先有必要弄清楚当时的“河南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河南地”,该词指河套以南之地,但并不等于今日之河套平原,因为古时黄河干流走今乌加河(时称北河),而非今日之河道。河套以南之地,魏晋贤《“河南地”地理范围试析》认为:“河南地,必是夹于昭襄王长城与河塞之间的地方,而且东西延伸于整个陇西、北地、上郡三郡的北境。把它局限于汉朔方郡,或朔方与五原,以及把它理解为仅指鄂尔多斯之地,便都是误解。”
这就是说,当年的汉王朝在比今银川与巴彦淖尔更为广阔的区域里开始了一个国家层面上的战略开发,它使汉王朝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将曾经的战争前哨阵地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战争后勤基地,从而取得预期的战略效果与目的。人们不难看到,开始用拳头与自己的对手说话的汉王朝,就是凭借着这一区域找到了属于当时那个年代的国家自信。
汉武帝看到,除了军事价值,河南地尤其是河套地区还颇有经济价值,这地方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既适合游牧又适合农耕的地区,游牧民族占领了河套,可以“风吹草低见牛羊”,农耕民族来到这里,也可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由此,汉朝向这一带的大规模移民开始了,一下子就从内地迁徙十万人到这里定居。但这十万人根本就不是汉武帝的手笔,从现有的资料上我们看到,针对这一带的移民至少还有两次:公元前121年,关东大水,汉王朝命令迁徙关东贫民70余万口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等地。此后,汉王朝还命令在“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汉书 食货志》)。
银子铺路,大量的移民和戍卒,在荒凉的原野上开辟耕地,种植谷物。这为汉王朝将匈奴人赶到大漠以北创造了国家战略层面上的先决条件。
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调集10万骑兵,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领5万,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这就是漠北之战。为了确保作战胜利,汉朝从民间征集了十多万马匹,并调动步兵数十万人,负责为作战的10万骑兵转运辎重,保障后勤供应。为这次大战准备的粮草更是不计其数。汉军长途奔袭,直指漠北,当年作为汉匈作战前哨阵地的银川与巴彦淖尔已经在这次战役中变成了后勤基地。而在庞大的后勤物资保障中,当然有着汉朝对河南地开发与利用的丰硕成果。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用数字说清当时这一带的富庶程度,但一些隐约的史料记载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如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来到朝汉,受到汉元帝的隆重款待,并厚给赏赐。呼韩邪单于自愿请求和亲,汉元帝以王昭君赐予单于为阏氏。当呼韩邪经由今巴彦淖尔鸡鹿塞出塞时,汉朝还赠送边塞地方屯垦生产的粮食三万四千斛之多,约合今一百多万公斤,也可见当时这一带屯垦生产的繁荣。
如今,银川平原与巴彦淖尔平原上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还有当年移民和戍卒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影子,所谓“汉渠”就是从那时开始修筑的,以至于后来有了“天下黄河富宁夏”、“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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