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棣tandy 真正春秋霸主晋悼公：14岁扛起晋国霸业，在位15年压服楚秦齐三强

此诏被称为“度田令”。刘秀之所以下令度田，是由于“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东汉政府需要掌握确切的土地及人口数字，以便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当然，这里面也含有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数量之目的。而其深层的原因，无疑仍与强化皇权有关。刘秀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经济领域的集权。

显然，刘秀低估了度田的难度。当度田令颁布之后，立即为社会各方面所抵制，执行的情况非常糟糕。

首先从农民的情况来看，两汉之间，他们通过战争的暴力手段，从地主手中夺得了大量土地，不少人还挣脱束缚，获得人身解放。现在东汉政府实行度田，清查土地和户口，试图重新控制他们，把枷锁再度套在他们身上，这自然要遭到反对。

再从地主的情况来看，他们本来就是大量土地的占有者，尤其那些大地主，差不多都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所隐瞒的田地和依附的人口很多。政府度田，他们自然不愿意被清查，故而极力反对。不过他们一般都是与官府相勾结，采取谎报等手段蒙混过关。而地方官惧怕他们，或贪于贿赂，或利害相连，所以也甘心情愿与他们沆瀣一气。

最后从州郡官员的情况来看，他们既是度田令的执行者，又大多兼有豪强地主的身份，或与当地豪族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所以势必不肯如实丈量土地，呈报户口。史称：“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

这里，最可怕的是后一种情形，即以度田为名，不仅丈量农民的出地，还将房舍、里落都作为田地进行丈量，从而把负担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总之，地方官是“优饶豪右，侵刻羸弱”，“多不平均”。结果搞得“百姓嗟怨，遮道号呼"。

二、帝城帝乡

当时诸郡各遣使来京上奏度田之事，刘秀逐一披阅。他发现陈留郡奏事的文牍上歪歪扭扭写有一行字，仔细一看，写得是：“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刘秀不解其意，便把陈留使吏叫来盘问。使吏不肯讲出实情，撒谎说这是在洛阳长寿街上得到的。刘秀是何等人物，一个小小的谎言岂能瞒过他的眼睛?他对使吏不说实话非常气怒，正要发作之际，帐幕后传来了他12岁的四子东海公刘阳(即以后的汉明帝刘庄)的话声：“吏受郡救，当欲以垦田相方耳。”意谓这是使吏所受郡太守的教诫，让他按“颍周、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的原则，去求问其他郡垦田之数，来与自己郡的垦田数作比较，以防止所上奏的数字偏低或偏高。

很明显，此乃地方官员应付朝廷“政策”的一种“对策”。刘秀听罢，问道：“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意思是说，即使如你所讲的那样，为什么说河南、南阳两地不可以求问呢?

刘阳回答说，“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其意讲，河南尹是帝城(京师)所在地，皇帝的近臣很多，南阳郡是帝乡所在地，皇帝的近亲很多，这两地田宅超逾制度规定的现象非常普遍，不能用作衡量的标准。

刘秀命令虎贲将继续诘问使吏，使吏见隐瞒不过，便一五一十作了交待，竟然和刘阳所说的一模一样。刘秀又进一步“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

上述的帝城帝乡现象，集中凸现了当时东汉这样一个建立仅仅15年的帝国的政治面貌，反映了刘秀政权多用乡曲故旧的保守性。其实，这些也都是刘秀自己一手造成的。早在建武十一年，并州牧郭伋赴任路过京师，刘秀问以得失，郭便直言道：“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由此可见当时“专用南阳人”的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史载，刘秀对于郭伋的谏言，是采纳了的。

当然，一种用人格局的完全改变，也不是短短几年时间能够做到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连一个12岁的少年都知道的帝城帝乡现象，深谋老算的刘秀竟全然不知，这恐怕也是一种“旁观者清，当事者迷”吧!

三、欧阳歙之死

面对度田令实施过程中严重的营私舞弊行为，刘秀决心严厉惩处。就在颁布度田令当年的冬天，大司徒欧阳歙被抓进监狱，罪名是“前为汝南太守，度田不实，减罪千余万”。这是刘秀为度田问题而处置的第一位大臣。由于欧阳身为三公之一，地位极高，所以引起的震动很大。不过，从事情的最后结果来看，刘秀的这第一炮，似乎并不那么理想。

欧阳歙，字正思，是汉代今文学《欧阳尚书》的八代传人。新莽时为长社宰，更始朝任武原令。刘秀平定河北至武原，见其政绩卓著，迁河南都尉行太守事。东汉建立后，封为列侯，历官河南尹、扬州牧、汝南太守。其在任上，一边做官，一边教书，常有学生数百人，是一个亦官亦学的人物。后征拜大司徒。

然而屁股还没有坐热，便东窗事发，银铛入狱。他的那些学生们为老师鸣不平，守阙求哀者竟多达千余人。甚至有人自己剃去头发，意谓自受毙刑，以表示救助老师的决心。

有一个叫礼震的17岁青年人，听说欧阳的案子即将判决，立刻从家乡平原(今山东平原南)赶赴京师，当行至河内郡获嘉县(今河南新乡西)时，把自己捆绑起来，向皇帝上书道：“臣师大司徒欧阳歙，学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答当伏重辜。歙门单子幼，未能传学，身死之后，永为废绝，上令陛下获杀贤之讥，下使学者丧师资之益。乞杀臣身以代歙命。“

其中心意思就是要求替代欧阳歙去死，以拯救《欧阳尚书》这门学问，使它不致废绝。可惜当这份上书奏至皇帝那里时，欧阳歙已经死在狱中。然而，紧接着欧阳歙的掾属陈元又“上书追颂之，言甚切至”。刘秀一看这势头，颇感棘手，也担心落一个杀贤的不好名声，于是给已死的欧阳歙“赐棺木，赠印绶，赙缣三千匹”，等于替他恢复了名誉，而所犯赃罪也就不了了之。

表面上看，刘秀之与欧阳歙，是皇帝处理度田不实的大臣，而实际上刘秀所面对的，乃是以欧阳歙为首的以其弟子为骨千的儒宗豪族集团。双方较量的初始阶段，刘秀相当主动，占有优势，但最后结果，却是以皇权的某种退却而告终。

建武十六年，刘秀又对度田不实的郡太守大开杀戒。“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这次的严惩还涉及到功臣刘隆。隆字元伯，为南阳刘氏宗室。王莽居摄时，隆父刘礼与安众侯刘崇起兵反莽，事败，罪灭满门；隆当时不满七岁，故幸免于难。长大后，学于长安，并投身农民军，被更始拜为骑都尉。

他得知刘秀在河北发展势力，便又投奔到那里，仍被任为骑都尉，与冯异共拒朱鲔、李轶等。此间，李轶杀害了留在洛阳的刘隆的妻子。刘秀称帝后，他受封为列侯，拜诛虏将军，参加过讨伐李宪的战争，并屯田武当。建武十一年，他受任南郡太守，在其后的度田中，有严重的舞弊行为，被征下狱。刘秀念其既是宗室，又是功臣，“特免为庶人"。

刘秀这次所杀郡国守、相比较多，他希望通过此举起到某种震慑作用。一次，他从容向虎贲中郎将马援说道：“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意思是讲，我十分后悔前些时候杀的郡守、国相太多了。马援巧妙地回答说：“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复生也!"意谓这些人的死，是罪有应得，谈不上多不多的问题；不过已经死了的人，却是永远不可能再活过来了!话语之间，隐含着一种批评。刘秀听罢，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