珂梦说文史 科举制度：带给寒门学子奋斗途径，却兵不血刃地将传承帝国思想

在古代社会里，为了能够保证国家的稳定发展，也为了能够不断地更新社会生产力，领导阶层会选取对国家发展有益的人才为国家服务，尤其是在帝国时代到来之后，不再像曾经那样以血脉为选择领导阶级的标准。

理论上来讲，平民阶层也有了做官的可能性，只不过每个朝代对于这件事情实施的手段不一样。比如说，汉朝是举孝廉，也就是说，那些清正廉明又有一定孝道的人被推荐到朝廷做官，之后又延伸出了九品中正制，就是各州郡县设中正官，由他将人才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然后再依次授予官位。

这些都是带有明显人治色彩和垄断色彩的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寻找到一些人才，但是它的弊端很多。

就拿举孝廉来讲，在东汉的时候，所谓的孝行和清正廉明几乎都成了一部分人沽名钓誉的手段，就像当时的谚语所说的那样，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地方官察举的秀才和孝廉，要么不学文化，要么不养父母，其中有很大的黑幕，基本上全是徒有虚名。

所以，在这两种制度的作用下，社会渐渐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形，直到后来的科举制度诞生，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善，科举制度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只要能够凭借着自身的学问而通过考试，哪怕自己出身寒门也有高官厚禄的可能。

由此也可以看出，从举孝廉到九品中正制，再到科举制度，帝国网罗人才的制度日趋成熟，尤其是科举制度一出，天下学子趋之若鹜，帝国的罗网疏而不漏，就像唐太宗一样，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入便高兴的手舞足蹈，认为天下英雄都被收揽而来了。

这好像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因为通过这种人才选拔制度，帝国得到了人才，群众也得到了官位和财富，大家各取所需、其乐融融，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其实不然，实际上，在这种交换当中，真正的赢家只有一个，那就是帝国，为什么这么说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原因。

首先在这场博弈当中，帝国付出的成本是极低的，甚至是没有的。

一个寒门学子如果想要通过考试出人头地，他需要十年寒窗苦读，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而且对于一个学子来讲，他的道路仿佛只有一种，也就是说，将全部的身家性命其实都压在了一条路上。

可是，对于帝国来讲，其所付出的代价只是几个官位和一些俸禄，这些成本是很低的，官职本身就是国家要安排给人民群众的，是一定要给出去的，皇帝攒在手里并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用处。

而俸禄本身就是朝廷从人民群众手中聚集而来的，也是一定要给出去的，不给这些通过考试而升上来的人也要给别人，这些人可能还是什么世家大族的子弟，可能本身还没有多少才学。

所以，帝国将官位和俸禄交给通过考试的人其实并没有损失东西。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官位和俸禄本身都不属于帝国，这两种东西存在的必要就是为了给予。

因此，我们并不能将官位和俸禄看成是帝国的付出。

可问题在于，帝国在这种并没有多少付出的情况下，却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红利。

其一，它其实取得了整个知识界对于帝国意识形态的认同，因为当天下读书人都对科举制度趋之若鹜之后，实际上也就相当于人们认同的帝国的这种行为方式，对帝国的这种行为方式感到满足，感到开心，也就加剧了天下学子对于帝国的认同感，而人民群众的认同感是帝国迫切需要而且必须需要的。

当然，或许帝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方式并非只有一个，比如说，也可以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也可以像汉武帝那样强制性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其他的学派都赶尽杀绝，但是这两种做法都有一定的压迫性，它对于整个意识形态没有作用，反而容易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感。

百姓不能出人头地，不能够为国家生产知识和劳动力，帝国的发展也就不会那么顺遂，所以，对于帝国来讲，其需要的其实不是单纯的让人民群众服从，而是让他们在心悦诚服的前提下为帝国服务，让他们在接受帝国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对皇帝进行拥护。

相比于单纯的服从，帝国更需要从心底上的认同，因此用文化来统治的战略方针是最有效的，而当帝国用文化的方式给予了大部分人民群众出路，那么，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就会油然而生，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都心甘情愿的为帝国制度服务。

甚至到了后来，他们都诚惶诚恐地拜在帝国之都的脚下，哪怕帝国给他们学习的只是一些没有营养的八股文，但他们依旧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地为帝国效劳，他们不会胡思乱想，不需要思想的自由，最终，他们成为了帝国手中强有力的工具。

这样一看，帝国在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收获了巨大的利益。

其次，帝国找到了维系天下统一的最佳方式。中国古代的历史社会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的，理论上来讲，这样的社会形态具有农民地主商人和贵族，也就是说是一种封建小国，大家遵循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适合大范围的远距离接触、交往、流通。

可是，帝国却是统一而庞大的，从本质上来讲，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着一定的差距和不同，那么，想要把散乱的小农经济下的社会体系统一成稳定而又庞大的帝国，那么就必须要找到一种最佳的平衡方式，而在科举制度之下的文化形式就是最佳的方式。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帝国官位和俸禄的诱惑之下，人民群众开始学习同样的东西，读差不多的书，考类似的试。

在这种基础上，人民群众接触的就是同一种文化，看到的是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生活方式，了解的是共同的风俗礼仪，共同的语言文字，拥有的也是共同的思想观念，共同的伦理道德。

如此一来，虽然小农经济之下人脉相对比较散乱，但在思想上却能够长期维持统一，久而久之，在中国就形成了一个概念，叫做慕华夏者则华夏之，就是说，无论是东夷还是西戎，无论是南蛮还是北狄，只要接受中国文化，只要认同并且愿意传承中国文化，那么，就是中国人。

相反，如果放弃了中国文化，不愿意传承和发扬中国文化，哪怕土生土长在中国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也就形成了文化高于种族的理想观念。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能大范围地服从于同一个领导阶层，也就能够维系共同的文化形式，维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无论是哪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其实都是为帝国服务的，或者说，都是帝国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思想，统一人们行为理念的手段。

当然，在此之中，科举制度的影响更大，因为它将文化以文字或者是知识的形式呈现在了书本上，让人们通过共同的方式去接受和吸收，然后，再通过共同的方式进行表达和传递，最终对人的表达和传递结果进行一个评分。

以评分的高低，来判定一个人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解程度，如此不仅筛选出能够真正对帝国效忠的人，同样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去了解帝国的思想文化形态，去认同帝国的思想文化形态，最终通过兵不血刃的方式，将帝国的思想意志传承下去，让帝国能够更加长久，并且稳定的发展。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世家大族的子弟还是寒门子弟，他们得到的无外乎就是官位和财富两种，而这些官位和财富本身就是帝国用来诱惑他们的条件。

在这样的过程中，帝国几乎毫无付出，但却不仅统一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同时还让他们承认了帝国的统治，因此，在所有的人才选拔当中，帝国都是稳赚不赔的。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也并不能否认人才选拔制度是双赢的方式，因为，对于帝国来讲，官位和俸禄是必须要付出的，他们不会姑息，但是对于平民百姓来讲，这却是他们人生的支撑，也是对于自己未来的道路和家族未来道路的一种拼搏，是他们唯一脱离出身的方法。

所以说，帝国给出自己必须要给的，寒门学子通过奋斗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这也是双方的一种合作，最终的结果自然也是双赢，只不过这种双赢并不是大范围的，而只存在少数掌握学问和知识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