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十大开国元帅当中,排在第四位的刘帅和第五位的陈老总,私交非常好。战争年代两人有过多次密切合作,互相给予对方不少帮助。刘帅是南昌起义时的起义军参谋长,在军事生涯的大部分时段,职务和地位要比陈老总略高。而1958年,刘帅因为教条主义事件遭到错误批判,陈老总十分心痛,口无遮拦的老总主动出言为刘帅打抱不平,竟然说出:让你写什么检讨?我替你写,就写一百个字。

在解放战争结束后,曾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刘帅,不像其他一些著名将帅那样继续在军事中枢或一线从事指挥工作,而是发挥自己的军事理论特长,在南京兴办军事学院。刘帅致力于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希望在建国后培养大量军事人才,这项工作是非常光荣的,军中也没有比刘帅更适合的人选。老帅既有军事才华和战略眼光,又善于教书育人。在建国初期,刘帅在军队教育建设和训练口径所做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

但是1957~1958年间,刘帅遭到了军事生涯当中的重挫,被严厉批判。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他和彭老总的关系并不是特别融洽。从30年代开始,两人就因为一些具体战役的不同看法,在指挥问题上有过摩擦。刘帅大部分时间都是彭总的下级,彭总是我军各个时期的副总司令。虽然执行了彭总的命令,但是刘帅仍然保留意见。而彭老总对于刘帅的看法,则认为理论一箩筐,实际指挥水平一般。当然,这个看法是有待商榷的。

建国后,彭老总的军政地位依旧非常高,尤其是具体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取得伟大胜利,1952年老总回国后主持军委工作,后兼任国防部长职务。刘帅挂职的训练总监部,以及各大军事院校,自然也在他主管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上讲,刘帅仍然是彭老总的下级。彭总对刘帅主持的教学工作领域有不少意见。认为军校搞不好,会把军队的思想搞乱,部队失去战斗力。

而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中苏关系正开始走下坡路,而50年代国内各军事院校当中,还有不少苏联来的教员、讲师,军校使用的教材也多来自苏联的现成经验,而我军几十年来的战史、战术,在教材当中体现相对较少。这也是大环境和时代背景造成的,不完全是刘帅等人的问题,但中苏关系的急转弯却给军事教学工作带来了突然的影响和弊端。一场反教条主义的风暴,正向着教学和训练部门的将帅袭来。1958年,刘帅终于遭到了错误批判,不得不抱病到北京上台检讨。

58年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时,帅正在青岛养病。他因为年龄大、身体差,已经脱离一线多年。此时他已经是66岁的年纪,并且眼睛接近失明。刘帅为了顾全大局,按会议要求提前来到了北京,并且在医院病床上积极地写检讨。其实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应当由秘书来代理,他不适合亲自执笔。

陈老总和刘帅是多年的挚友,尤其淮海战役期间,两人有过密切的配合,两位元帅都曾是战役总前委的成员。陈老总一向为人泼辣,喜欢仗义执言。他主动来到刘帅所在的北京医院看望老友,并坐在床头劝告刘帅,叫他不要出席批判会,也不用写检讨,非要写的话陈帅替他写。很明显,陈老总是生了气的,他看到刘帅遇到这样的困境,很是心疼,在病房里所讲的话也有耐人寻味的成分。

刘帅看到老友这样为自己着想,心里是很宽慰的。但他坚持自己写检讨,并且要登台亲自宣读。事实上,主席一直知道刘帅身体不好,主持军委会议的是彭老总,主席不忍心让刘帅拖着病体到台上做检讨,因此主席说:只要态度在就行了,伯承同志身体要紧,不必亲自上台。但刘帅为了保护训练总监部和各军事院校的骨干子弟,希望能够大事化小,因此亲自出面,并在检讨后主动退出军界,以息事宁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刘帅登台检讨完之后,流下了难过的眼泪,检讨词里有不少违心的段落。台下的将领们看到这一幕,都非常不忍心,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试想一个人真的犯了错误,在检讨时怎么会有这样的场面发生呢?刘帅自然是被错误批判了,他却以大局为重,化解了局面。在上世纪80年代,组织为反教条主义事件中受到牵连的将帅平反。一代军神刘帅,终于恢复了自己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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