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多来A梦 明代时期，州县事务繁多，刑房职责增加，协助县官处理事务

刑房在司法诉讼当中的职责包括，应差和办案两种。应差，即日常经理事件，无费可取或收费不多者；办案，则是日常诉讼案件，属于照章收费，有利可图范畴。

刑房在审判过程中，只有被动的权力，然而事实上由于州县词讼繁多，州县官员不能一一亲自处理，因此相当数量案件的处理，便落入刑房手中，形成刑房事实上控制词讼的局面。

明代州县在受理案件上，有规定的放告日，即专门负责处理诉讼案件的日子。设置放告日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州县事务繁多，官员不能每日的全部时间都受理词讼案件，另一方面农业生产重视节气，一旦因词讼而耽误重要节气的农业活动，轻则赋税征收不齐，重则由于欠收致使在征收过程中，官民矛盾激化，酿成民变。

故州县会在每月的一些日子，允许百姓向父母官提起诉讼，这种情况下，也就不能再以各房简单的职能划分，来分别承办案件，而是要专门指派人员负责记录相关簿记。如此，刑房便也有可能处理一些情节轻微的民事案件。

提起诉讼都必须要有书面的诉状，一般要求一事一状，需要明确的被告姓名、地址，简明扼要的事情大概过程，状后还要有原告的亲笔画押，不许匿名告状。长官要仔细观察他的年龄相貌，是否和诉状上开裂的起诉人情况相符。

在决定是否准理词讼的阶段，面对原告的控诉，知县会以批词的方式，表示准或不准。按照相关律例的规定，告状有一定的限制，各地方多以此归结为告状不准事项。

此处虽然何事不准有明文规定，然而在实际诉讼受理过程中，却并未严格遵照类似规定，准与不准全在主官一人，而刑房吏书受贿，或者有良知之人，都能很大程度的左右告状准或不准。

放告收呈，时间限制较为严格，程序较为繁琐，这些都向当事人传递了慎诉的信息，这是当事人不得不产生起诉难、受理难的感受，从而使得一些人自动放弃起诉，另寻他路。

如果州县官已经确定受理案件后，便进入了传唤审讯的程序了，传唤被告到衙通常由州县主官出牌票，而后交付某房，刑事案件一般交由刑房，刑房再交于皂隶或捕快；或者由县官出牌直接交于皂隶。

皂隶捕快等执行人员，便去到被告所在地，由里甲协助，或独自传唤被告到衙门。通常牌票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情节比较轻微的，州县官发出和息票，即有调节性质的判决，责令两造和解，若和解不成或情节严重的，再发出拘捕牌票，着相关人员拘拿被告到堂。

和息票是开导调节性质的牌票，上有理息、妥为理处息事等字样，差役持票到当地召集地方有声望的缙绅，对诉讼两造进行调解。

双方如达成和解，就呈息词；双方如未达成和解，就在票上写两造固执己见，不传断难了结字样，回禀州县长官。此外，写有谕止字样的牌票，也有一定的调节意义，差役持票制止双方的械斗、非法拘禁、强占房屋、财产等行为。

刑书久任与此，耳濡目染，且了解民情，必然知晓何人何事为真，为假，则于此处便可甄别出大量不必要的词讼案件，而减轻官员负担。反之，若刑房吏书与奸诈之人沆瀣一气，从中牟利，便会大大增加州县官弥讼的负担和难度，此环节得则词讼简，失则词讼繁。

一旦调解不成，便要于公堂之上处理案件。关于这一环节，无论是法制上规定还是实际从政的需要，都要求州县官亲力亲为，为的就是要提防吏书贪吾，词不付房的做法，尽量不给吏典于预司法从中作弊的机会。

但是由于本籍回避的缘故，明代州县官对本州县情况了解不多，对当地的衙门旧规也不熟谙，想有所作为，吏典便言旧规。

州县事务繁多，一日之内不可全然处理词讼，否则钱谷、造作、教化等事便无从开展，且明代中后期，内忧外患不断，民间兴起了新的社会风气，这些极大地牵扯了州县主官的精力。即使州县官欲事事亲力亲为，亦是力不从心，词讼上只能依靠刑房吏书。

刑吏勾结民间奸猾之人，颠倒黑白，官员无心或不能专心词讼，致使牌票出与不出全由刑房决定，官印仅成为一道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