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缓风说爱你 蒙元时期，因科举制度不能恢复，儒户多选择以吏入仕的途径入仕

虽然在经济方面，儒户享受着十分优厚的待遇，但是蒙元时期科举制度的迟迟不能恢复，以及蒙元朝廷根据根脚的选官制度，使得历来以读书作为入仕手段的儒士们，对于其自身的现状无法接受，进而使得儒户始对自己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

这种不自觉地审视和思考，导致了儒户中儒士们的社会功能发生转变。传统上，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是儒士的一种骄傲，如果单单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具有强制世袭制的儒户制度不应该遭到儒士们的不满。

可是，蒙元时期的儒户，与此前历朝历代的书香世家不同，其与僧户、道户等这些曾经让儒士不齿的户计相提并论，是被认为是一种有组织的宗教性的户计。这样的身份，显然无法被自以为是社会中坚的儒士阶层所接受。

更为主要的是，在科考迟迟不的蒙元时期，儒户制度显然不能取代科举制度，它未能成为保证儒士进入统治上层的一种方式，无法达到一直以来圣贤之书当中所提到的治国、平天下的儒士之高境界。

进一步说，就是儒户制度虽然能带来经济上的优遇，但是无法带来满足其所希望的政治地位的优遇，这是儒户制度不能使儒士满意的主要原因。

更让儒户们比较无法接受的是，在元代，读书并不是儒户的专利权，其他诸色户计下子弟，读书深通文学者，也可以享受儒户免去本身差役的特权。与此同时，元代的选官制度中，也没有专供儒户仕进的通道。

自科举制度创立以来，儒士们读书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平时所学的经术文学，让自己能够进入仕途。但是蒙元时期的科举迟迟未能进行，一直到延祐二年科举才恢复，而与以往不同的是，科举所取的进士数量根本无法与前代相比。

如果不把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进士数量省去的话，平均每年只能录取进士23名，为宋金时期的一小部分。以这种情况来看，蒙元朝廷之中的官员绝大部分为蒙古人和色目人，而蒙元朝廷的高层官员，也就是五品以上的官员，基本被大根脚之家所垄断。

所谓大根脚，就是在蒙古帝国建国、攻金、灭宋的过程中立下功勋的蒙古、色目和汉人家庭，其世享荫袭特权。

色目人在内外品官的比例都在30%左右，这个比例或许看上去不是很大，但是当时蒙元境内的色目人，所占人口比例是极少数，如此极少数的人群占据了大量官职，这对于占全国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南人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科举科之后，这样的情况由于比例的不公平仍然难以得到改善，而且许多蒙古人和色目人参加科举之人并无儒籍。

由于种种对儒士们不公平待遇的存在，对于这些无根脚，名望不大的儒士来说，其入仕的途径可谓是十分狭窄，汉地儒士如此，南人儒士更是如此。因此，对于试图进入仕途的儒士们来说，儒户出仕之路就显得弥足珍贵。

充任补吏，这是蒙元时期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由于蒙元时期之儒者多是汉人和南人，因此在入仕时所受到的限制和制度上的歧视比较严重，因此人数也不会很多，主要集中在中央的教官、具有相当名望之儒者这一少数群体，以及后来科举取士的人员。从人数上看，这个比例是十分小的。

比例最大的，就是以吏的身份入职。吏这一身份在元代的含义不同以往各代。元代的吏是处在官僚系统中，而不像以往各代的吏是游离于系统之外的。

也就是说，以往各代的官和吏是相互分割的，官为劳心治人之君子，吏为供人役使之小人，有着严格的区分；而在元代，官吏为一个整体，只不过是一个系统的两个部分而已，官为上层官僚，吏为中下层官僚。

按照萧启庆的观点，元代的吏并非如唐宋时期供人役使之小人，而是处在官僚系统当中的中下层。而在系统下层，吏与上层的官具有重叠性，而且在吏之中，上层的吏多有品级，享受国家的俸禄和封田；吏之首领的品阶高可以达到六、七品，这就为其上升成为上层官僚的官提供了可能性。

也就是说，元代的官、吏之间，在身份、地位上没有尊贵或者卑贱之分，是同属于一个领域之内的两个部分，只表现出小官、大官的差别。而更为重要的是，吏可以逐步升迁转官，甚至可以官至三品以上。

按照这个原理推理，那么在吏这个系统之内，下层之吏也可以上升成为上层之吏，进而保留了理论上可以成为上层官僚的可能性。因此，这一途径完全可以成为无法直接入仕的儒户们的一条捷径。

众多儒生选取了以吏入仕的途径，而非直接以儒生身份入仕，这应该是当时儒生入仕选择的主要的一条路。以吏入仕的比例占到了80%以上，而且以吏入仕的过程中，所受到的限制也应该少很多。因此，这一种方法无疑是儒士入仕的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