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倪好 知青人生：留在东北修了一生自行车，返回上海的亲弟弟成大商人

张平根说一口宁波口音的上海话，这让他在东北显得格格不入，然而，他却在吉林珲春生活了五十多年。提到他，认识的人总会叹口气：“上海知青，一辈子老惨了。”

“他当年就应该跟兄弟回上海，人家现在开大公司，他还修自行车……”

1969年3月份，张平根与同学来到珲春县一个公社落户，他们这批初中生一共有14人，来自同一个学校。

按理说，老乡兼同学的关系，应该让这十几个人亲上加亲，然而，因为他们所在的生产队比较贫穷，所谓马瘦毛长，人穷志短，他们总在吃饭问题上产生摩擦。

下乡不久，集体户就发生了一件严重的打架致伤事件。当天早上收工后，因为吃饭问题，两个知青发生了争吵。

午饭做萝卜汤，一个外号“眼镜”的知青负责切菜，他手法不熟练，切得皮比较厚，带下了不少萝卜肉，另一个知青大强就不愿意了。

当时劳动量大，食物却很少，男知青们总是吃不饱，因此对于食物总是小心翼翼地，大强觉得眼镜浪费了萝卜，就埋怨了几句：“你这样切法，一颗萝卜一半都扔了，我们怎么吃？”

眼镜一个人忙了很久，没人帮忙，心里也有火，呛了一句：“嫌不好，那你来？”

“为什么我来？今天你负责做饭，干得不好，还不让说？”大强仗着自己身材高大，挑衅似的走近眼镜。

“爱吃吃，不吃拉倒！”眼镜虽然比较文弱，但性格却急如烈火，嘴上从来不饶人。

“你再说一遍？”大强拽住了眼镜的衣领。

“放开！”眼镜怒目以对，还举起了菜刀。

“就你还想砍人？”大强轻蔑地笑着，继续挑衅，“来，往脖子上砍！”说罢，故意把把脖子露出来。

张平根是个老实人，自己从没打过架，虽然见过人争斗，但动刀还是第一次，因此有些呆滞，没上去劝架，此时如果上去把两人拉开，或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事了。

眼镜脸涨得通红，怒吼：“别以为我不敢！”

“你敢！”大强一拳打中眼镜的面门，鼻血瞬间就出来了。

大强推开满脸是血的眼镜，转过身去，失去理智的眼镜一刀劈在了他的背上……

大强因为受重伤，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眼镜因为冲动被判刑入狱。由于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张平根他们的集体户给上面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

“这伙儿知青太野了，吵架都敢动刀，这谁知道他们以后还要惹什么乱子。”

“是啊，关于他们的调动，谨慎处理吧。”

从此之后，张平根的集体户跟招工、上调的事基本绝缘了，别的知青集体户纷纷因为招工离开山沟，只有他们全都留在原地。

张平根并不知道，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重大十字路口，而他却迈上了一条特别难走的路。

在生产队蹉跎了八年后，张平根终于有了一个翻身的机会，珲春县综合厂招工，他报名后幸运入选。

所谓的综合厂，就是包括钟表制造、自行车修理、电器修理在内的大工厂，张平根成了自行车修理工。

在上海的时候，张平根家庭条件不好，兄弟三个人，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他车都没摸过几次，何况是修车，先天条件的匮乏，让他的学艺之路十分坎坷。

说到兄弟，他是家中老二，哥哥参军入伍，弟弟也在东北插队，三兄弟关系不错，与张平根相比，哥哥和弟弟比较聪明，也比较有远见，两个人在信里提醒他：千万不要跟当地人结婚，那样就没法回上海了。只要能回去，以后有大把的翻身机会，所以，一定要忍住寂寞。

然而，张平根对哥哥和弟弟的劝告并没有放在心上，他性格老实，对于未来和前途考虑不多，总是走一步看一步，说好听点叫随遇而安，说难听点叫胸无大志。

进入综合厂，在他看来已经是命运的垂青，因此，他一心一意想当好自行车修理工，别的事都不在乎。

可事情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单纯。

进厂后，张平根拜了师傅，他的师傅姓王，比较胖，话也比较多，跟张平根的沉默寡言相反，性格上的冲突，致使两个人交流起来比较生疏，再加上“同行是冤家”，王师傅也不愿意教张平根修车技术，毕竟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每当张平根问王师傅技术问题，对方只说：“不用教，看看就会了。”

张平根不敢忤逆师傅，凡事顺着他来，就这样，进厂两年只学会了补胎，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工作全都不会。

张平根心中纵然不满，但他又不愿意跟师傅翻脸，所以一再忍耐，再加上他说一口宁波口音的上海话，周围的同事也跟他聊不到一块，人际关系搞得很僵。

身处一个不受欢迎的环境中，他时常感到孤独，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黄玲的女孩出现了。

黄玲在菜社工作，有时候要给综合厂送菜，她从小喜欢斯文的人，对于五大三粗的工人和农民并不感兴趣，恰好张平根就符合她对丈夫的所有幻想：说话柔和，衣服总是洗得很白净，身上有股淡淡的肥皂味。

只要去送菜，黄玲就找张平根聊天，久而久之，张平根将黄玲当做了自己唯一的朋友，而黄玲则把张平根当成了潜在的丈夫。

“我遇到了一个女孩，说话很温柔，知书达理，跟我心意相通……”张平根给哥哥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恋爱，没想到哥哥的回信却很粗暴：“如果你只是想找个说话的人，可以继续。如果你想跟她结婚，立刻结束，你不能为了一时的方便，失去回城的机会。”

张平根不喜欢哥哥的话，他在部队整日训练，哪知道工厂里的勾心斗角，自己孤身一人在东北讨生活，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除了绝望还是绝望，再说，什么时候落实返沪政策，没有人知道，万一十年后才有机会，到时候自己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还去哪里讨媳妇？现在就是成家的好机会。

张平根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是家庭妇女，什么也不懂，他给母亲写信，询问是否同意娶当地女孩，母亲回复：一切由你决定。

张平根决定跟黄玲摊牌：“你愿意嫁给我吗？”

“如果你不嫌弃我，我愿意！”黄玲炽热的眼神，给了张平根莫大的鼓励，他们很快就结婚了。

度过了婚后最初的甜蜜，张平根又陷入了迷茫中，虽然他对于未来并没有过多考虑，但也知道自己当了两年学徒，还只会补胎，说出去让人笑话。

黄玲没上过学，但人很机灵，她看出了丈夫的顾虑，就建议说：“你师傅喜欢喝酒，你要想学他的技术，只要把他灌高兴了，估计没问题。”

张平根相信妻子的话，入厂三年第一次请师傅喝酒，两个人虽然交集不多，但王师傅喝了酒就卸下了防备，拉着张平根说天说地，张平根抓住机会问：“师傅，平圈是个有技术的活儿，你干的最好，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技巧？”

王师傅的红脸上涨出一个笑容，缓缓说：“这个平圈啊，讲究熟能生巧，自行车最关键的是什么？轮子！轮子不圆了怎么办？平圈！我给你说……”

通过喝酒，张平根从王师傅那里学到了不少修车的技术，几乎能独当一面了，正当他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时候，转折再次出现。

1984年，综合厂自行车修理部搞承包，这个改动对于当地人，比如王师傅来说是好事，有人脉，自然生意都是他的，张平根因为是外乡人，口拙嘴笨，又不擅交际，根本拉不来活儿。当地职工一个月能够赚500多块钱，而张平根只能赚100多块，此时他已经有了孩子，妻子也从菜社进了综合厂，两个人的收入比较紧张。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张平根下定决心离职，出去单干，留妻子一个人在厂里。

珲春不是个大城市，人口少，自行车不会很多，修自行车并没有多少收入，而张平根在马路上摆修车摊子，一干就是20多年。

珲春城区不大，张平根的修车摊几乎摆遍了大街小巷，农机厂门口、家具厂门口、酒厂门口、电影院门口，不管风吹日晒，他总是以修车人的形象示人。认识他的人，都不住叹息：“一个从大上海来的知青，为了讨生活，什么苦没有吃过？他就是命不好。”

张平根在东北扎了根，而他的哥哥退伍后回了上海，进了政府部门，同样在东北插队的弟弟则一直没有结婚，后来落实政策返回了上海，机缘巧合之下，做起了生意，成了80年代第一批万元户。

张平根性格绵软，但也顾忌几分脸面，一直没有找哥哥和弟弟帮忙，十几年间始终修自行车，毕竟这是他唯一会的手艺。

时间转到1994年，因为城市发展的需要，对市容逐渐重视起来，城管开始消除摆地摊的现象，原来各种占道摆设的小摊迎来了最困难的时刻。

张平根和妻子育有两个孩子，妻子早在1986年就下岗了，一家四口人全靠他支撑，有时候因为不让摆摊查得紧，他就出去蹬三轮车，四十多岁的人，风里雨里给人拉货，每天累得筋疲力尽，回家连床都上不去。

妻子不忍心丈夫受苦，就问：“都是下苦，能不能把户口迁回上海，在上海总比这里挣得多吧？”

1995年，张平根打报告想把全家的户口迁回上海，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如愿。办事的人说了一句：“当初没结婚的，最后大部分都回来了。结婚的，基本没有可能。”

这个时候，张平根意识到哥哥和弟弟还是有远见，当年要是没有结婚，说不定他也不用摆摊修车蹬三轮，早就回上海了。然而，一想到在自己最绝望的日子里，妻子总是细心照顾，自己现在却想着要是没有他们娘三个会如何如何，不由得羞愧难当。

虽然他嘴上说：“回不去就回不去吧，哪里不能生活！”但想坚持下去太难了，有时候他想放弃，但早上一起来，想到妻子和孩子还要吃饭，就带着前一天没有恢复的疲劳，继续上路了。

1999年，张平根快五十岁了，实在蹬不动三轮车，又回到酒厂门口摆摊修自行车。每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东躲西藏避城管，一天到头也挣不到几个钱。

有一次，他走得慢了，摊子被收走，他跟城管队员吵了起来。

“不是故意收你摊子，我们也是按指示工作，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去找领导吧。”

张平根去找分管领导、城管大队、建设局，他红着眼说：“你们总得让我吃饭吧！”

“我一个上海知青来到珲春，累死累活几十年，没有功劳，也应该有苦劳吧？我没有违法犯罪，只是想靠自己的双手养活全家，管理费我可以交，但总得给人吃饭的法子吧？”

去的次数多了，有关部门的领导了解了他的身世，就劝他：“别摆摊了，去申请低保吧。”

张平根申请了低保，每个月60元，他仰天长叹：“还是养不活人呀！”

他只能继续出去摆摊，在马路边风餐露宿，日晒雨淋，不仅要看顾客，还要注意城管，为了省钱，他的午饭常常只是一根麻花或者一个烧饼。

有时候下雪了，他是真不想出门，毕竟很少有人在雪天骑车，即便出摊也没生意，但一想到老婆孩子要用钱，只能咬着牙出门摆摊，万一有顾客呢？

所谓否极泰来，守得云开见月明，被日复一日的蹉跎生活蹂躏到毫无还手之力的张平根，终于迎来了人生转折。

他的两个儿子率先走出了贫穷，大儿子很早就去社会上打拼，后来在大连闯出点名堂，在那里安家落户，结婚生子。二儿子从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吉林建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工地上工作，借着楼市火爆的机会，收入还不错。

两个儿子自立了，张平根松了一口气。

2020年左右，张平根彻底退休，他感叹：“现在日子好多了，我们两口子退休金也有2500多块钱，有时候我没事，还会在家门口摆摊修车，每个月能挣几百块。”

现在，他和老伴住在城郊的一个小院子里，房子谈不上奢华，但足够温馨。每当有人来串门，看到一院子的树皮，张平根总会自豪地说：“这都是我从木材厂扒回来的，没事去转转，一冬天的柴火就有了。现在煤很贵，一吨快600，我烧树皮一样取暖，这样每年还能节省2000多块钱。”

每当想起过去摆摊的日子，他感慨说：“现在房子是自己的，院子里有井，水费不要钱，烧火有树皮，每个月只要交电费、话费，可以说吃穿不愁，比过去好多了。”

哥哥和弟弟前些年还邀请他回上海，他基本上都回绝了：“98年回去过一次，一转眼已经快20年没回去了。大哥是领导，弟弟是老总，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待不到一块。实话实说，我这一辈子，待在东北的时间比在上海长多了，说我是上海人，不如说我是东北人。”

也有人问过张平根，如果当年没结婚，落实政策回了上海，跟弟弟一起做生意，是不是早就飞黄腾达了？

张平根平和地说：“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没有后悔药，说这些没有意义。夫妻俩能过到一起，儿子有出息，我这辈子就知足了。”

张平根的一生，没有大起大落的经历，没有波澜壮阔的冒险，始终都平淡如水，他有过迷茫、怨恨，咒骂过命运的捉弄，但在岁月的蚀刻下，那些曾经的毛刺都归于平滑，老年的张平根用人生践行了一句话：人生如棋，落子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