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伟聊历史 从朝堂走向民间，礼用的实学化倾向突显出来

虽然“昭常为昭，穆常为穆”，礼有定说。但在社会生活中，无子继嗣情况下，从父还是从君，“亲亲”还是“尊尊”，一直是昭穆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两难问题。

对于这两方面关系的论述，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儒学的开创者孔子。仁和礼二者并行，成为后世儒学的延发的两大根基。后世儒生沿袭阐发无不以此为据，虽因朝代原因有所偏颇但仍两厢持之。

昭穆制度中的“亲”、“尊”也是这样，在皇室内部君统衔续中礼以“君，至尊也”为礼统，化入仁的“亲亲”内涵，两者都是正理。所以宋人与清人关于“非昭穆”的讨论，体现的更多的是礼义的取舍与礼用的不同。

宋、元、明、清四代具有先后的顺承关系，对“非昭穆”的态度大相径庭，其中曲折映射出学者礼用的夙求以及时代的必然性。宋人以天道为纲纪，将君统与亲统高度统一，尊君统而存亲统，虽英宗承袭仁宗君统妥协于尊尊秩序，但又外祀濮安懿王，以维持亲亲与仁的法度；

明大礼议作为一个皇权独裁下出乎意料的胜利，成为清人“亲亲”先于“尊尊”观念转变的端倪。清人在思想转变的同时，寻章摘句，体察礼义于毫末，将人伦与君统做学术化的两分论证，也是其变化的主要特征。

经义的阐发歧义

在儒学偌大的体系中，宗庙昭穆制度不过是分散在礼经传注中的微末小节，所以讨论昭穆首先需考证经史材料。在借经文阐释礼节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同样一段文字，礼学家们会阐述出不同的礼义，这对于昭穆秩序中亲尊取舍造成了一定的难度。产生这种歧义的原因何在？面对非嫡、非嗣的情况下做出怎么的决断才是符合礼经本意的？

一、跻僖公辨

《春秋》一经，原本只有“跻僖公”三字，而无“逆祀”、“非昭穆”的判断。三传后出，方对“跻”字作出解释，都坚持“逆祀”，怎么逆祀？逆谁的祀？三传都没有直面回答。

唯有《公羊》中有僖公即位元年传文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继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称子何？臣子一例也”，可以直接作为“逆祀”的理据。而这种理据，同样适用其他两传，无所抵牾。所以，从经到传，本质上没有差异。

礼随时变，汉成帝立哀帝，王莽立刘婴。礼经的注己经无法满足现实情境，而《谷梁》、《左传》恰好说理含混不清。因此，何休、杜预、范宁之徒基于三传再次演发新义，迎合时人的需要。杜预将君子讥讽的原由定位在了“逆祀”事件上，将闵僖关系置于兄弟前提下的君臣，从字面解注。

范宁则从源头走向理解的误区，“跻”的本意历经了一次原则性的改变。由传到注，“跻僖公”礼义上的分歧就此形成。唐人孔颖达与贾公彦两人正式将“跻僖公”问题铺设为“兄弟昭穆”问题，取用何休的矛盾观点，各执一端，从“注”到“疏”，“跻僖公”的两大主流观点终于浮于笔端。

二、婴齐为人后辨

《春秋》经书中只一句“三月乙已，仲婴齐卒”，语焉不详，便产生了理解上的困惑，为什么称仲婴齐而非公孙婴齐。在传的时代，就分成两派《公羊传》。

对婴齐与仲遂的统嗣关系《公羊传》称“仲”氏来凸显公孙婴齐与公子遂的承统关系，而《谷梁传》中则以父子相疏作为称仲婴齐的原因，更偏向于婴齐子仲遂。

唐人做疏也是沿袭传注两大主流，孔颖达与啖助又以“东门”、“仲”两氏作为论据分别论证公孙婴齐的所后的具体对象，但是事实上例证缺乏说服力，难以一统众家之口。

到了宋代，南宋、北宋观点分界线十分明显：北宋偏尊统，昭穆可父子、可兄弟。南宋尊统上及君而下不及于民，宗庙可嗣兄弟，而大宗无后则必取子辈。

二者看似，差异颇大，事实上可以视作宋人“尊王”的春秋观进一步扩张而己。清人重考据，对前代各家论述都有所吸纳。

礼用的需求差异

礼学本是实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下达黎庶婚丧嫁娶饮食车舆的的人伦日用，上及君臣朝仪进退尊卑的典制章程，可谓包罗万象，影响不可谓不大。

因而，礼学家们试图通过对礼经的礼用客体干涉，来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以及阶层间的伦理规范，借此来实现他们的社会政治理想。

昭穆制度作为丧葬祭祀制度之一，无疑也受到了这种功利入世思想的影响。所以，笔者将从礼学家的角度出发，研究在不同时代人们对礼书礼用的需求，以及在这种礼用背景下，对昭穆亲尊礼变的影响。

1. 对礼书的选择倾向

《礼记·经解》云：“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以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礼的这种制度规范作用，在礼学家手中，主要体现在两点：对礼经文义的变体解读与对三礼文本的价值侧重。

《宋史·艺文志》中记载的大多数为宋人所注，我们以此为范本进行考察。尽管这些作品大多只存目录残片，佚失严重，但在当时都是极具影响力的，能够代表一时的三礼解经倾向。对比下来，《周礼》最多，去掉《学》、《庸》的《礼记》与《周礼》不相伯仲。

《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二十五部，其中有十四部不见于《明史》的新书目，汇总下来有五十九部之多。其中，《礼记》可以视作明人著礼书的主要方向。到了清代，“三礼”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仪礼》之学大盛，从张尔歧的《仪礼郑氏句读》开始发迹，一举成为“三礼”学研究中最有成就之一部。

综合宋明清三代，我们发现每个朝代关切的《礼》书大不相同，宋人重《周礼》，明人重《礼记》、清人重《仪礼》，体现了各个时代的学术特色与研究倾向。

2. 礼义与礼用的契合

唐末乱世，胡祸深重，到了宋代建立之后，周边也是强国林立，天然的危机感与责任使得宋人对政书更为看重。因此，宋代，尤其是北宋，礼学以《周礼》为最重，经学的发展具有政治化的特点。

因此，宋人对《周礼》的关注，是有政治意义的。而《周礼》它直接所指向的对象就是上层社会，是朝堂王宫，而不是民间乡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指向朝堂或者王宫政治寓意较强，又要突出尊王思想的的昭穆之礼。

礼书选择是理学家们为完成一时的政治理想，结合时代背景，进而作出的具有实践性质的学术导向研究。而处于这个被选择末端的昭穆礼制，也如实回馈了这种礼用需求。礼书的导向对象从天子朝堂再到学者士子，最终下行到黎民百姓，可以间接反映出学者们经世主体的转变。而这种礼用客体的下行趋势，也主导了昭穆制度中由尊统向亲统转移的方向。

礼学的思想转变

昭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施用，多是以三《礼》作为阐释背景。礼学又分属经学的一部分，在解诂过程中，对经义具体的礼用考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时一地学风嬗变的影响。昭穆制度身处其中，对于亲尊关系的经与权也是如此。

一、宋明“礼学”的“理学”化

宋朝的建立，一改五代之乱，儒学思想开始复新。儒生研习唐疏汉注，是所谓“学有根坻”。此时，儒林草昧，学统四起。前有汉唐注疏的训诂之学，《五经正义》一经修撰，便被视作官学经典，直至宋初，士子不能辩驳，经学再沿着这种注疏的道路走下去就罕有创建了。

而另一方面，解经需从章句上升到意会层面，对传疏的要求有所提高。而前人对经文只求解意，而非解义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的。当然，因为这种情况，也造成了时人所尊奉的儒学，无力抵御佛道之流的思想倾轧的思想界乱象。

在宋初兴起的学统中，无论是荆公新学还是温公朔学，都以通经致世作为目的。独二程洛学看似空泛，以经求理，实则精微深广，于人心最为契合。这样的理学恰好填补这个思想上哲学意义的空白，因而，我们看到了礼学的理学化转变。另外，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许多著名的学者是兼具“礼学”家与“理学”家二重身份的。

礼出于理，而又成于礼。理学化的礼作为一种不可变更的定理规则，规范着人心节义，使理学具有神圣化的倾向。学者们在讨论制度仪节的过程时，会兼顾思想层面的内涵与体用价值。

而昭穆制度中的尊统正是在这种定则下形成的，具有独立性的“天理”统序，纵然身为天子，也不可僭越。所以亲统屈于尊统，而大礼议的群臣敢于哭谏于左顺门，因为他们手握所谓唯一的“天理”。

二、清代的礼学本位回归

明清之际的交替可谓惨烈，国破家亡，社稷倾覆。学者们面对如此惨像，痛定思痛，深刻认识到明代王学末流的空妄，故而开始提倡经世致用的笃实之学，并以切实的恭行礼践作为修行。

钱穆先生对此评价道：“到晚明诸儒起来，激于王学流弊，又受时代刺激，颇想由宋明重返到先秦。他们的思想，显然从个人转向于社会大群，由心性研讨转向到政治经济各问题。由虚转实，由静返动。由个人修养转入群道建立，这是晚明儒思想上一大转变。”

在这种由虚转实的过程中，首先要破解宋明理学家加之于礼的空泛理论。而另一方面，学者在推翻宋学之后，另立汉学的大旗，从训诂小学作起，黄宗羲、顾炎武推尊朴学，以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等为主，鲜有论点出现。在这种质朴学风的引导下，以往艰涩难懂的《仪礼》学也有学者开始考辨。

面对这种重视《仪礼》本经地位，且热衷于考证的器物的现实环境，三《礼》自觉回归到了自身的礼学价值。据此，昭穆制度也从宋明的因天理而独尊尊统的情境下，回归到了亲尊互补的正常伦序互动中去。

昭穆的亲尊礼变是一个动向过程，在时代学风的引导下，产生了从理学到实学的制度化转变，蕴含的礼义也应时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