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此说历史 随着国家社会形态的变化，为何“黄老思想”退出历史舞台？

在经过了建元元年改制失败之后汉武帝不再采用过激的手段，开始循序渐进。从其根本上说，汉武帝是想一举改变汉家指导思想，而对于儒家来说，儒生们更不希望其他诸子之思想与儒家思想在政治的舞台上一争高下。在这一点上，儒家思想更具有排他性，这与汉武帝的政治意图不谋而合，所以在“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双方之间默契

强化了汉武帝对儒家思想的支持。汉武帝和儒生们的政治诉求也十分地相似。在改革失败之后，汉武帝在建元五年，采用了比较柔和的方式，设置五经博士，把那些研习儒家经典知识分子纳入到皇帝周围。钱穆先生指出武帝这一举措重要的影响在于“他们虽不参加实际政务，但是常得与闻种种政务会议，因此他们对政治上渐渐会发生重大影响”从钱穆先生的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汉武帝不再像继位之初那样激进，这些儒生被调到自己的周围，其实也是培养他们的政治能力。

而那些作为皇帝身边侍从的儒生，他们更有机会接触到朝政，这样原本被边缘化的儒学，也慢慢地跻身于政治舞台，这样就避免出现建元元年的血腥屠杀。也从五经博士的设立，可以看出，汉武帝已经是有意识地抬高儒学的地位，儒生作为侍从人员借以避免和黄老思想再次发生冲突。 五经博士的设立对于汉帝国来说的确是一次思想上的转变。在避免流血的前提下，采用看似为皇帝选择备问官员，其背后还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主要体现在

首先，汉帝国六七十年的黄老无为思想到汉武帝时期，保守主义已经不能适用于社会的发展，汉帝国强大的国力应该与有所作为的思想所匹配，尤其是在对匈奴关系上，汉帝国已经不再需要妥协，而是积极地反抗。一直强调“攘夷”思想的儒家理念符合汉武帝的主张。将儒家思想提升到一定高度，并且让其产生巨大地引导效应；其次，设置五经博士，让儒生积极地投身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中，灌输儒家治国思想以摆脱黄老思想影下地臃肿散漫的国家行政；再次，五经博士的设立，“中国经籍的观念即由此产生，据此还开了以这些著作培训官员的先例。”

对于“好文辞”，“向儒术”的汉武帝来说，他要改变文、景以来的“无为”统治思想，就必须取得汉王朝真正的大权。而好“黄老”的窦太皇太后无疑是他登上权力之风的绊脚石。在建元六年，窦氏驾崩，汉武帝才真正地接过汉朝大权，由此拉开改革大幕。他罢免了窦氏选定的丞相和御史大夫，重新启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从这一举措所释放的政治信号是汉朝治国思想要发生改变。 然而，官员们似乎没有真正体会到政治转变的真实意图，这使得汉武帝感到极为地苦恼，在上面所论述中，他之所以设置五经博士就是希望能够为自己政治施展寻找更多合适人才。

汉武帝在明确向世人传达

治国理念和思想要发生转变。现在国家不再需要延续六七十年的“黄老”思想，而是关注于国家最高层面的改革和治理。武帝迫切地希望儒家积极进取的思想成为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现在汉朝政治局势已经发生实质变化，被推迟六年之久的改革应该再次成为国家的重中之重，汉王朝不再需要继续地保守，而是在与国家实力相匹配前提下，重振汉帝国国威。

在这道诏书中，汉武帝向社会中的儒生士子们抛出了橄榄枝，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地投身于国家的政治改革中；也是汉武帝急切地想知道，即使是改革，应该怎样改革，如何加快国家机器地高速运转，换句话说，汉武帝希望儒生们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改革方案。其实，在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汉武帝初期的政治改革中，黄老“无为”思想已经阻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进步。

结语：

汉武帝之所以提出转变治国理念，其实也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发展，在这股强大历史进程的潮流中，黄老思想势必要让位给儒家思想。正如陈苏镇先生指出：“正是为了阻止这股潮流，黄生、窦后等黄老阵营中人才极力反对儒术，使儒、道的对立政治化、公开化。最后，黄老道家虽有窦后之威，也未能阻挡这股潮流，汉武帝及更多的贵戚大臣还是在潮流中裹挟和推动下走上了尊儒的道路”汉武帝转变国家意识形态是历史前进的潮流。“黄老”退出历史的舞台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