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思君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真正目标不是太子李建成，更不是李元吉

它的意思是说以道德作为家风代代传递下去才是一个家族的长久之计；以读书劳作传递家风，比前者效果要更逊色；以读书为家风则又比前者更加逊色；假若以财富为传递，富贵不超过三代就会结束。

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富不过三代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能否富过三代还是与国家、民族还有社会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一个家族的繁荣绝对离不开一个昌盛的国家，繁荣的民族，稳定的社会关系，这些才是造就一个富豪的温床。如果大环境非常差，富豪出现的概率将会非常低，更别提什么富可敌国了。

当然事情总有例外，今天本文的主角就是那么一个万中无一的例外。它是河南的一个康姓家族，他们不仅仅富过了三代，而是经历了明朝、清朝、民国三个时期，家族的余荫延续了祖孙十二代。

重视点不一样

康百万家族，以财取天下之抱负，利逐四海之气概，祖先在明朝时期创建家业。这个时候康百万家族还未崛起，各方面在众多富豪中也只能算普通。但是，康百万家族有其他家族都没有的一点，那就是德行的培养。

其他富豪家族在拥有大笔的家业后，他们脑中想的一般都是如何保存家业或者如何扩大家业。他们在培养教育自己的后代时，也是朝着这一方面去培养的，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能够好好的接过自己的担子，将家族维系下去。

而康百万家族不一样，他们教育子女首先从他们的道德品质开始。他们的子女可以没有才，但是绝对不能没有德。

当朝代更迭为清朝时，康百万家族开始崛起了，他们家族的名声也传到了河南周边的一些地方。

在乾隆时期，康百万家族进入了巅峰。他们家族的财富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而且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夸张的地方。

捐献百万白银

说起康百万家族就不得不提他们家族称号的由来。

1900年的时候，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吓得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皇逃窜到西安。等到第二年局势稳定下来，慈禧太后又带着光绪帝回北京。

在回京的路上时路过康百万家族所在地。那个时候河南正好闹饥荒，当地知府银库里的钱财都用来赈灾，根本没有任何余钱来接待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那个时代，除了上天，皇帝就是天底下最大的人。皇帝来了你不准备好豪华阵容接待，那可是大罪。

于是，当地知府便让康家出钱迎驾慈禧和光绪。当时康家只知道两宫将会经过当地 ，但并不清楚他们赶路的交通方式，具体是走水路呢还是旱路一概不知。

所以为了保证这一次的接待万无一失，他们耗巨资在东黑石关修建起了一座行宫，并且在洛河上新建起一座浮桥，在洛河边上还停放着五艘龙船。可是五艘这么大的船洛河根本停不下。怎么办呢？康家为此又建造了五座龙窑，专门给这五艘龙船停放的船坞。

原本慈禧是准备走水路的，不仅路途轻松，而且速度也快。但是因为洛河发大水，走不了水路，所以最后还是走的旱路来。

最后到达康家的所在地巩义时，只住了一个晚上就走了。在慈禧临走前，康鸿猷向她捐献了一百万两白银。这可把慈禧乐坏了，只是回京途中经过的一个地方居然给了她这么一个意外之喜。

于是，她就说了一句“不知此地还有百万富翁”，被人听到后就在当地广为流传。渐渐地，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也就成了康家家族正式的名号了。

德行教育和乐善好施

在培养子女德行和做公益这一块，康百万家族是非常重视的。在当地开设多个私塾发展教育，建立藏书楼收集各种类型书籍丰富馆藏。

在这样良好的读书学习环境中，康百万家族中有四百多位子孙考取了功名，这还只是计算了他们家族中的人。如果再算上在他们建造的私塾里受过教育然后考取到功名的人会再这个基础上多上几倍都不止。

并且，除了在出资建造一些教育设施之外，康百万家族在其他方面也是非常乐善好施的。康百万家族周边方圆几十里的土地基本上都是属于他们家族的，周围的百姓都是靠着康百万家族过生活。

收成不好的时候就免不了向他们借债，一个人借可能金额并不多，但是收成影响的可远远不止一个人啊。这样一通借下来，虽然对康百万家族的负担并不大，但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隋朝柱石大臣，最后的救命稻草

张须陀，南阳西鄂人，出身世家，背景显赫，其曾祖到父亲都担任过从五代以来的各种高级官职，南阳的张氏本身就是汉魏隋唐时期张姓郡望之一。他一生经历丰富，立下无数战功。

开皇十七年即公元597年,昆州的刺史和羌族的首领一起举兵反隋，他便跟随史万岁东征西讨，因平定羌族叛乱有功，被封了个四品官禄。

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继位，并州总管汉王杨谅不服，起兵造反,张须陀和越国公杨素前去镇压,平叛后被加綬了开府。之后一直不断地剿匪平叛，最后做到一个通守（太守次官）。如果没有后来的各种起义，他本可以太太平平安享晚年。

隋末动乱，首次王薄举起了反隋叛旗，是在（今山东邹平会仙山），张须陀带其齐郡府兵去平乱。张须陀善于征战，打败王薄，取得胜利。

大业六年（610年），张须陀在（今河南境内）担任郡丞。当时征伐高句丽，河南境内发生饥荒，粮食价格飞涨，百姓活不下去。在当时形势下，张须陀为了稳定局势，便私自开仓救济灾民，事后隋炀帝并没责备，反而奖赏他。

大业九年（613年），王薄联合了10万叛军在山东境内发生叛乱，张须陀运用水陆两军攻打，最后获得胜利，还缴获了很多辎重。

同年，又击败了裴长才、石子河等率领的两万叛军。在随后三年里,张须陀一直帮助朝廷镇压各路叛军。

他战功赫赫，任劳任怨，官职并不高，按照功劳即使封国柱将军也是担得起。他对大隋忠心耿耿，忠君爱国。从张本人性格来说不太善于交际，不会拍马屁，只是在做臣子的本分。

同时张须陀多年平叛缴杀数万义军，使他在后世没有留下好名声。

张须陀出生名门，屡立战功，对君王无限忠心，剿灭四方叛乱，威振东夏。是帝国的中流砥柱，一直都给帝国续命，是大隋的救命稻草。

个人无法改变历史

公元616年，叛军中力量非常强大的瓦岗军和张须陀大战,之前几次张取得胜利，后李密使用计策使得张须陀惨败。他一生都在打胜仗，唯一的败仗便命丧黄泉，时年五十二岁。所部官兵尽夜号哭，数日不止。

从这段历史中看，隋朝的各种起义层出不穷，张须陀尽心尽力，忠君爱国，也是扑灭了这里，那里又起来。他和军队都疲惫不堪，在他兵败之后，手下的很多将军后投奔了瓦岗军。

社会的根本矛盾不解决，光靠一批忠心能干的武将去镇压始终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那么动乱就会长期存在。

历史的规律都是相同的，中国到了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直处在混乱之中，是根本的矛盾没有解决，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推翻了三座大山，才解决了主要矛盾，才迎来了新的发展。

隋朝终究灭亡

隋朝于公元618年灭亡，它是一个短命的大一统的王朝，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走向统一。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朝代，在此期间社会矛盾比较多，隋炀帝暴政引起农民起义只是一个表象，其灭亡原因很多。

首先是统治不稳(统治阶级矛盾突出、民间矛盾同样突出)，核心还是农民与土地的问题，以及皇权与士族争权,内部不稳(篡位称帝不能服众、皇权与关陇士族矛盾激化)。

其次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世家大族占领朝堂几百年，士子阶层开始崛起，隋朝开始了科举考试，打破了门阀垄断朝堂，新兴力量开始崛起。皇权通过扶植科举选拔的人才，来打破士族的权利，达到自己的平衡。

隋朝有三大利益集团，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江南世家大族，山东士族。统治的三大基石，皇帝没有平衡好当中的关系。

其中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是隋朝统治的根本，但是篡位上台的隋朝统治者又想摆脱关陇集团的控制，因此开国以来皇帝以营造东都，开始远离关中统治核心地区，剥夺关陇集团世袭爵位的特权，打击士族在政治上即得的利益。

隋炀帝期间更加是通过三次高句丽战争来削弱关陇军事力量。隋朝统治者希望平衡三大集团利益，更好控制皇权，结果隋炀帝用力过度，导致关陇军事贵族从新扶植信的代表人物，北周八柱国之一的李渊上台。

褒贬不一

要谈康乾盛世，就要追根溯源看一看“康乾盛世”这个称号究竟是怎么来的，是不是那时的人们自己鼓吹出来的。

康乾盛世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乾隆皇帝手下的一批文人提出的，这让这个“盛世”从一开始就透露着不可信的气息，毕竟，为了讨好乾隆皇帝，这些文人什么样的话说不出来，什么样的盛世鼓吹不出来？

到了清朝末期，百姓生活质量大不如之前，对于“盛世”一词自然也是嗤之以鼻，很少有人对清王朝抱有好感。

而到了民国时期，最早一批研究清朝历史的学者出现了，对于“康乾盛世”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研究整段中国历史的学者大都看不上清朝这段所谓的盛世，但是专门研究清朝历史的学者却对这段历史赞口不绝，从二者的态度上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端倪。

在那个时候，提起对清朝历史的研究就一定会提到孟森与萧一山，两人可以说是清朝褒贬对立势力的代表人物。

在孟森关于清朝的评论中，找不到“盛世”二字，虽然他在书中自己写到，对于清朝的评价不应当故意贬低，但是在他的文字中却找不到任何对于“康乾盛世”的赞扬。

再加上清朝正好是新思想与旧封建碰撞的交界，这样的朝代自然会受到民国时期文人的唾骂，马勇曾评价“康乾盛世”不过是政府的盛世，而鲁迅、梁启超等进步人士对于清朝也多抱着抨击的态度。

而另一边，萧一山则是完完全全另一个态度，他对清朝的赞誉就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直到如今不少对于“康乾盛世”赞扬都出自他之手。

也许会有人觉得，这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既然有人疯狂的贬低清朝，那么有人狂热的追捧清朝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