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行营 如何理解慈不掌兵？二野胜利渡江后，王近山督师半个月狂追1000里

细节不得而知，然从这一时期的战争历史来看，应该是薛岳追击红军卖力、并且贯彻老蒋染指西南的战略比较得力的缘故，薛岳率部从江西一路追到大西南辗转数省，行程也达两万余里，虽未取得什么胜利，但毕竟为老蒋在西南各省扩充势力打下了基础。抗战爆发前，薛岳的职务是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兼贵州省主席，已经是一方军政大员，遂有晋衔之举。

而罗卓英相对比较苦逼，先是在围攻苏区时遭遇大败，黄陂战役中手下三个师均遭重创，连第11师都差点全军覆灭了，让陈诚大失颜面。部队完成整补后，罗卓英又率领第18军在浙皖地区跟粟裕的红军游击部队周旋，不仅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还被红军袭扰得灰头土脸，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第18军又被南调粤北镇压，罗卓英的职衔始终没上去。

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后，原拟增援华北战场的罗卓英第18军，在快到保定时接到了驰援淞沪的命令，于是转道。随着淞沪战场的规模越来越大，罗卓英不久晋升为第16军团长，仍归陈诚第19集团军指挥，不料正在云南担任预备军副司令的薛岳请缨抗战，到南京直接面蒋，9月24日被任命为第19集团军总司令，接替陈诚的职务（陈升左翼兵团总司令），一下子成为了罗卓英的上司。

罗卓英不太舒服，经过一番调整，陈诚的左翼兵团作战序列为：以薛岳为总司令的第19集团军、以罗卓英为总司令的第15集团军，总算把两个人的职务拉平了。然而淞沪会战结束后，罗卓英又接了个倒霉的差事，那就是担任唐生智的副手，代表中央军出任“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南京沦陷，部队损失特别巨大，虽然唐生智是第一责任人，罗卓英脸上也不那么好看。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罗卓英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也就是武汉守备部队的总指挥，江北重镇信阳失守后，老蒋层当面询问罗卓英：“武汉尚能守几日？”罗卓英回答：“两周当可无虞！”老蒋遂指令：“你守十日可矣”。罗卓英还真就坚持了十几天，从而掩护了武汉大批军民、物资完成撤退和大转移，功劳是有的，可惜这是组织撤退。

而薛岳担任的是野战部队第一兵团总司令，人家在南浔线打出来一个德安大捷，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万家岭战役，一战重创日寇第106师团，名震中外。也就是说，一个进攻敌人取得大捷，一个组织撤退最终放弃武汉，在气势上的差距又拉开了，所以陈诚调回重庆后，在关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继任人选上，最终薛岳胜出，1939年2月代理司令长官。

而罗卓英调任了位于江西的第19集团军总司令，屁股还没坐热乎，日寇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就指挥部队进犯南昌，于是南昌会战爆发。中国军队以20万之众，仍然不敌日军第101、第106师团的猛烈进攻（另有第6师团牵制作战），南昌沦陷，之后罗卓英奉命组织部队反攻南昌，牺牲巨大仍未得手，最终在赣北与日军形成对峙，战场指挥确实差那么一丢丢。

一步差以后就是步步差，1940年罗卓英擢升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正式成为薛岳的副手，次年3月，罗卓英终于在战场上露了次脸，指挥第74军等部队取得上高会战的胜利，虽然歼敌数量不是很多，但中国军队在兵力优势不大的情况下，能够力挫日军的进攻并反守为攻，战役指挥还是可以的，何应钦因此称谓“抗日最精彩一役”。

罗卓英风头正劲刚刚半年多，1941年秋以后，连续爆发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大败阿南惟畿，无论是战役规模还是歼敌数量，以及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美英军队丢盔弃甲）都超过了上高战役。于是薛岳再次成为热点人物，所以1944年原陆军二级上将宋哲元因病离世后，薛岳补缺成功，终于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陈诚其实挺照顾罗卓英，为了给他创造领兵一方和获得战功的机会，1942年再力荐其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原意是让他率领第5军、第6军、第66军等中央军精锐，能够在踏出国门的作战中打出点彩来。由于罗卓英在赣北的工作需要交接，所以在中国远征军出动的初期，是以杜聿明代理司令长官，结果我们都知道了，第一期中国远征军遭遇大败，差点全扔在野人山。

等到罗卓英赶到滇缅战场时，局面其实已经不可为，要说罗卓英的运气也确实差了些，后来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驻印军副总指挥，主要负责部队的整训工作，1943年5月调任军令部次长及军事委员会桂林干训团教育长等职务，实际上离开了战场一线。所以一直到抗战胜利，罗卓英都挂着中将军衔，这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他能够挂三颗星已经是1946年6月13日：陆军中将晋加上将衔。

这个时候罗卓英的职务是广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军衔是“中将加上将衔”，到1947年11月以后停止了现役二级上将的晋升，所以在逃台之前罗卓英始终没能混上正儿八经的陆军上将衔。之后跟随陈诚主东北，半年即告失败，然后陈诚再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罗卓英仍然副之，军事上更无建树，因为陈诚在那三年中，基本以打败仗为主。

正是在这样的差距之下，逃台以后薛岳晋升了陆军一级上将，而罗卓英只晋了陆军二级上将，但是薛岳毕竟不是土木系的嫡系，逐渐失去了老蒋和陈诚的信任，所以在台的权柄是肯定不如罗卓英的。尤其是罗卓英在抗战胜利主粤期间，曾三进南海诸岛维护主权，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还是值得纪念的。

总体来说，在这两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抗日名将当中，从方方面面总体来看，还是应该以薛岳排名第一，而以罗卓英次之，大家以为如何？

在贾汪会议上，首先由粟裕传达了军委关于编制的规定：中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首先统一编制，统一番号，野战军各纵队一律改为军，军下为师，三三制，一直到团，团以上全国统一番号。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编成四个兵团，除编制番号统一外，内务、装备和纪律都要统一，一切按制度条例办事，一切要求高度的集中，提高正规化程度。

而在淮海战役期间，先后有蒋军第三绥靖区的两个军23000余人起义、廖运周第85军第110师5000余人的起义，其中第三绥区起义部队的何基沣所部（第59军）与江淮军区部队进行了合编，组建了第八兵团的第34军，以何基沣为军长、赵启民为政委；而张克侠所部（第77军）与渤海纵队合编为第九兵团的第33军，以张克侠为军长、韩念龙为政委。

至于在双堆集起义的廖运周第110师，却并没有编入三野战斗序列，而是调至河南鹿邑五台庙地区（今属郸城县）进行学习和整训，转隶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指挥，因为歼击黄维兵团是以中野为主的。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陈赓的老部队）分编为第二野战军的第13军和14军，正在漯河整训的第110师部队，奉命与4纵一部共同组成14军第42师，廖运周将军任师长。

这三支部队的合编工作比较顺利，基本没有出现什么风波，麻烦出在济南战役期间起义的吴化文部队身上。该部起义时的番号是“整编第96军”，理论上是兵团级的编制，实际却只有一个整编84师（整155旅、整161旅）、另辖一个军部直属独立旅，也就20000来人。也就是说，吴化文部队的编制虽然很大，其实兵力很少，因为一般的整编军至少要辖两个整编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