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唐朝】专题从“泾原兵变”，看对唐德宗个人和唐朝国运的沉重影响

在《靖远兵器》中，对唐德宗个人和唐朝国运有很大影响。

文/张在路上玩“征兵兵器”

渔阳北东北突破《霓裳羽衣曲》。唐朝天宝十四载11月初9日(公元755年12月16日)，范阳、平鲁、河东三家节度使的安禄山、骑兵15万人、20万人，被称为“忧虑”

安史之乱是大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更为严重的是，经过安史之乱，大唐朝政治体制产生了两大毒瘤：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中晚唐一百多年时间里，这两大毒瘤一步步蚕食着大唐朝的肌体，并最终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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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又称方镇，是唐朝中晚期设立的军镇。藩是“保卫”的意思，镇是指军镇。

唐初时道相当于现代的省军区，长官为大都督（战时出征称大总管），又以守捉、军、城、镇作为不同等级的边防军分区，其长官称为“使”，有时一部分都督以钦差身份持节上任。唐睿宗李旦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以节度使为固定官职取代“使”，然而此时节度使只有统兵权而没有其他权利。

唐玄宗李隆基时，为防止边陲各异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时称天宝十节度。

此时，府兵制已完全破坏，开始实行募兵制，兵随将走，将领拥兵自重，为藩镇形成创造了条件。唐玄宗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藩镇节度使除掌握地方兵权外，还掌握地方财政大权和辖区数州的行政权。

唐代宗平定安史之乱后，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前称范阳、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又称河朔三镇。

随着地方藩镇势力的尾大不掉，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也都各自割据。

这些地方藩镇长，特别是“河北三镇”，名义是归附了唐朝廷，实际上骄兵悍将，割据一方，对抗中央政府。这些藩镇节度使死后，或儿子相继世袭，或强势部下以留后之名继之，或牙兵叛乱另立新的军事强人为主。安史之乱后几十年间，大唐国土上藩镇最多达50多个。

《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这样说：“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犯京师，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两京。肃宗起灵武，而诸镇之兵共起诛贼。其后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父子继起，中国大乱，肃宗命李光弼等讨之，号‘九节度之师’。久之，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盖姑息起于兵骄，兵骄由由方镇，姑息愈甚，而兵将愈俱骄。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击，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莫肯听命。”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所作所为就说明了这一点。

田承嗣，平州卢龙（今河北卢龙县）人。田承嗣早年为安禄山部将，后随其反唐，田承嗣与张忠志（即李宝臣）担任前锋，攻陷河洛。

郭子仪收复洛阳，田承嗣在颍川降唐。安史之乱平定后，田承嗣拜为检校户部尚书、郑州刺史，迁魏州刺史、贝博沧瀛等州防御使。不久，田承嗣升任魏博节度使。

田承嗣统领七州，拥兵五万，成为河北三镇之魁。大历十四年（779年）3月，田承嗣死，节度使之传位于侄子田悦，并命儿子辅佐，朝廷同意了这种安排，从此开启藩镇世袭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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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十四年3月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死的时候，唐代宗李豫的生命也快走到尽头。

田承嗣死时安排他的侄子接班，在河北三镇之一的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的出面请求下，病中的唐代宗同意了田悦继为魏博节度使。

当年5月，唐代宗病死，太子李适继皇帝位，次年（780年）李适改元建中，李适是为唐德宗。唐德宗李适在位时间总共26年，在唐朝皇帝中只有唐高宗和唐玄宗比他当皇帝时间长。

天宝元年四月十九日（742年5月27日），李适（kuò）出生于长安大内宫中。李适是唐肃宗李亨的孙子，唐代宗李豫长子，他的母亲是母为睿真沈皇后，民间传说名为沈珍珠，后在安史之乱中流失民间，不知所踪。李适当了皇帝后，数次派人到全国各地寻找其母，香港曾有电视连续剧《珍珠传奇》即以此事铺陈演绎。

李适14岁时，爆发了安史之乱。长安失守，唐玄宗出逃四川，天下陷于大动乱之中。李适和其他皇室成员一起饱尝了战乱和家国之痛，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

宝应元年（762年）代宗即位。六月，委任20岁的李适为象征性的天下兵马元帅，封鲁王，名义上肩负起与安史叛军最后决战的使命。

宝应二年（763年），安史之乱平定，李适因功拜为尚书令，实封食邑二千户，和平叛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图画上了凌烟阁。 [

唐德宗当上皇帝时已经37岁，《旧唐书》说他：“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

李适登基后，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真心想干一番大事。

李适先从自身做起，罢免地方贡物和裁撤宫廷人员。李适任命崔佑甫为相两天后，诏告天下，停止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又隔一天，李适又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许进贡一次以供享宗庙，其余的进贡一律停止。几天后，他连续颁布诏书，宣布废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宫中进贡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等；禁令天下不得进贡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他又下令将文单国（今老挝）所献的三十二头舞象，放养到荆山之阳；对那些专门供应皇帝狩猎的五坊鹰犬更是统统放出。

李适诏令宫中裁撤了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需要保留者均归属到太常寺。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他诏令放出宫女百余人。在生日时，又拒绝各地的进献，并将藩镇李正己、田悦所献的三万匹缣全归度支，以代租赋。

李适的父亲唐代宗，因为是由宦官拥立，所以对宦官很是优宠，特别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开索贿、大肆搜刮。李适为皇太子时，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他即位伊始，就下决心加以整治。

李适即位的当月，将暗怀异图的宦官刘忠翼赐死。

即位当年闰五月，李适派宦官往淮西给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此人回京后，李适得知，李希烈不仅送了他七百匹缣、二百斤黄茗，还送了他骏马和奴婢。李适大怒，将其杖责六十以后又处以流刑。此事传出京城，那些奉使出京还没有回来的，都悄悄地把礼品扔到山谷之中，没有收到礼品的就再不敢乱来了。

建中元年（780年），李适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开始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唐朝立国，实行的是租庸调法，以人丁为单位征收各种赋税杂费等等。而“两税法”则是国家根据民众贫富差别、收入多寡，征收相应的赋税，夏、秋两季征收。

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样一来，就避免了老百姓不论贫富收税费相同的缺点。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如果说李适上述的改革是从自身做起，节制宦官甚至两税法也危及不到真正的权力人士，那么，李适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则触犯了真正的当权者的利益，触及到帝国的主要矛盾，改革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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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病死。按照以往藩镇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的规矩，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父位。李适早想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朝命的弊端，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

李惟岳目的没有达到，就密谋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准备以武力抗拒朝廷。李适决心削藩，征调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李适还征调幽州留守朱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参加平叛，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

最初阶段朝廷取得了很大胜利：淄青李正己病死后，其子李纳世袭后被击败，李惟岳被其部将王武俊杀死，只有田悦负隅顽抗。

李适在削藩过程中，手中并没有自己的有力军队，禁军主力的神策军战斗力低下，不堪一用。

李适只能利用藩镇打藩镇，这就给了藩镇们可钻的空子。

第一队段平叛占了上风后，李适授王武俊为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又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命朱滔回镇幽州。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朝廷，被任命为成德节度使。

朱滔要求拥有深州被朝廷拒，因此怨恨朝廷。王武俊认为自己诛杀李惟岳，功劳在康日知之上，却没能得到节度使的职位与赵定二州，心中也十分不满。处于劣势的田悦把握机会，成功说服两人倒戈反唐。

田悦挑拨朱滔说：“今上英武独断，有秦皇汉武之才，充分反映夷豪杰，欲扫除河朔，不令子孙嗣袭。”这话正说到这些军阀们的心中事，皇帝雄才大略，目标就是削藩，现在为朝廷卖命，打败别的节度使，不就是给自己掘坟墓吗？

王武俊、朱滔二人率兵救援魏博田悦、淄青李纳。田悦势力本来已经衰弱，这时得到王武俊、朱滔的帮助，得以恢复元气。 之后，四人互相结盟，并分别称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朱滔称冀王。

也是这一年，以前平叛离为唐立过战功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战火一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东都洛阳告急。

这些叛军中，李希烈气势最盛，为了平定李希烈，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适诏征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卒抵长安参与平叛。

泾原士卒离开驻地，大多带着家中子弟，这些人希望到长安后能得到朝廷的优厚赏赐，然而唐朝财政此时已是捉襟见肘，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丰厚的赏赐。结果一直到离开长安城都一无所得。

李适下诏命令京兆尹王翃犒赏军队，京兆尹王翔只赏赐了粗茶淡饭，士兵们十分愤怒。他们说：“我们离开父母，妻子，儿女。要与敌人死战，但是却吃不饱，怎么能以草命对抗白刃呢！国家的琼林、大盈两座仓库，宝货堆积无数，不取此以自活，又去哪呢。”

军队出发到了浐水，在一部分士卒的鼓动下，这支队伍又击鼓呐喊地回军了。姚令言说：“到了东都洛阳就会有厚赏，你们不要鲁莽行事，这不是一条活路”。士卒不听。用长戈把姚令言架出去了。

姚令言没有办法，只有派人上奏皇帝，李适听到后大惊，急忙命令赏赐布帛二十车。并让普王与学士姜公辅前往安抚，二人刚走出宫门，叛军已经斩断城门，陈兵丹凤楼下了。

当天，李适仓皇出逃，暂时驻在奉天（今陕西乾县）。

皇帝逃走，长安成了无主之城，成了权力真空，士卒大肆掳掠京师府库财物后，觉得事情闹大了，就开始想到推出一个新皇帝来。

太尉朱泚当时因为兄弟朱滔叛乱，正闲居在长安。当天夜晚，叛军商量说道：“朱太尉被罢免已经很久了，如果迎立他为主，则大事可成。”叛军让姚令言率人前去迎接，拥立朱泚为主，称大秦（后改为汉）帝，年号应天。朱泚和以上那些人的叛乱，史称“四王二帝之乱”。

朱泚称帝后，把唐朝的皇族来不及逃走的杀死70多人，皇叔彭王李仅、皇弟蜀王李溯遇害。

李适带着皇妃、太子、诸王等仓皇出逃，由咸阳到奉天，护驾的只有宦官霍仙鸣及窦文场。到奉天后，朱泚又开始围城攻城。

奉天危在旦夕，“城中资粮尽俱尽”，李适派一个人出去侦察，这人说外面太冷，希望能赐他一件衣服，李适也找不到；跟随皇帝的士兵因为天气变热，竟找不到替换的衣服。

朱泚进围奉天，前线平叛的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军从河北撤军勤王，李适的削藩之战被迫终止。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李适下“罪己诏”，即著名的陆贽《奉天改元大赦制》：“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已，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斋居送，众庶劳止。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命峻于诛求，疲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邱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痛心貌，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深谷。”

李适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予以宽大，许其投诚效顺。

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大赦令，取消了王号，上表谢罪。

然而李适“罪己诏”并没有结束叛乱。李怀光因解救奉天之功而不得面见德宗皇帝，以为受宰相卢杞等排挤，对唐德宗不让他进奉天城，也极为不满，李怀光屯兵咸阳二个多月按兵不动，同时暗中与朱泚通谋，联络朱泚叛唐，李适又不得不再次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

784年七月，李适因为李晟在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李适才得以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

04

出逃奉天和被困孤城，让李适的人生彻底改变了。由此也带动唐朝本就不堪的国运愈加迅速衰败。

李适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后，对藩镇由强硬转为姑息。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良好机遇，转瞬即逝。藩镇割据专横，从此更加积重难返。

在“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李适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

叛军反乱时，皇家禁军神策军将领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卫宫室，而李适仓促逃亡时身边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其所率的百余名宦官。李适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付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

兴元元年（784年）十月，李适重返京师刚三个月，就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场和霍仙鸣（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

贞元十一年（795年），李适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李适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成为李适以后唐代政治中枢重要的力量。史学家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李适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出逃奉天的经历，促使李适个人人生观彻底改变。从这时起，李适彻底成为守财奴皇帝，被史上称为“要钱不要命”的贪腐皇帝。

身为皇帝，李话主动地要求地方向他进贡，经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门以及地方公开索取，称为“宣索”；节度使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每个节度使每年进奉的钱财约为五十万缗，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李适宫中还以宦官为使，以低价强买百姓物品，称之为宫市。

旧制，宫廷里需要的日用品，由官府承办，向民间采购。德宗贞元末年，改为由太监直接办理，经常派几百人遍布各热闹街坊，叫作“白望”。他们不携带任何文书和凭证，看到所需的东西，口称“宫市”，随意付给很少的代价，还要货主送到宫内，并向他们勒索“门户钱”和“脚价钱”。

唐韩愈《顺宗实录二》：“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未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於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

韩愈还讲了一个“农夫殴官”的故事：

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者称“宫市”取之，才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以驴送至内。农夫涕泣，以所得绢付之，不肯受，曰：“须汝驴送柴至内。”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此宦者，而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易。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上初登，禁之。至大赦，又明禁。

这是说“宫市”陋政，只到李适死后，他的儿子唐顺宗李诵继位，才明令禁止。

白居易名篇《卖炭翁》中所写的卖炭农夫所受的欺压，揭露的也是李适实行的“宫市”恶政的腐败：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司马光评论李适说：“德宗愤积世之弊，悯唐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拨乱之志，而识度暗浅，资性猜愎，亲信多非其人，举措不由其道，赋敛烦重，果于诛杀，故关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盗先起，于是困辱于兴元，播迁于山南，公卿拜于贼庭，锋镝集于黄屋……”

苏轼的弟弟苏辙也斥责说：“……由此观之，帝常持无常之心，故前勇而后怯。”

以皇帝之尊，竟然干出强夺民物无赖之举，唐德宗李适落下千古骂名，真应了那句话：苍天何曾饶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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