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市民文化发达表象下的官民矛盾

宋代以市民文化发达而闻名。文艺是时俗化、平民化、城市也有突出的发展，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文艺高峰。

而宋代文学当中也颇有如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这样官民关系如鱼水般融洽的例子。

然而宋代士大夫和底层百姓之间的压迫和矛盾，实质上是发展到了极点的。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评价宋朝“财取于万民，唯恐其有余。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显然宋代的市民文化发达，文艺生活丰富只是史料给我们展现出的表象。当我们掀开表面那一层浮华温情的外衣，百姓遭受吸脂吮血的惨状会将一切的幻梦彻底打碎。

江城子·密州出猎

庶族士大夫的蜕化

宋代被公认为庶族士大夫政治的开端，宋代士大夫属于隋唐以后新型的士大夫。然而这绝不代表庶族士大夫较东汉至隋唐的士族门阀要进步。

当庶族士大夫未曾掌握高层政治权力，主要站在民间抨击士族门阀的腐朽以及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时，他们是具有很高进步意义的。而入宋之后，科举制度的完善，印刷术的发展，也使得庶族士大夫彻底取代士族门阀站上了历史舞台。

然而一切权力都需要制衡才能保持其良性运转，而宋代对于士大夫的过分优待乃至纵容，使得士大夫阶层严重失控。宋朝不仅重文轻武，以文官驾驭武臣，且存在着或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杀士大夫或不轻杀士大夫的所谓的祖宗家法，使得士大夫们获得了过分的自由，运用阶层特权时显得肆无忌惮。

而宋代士大夫对于底层百姓的歧视，也达到了汉代以来的高峰。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在宋代成为了士大夫们挟制君主的一条口号，他们却极少考虑底层百姓的利益。哪怕是出身极寒微的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一旦“暮登天子堂”，成为统治阶级，马上对底层人民表现出高人数等的姿态。文彦博对宋神宗所说的“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可以代表宋代大部分士大夫的心声。

文彦博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苏东坡已经算是比较能体察民情的宋代知识分子，尚且将底层百姓比喻成牛马，认为他们合当提供劳役，而士大夫就天然应该享乐。这种话语在现代看起来如果被“人民公仆”们说出来，无疑是无耻谰言，而苏轼却能讲得天经地义。

庶族士大夫与富民的勾结

然而，我们确实看到宋代有大量官民相处融洽，官吏为百姓谋福利的记载，这是否矛盾呢？

除了建立政绩谋求升迁之外，我们必须注意到，宋代士大夫口中的“民”，往往并非底层百姓，而是地主豪强等富民。

宋代的户籍称作“五等版籍”，分为主户和客户，客户即佃农，而主户依照财产等级分为五等，其中一二等拥有150亩以上的田产，属于地主阶级。

宋代士大夫对于三四五等的主户，以及没有自己耕地的客户，其实是极尽歧视的。而他们往往提到的民，事实上只包括一二等的富民，他们与士大夫阶层联系紧密。如王安石变法时，士大夫纷纷反映民情不乐，事实上是因为变法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而旧党士大夫就作为大地主的利益代言者发声。

王安石

宋代士大夫比起前代更明显地与地主阶层进行勾结，原因有二，其一在于宋代士大夫大多本身就来自庶族地主阶层，其二在于比起前代较为封闭的士族门阀体系，宋代更庞大的利益集团能够与更多地主阶层达成合作关系。而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制度，使得知识分子一旦掌握政治权力，就很容易利用政治上的上位优势令自己的家族成为大地主，这也使得宋代士大夫往往都考虑富民的利益，而不把底层人民放在眼里。

而宋朝市民文化的发达，只是体现中上层城市居民和士大夫阶层联合压迫底层百姓所表现出的繁华表象，其背后则是无数贫农、佣工惨遭重税盘剥、官吏压榨、豪强欺凌的斑驳血泪。

道德的崩坏

宋代名臣黄震曾经对宋朝政治做出评价，“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从表象上看，宋代士大夫“尚气节”，为何会被黄震说成无耻呢？这是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使得宋代的道德评价重小节而略大体，且并不把善待恩养底层百姓作为重要的评定标准，甚至道德评价成为拉帮结派、互相攻讦的党争工具。

中国自汉以来就有著名的清议传统，是民众向往清明之政的心理反映。明代大家顾炎武曾评价说“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 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从两汉到两晋南朝，清议能决定个人的升降，家族的浮沉；在南朝，遭到士人群体清议禁锢的，甚至需要皇帝特赦才能解除。

汉晋以来，清议对于善抚百姓、崇尚节俭、赈济灾荒、推广教育等善举，都列为重要的评价选项。而士族虽然位居高位，但除非像梁武帝萧衍时代等少数时期那样被极度纵容，往往也畏惧清议影响家族前途，而对于压迫百姓有所收敛并往往建立善举。而善举突出者，也常被引为名士，如汉末三国辽东管宁“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由是度安其贤，民化其德”推广教育，就得到海内敬重。

而宋代清议规模上虽然达到了高峰，形式却变得极为浮夸迂腐。宋宁宗时，台谏为迎合韩侂胄之意，攻击朱熹的“伪学之言”，然惮清议，不欲显斥熹。《宋史》卷三九五《陆游传》又载: “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宋史》卷二八五《陈执中传》载梁适“晓畅法令，临事有胆力”，然而“多挟智数，不为清议所许。”

朱熹

就以上这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清议纠结士众，煽动民意，使得程朱理学的领袖并未作出多大贡献就能享受极高的推崇和地位。而韩侂胄这样锐意北伐的进取派，只因为被清议所非，陆游为他写文也要遭到清议诋毁。甚至梁适通晓律法，有勇有谋敢于任事，都会被清议认为没有士大夫的气质而遭到抨击。

显然宋代清议已经基本失去了清议评定道德操行和实绩的价值，而放在虚无缥缈的名节、道理这些迂阔的内容上，以满足部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诉求，士大夫也崇尚务虚而懒于实务。

这种清议之风，昧于小节而忘于大义，本身就是一种“无耻”。

小结

人们常常被宋代发达的文化所蒙蔽，并轻信宋代士大夫对于自己爱民的吹捧。然而宋朝一共发生了400多次的农民起义，次数频率均属空前，甚至建国不久在四川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足见宋朝对于底层百姓的压迫属实触目惊心。这样的情况，与名臣遍地，士大夫重气节的史相似乎显出严重冲突，我们也有必要摒弃浮华迷雾，去探究史册下的真实。

灿烂的文化容易使人感性，但理性读史，才能令人清醒而以史为鉴。宋朝的官民对抗，积贫积弱，足以成为当代之鉴。

清明上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