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梦回宋朝】专题李欧梵：晚清科幻小说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转型

西方乌托邦小说的引进，

在晚清科幻小说中引起了时空概念的变化。

梁启超《汗漫录》日记的第一天是1899年公历12月19日，重力11月17日，他在下面括号中说：“(后来都使用公历)”，我认为这句话是梁启超思想的重要变化。

为什么这样开始呢？因为他正式把西方的时间观经由西历介绍进来了。西历是从耶稣生下来以后纪年的，现代西历时间的观念是直线进行的，从过去、现在到将来，而将来非但变成一种可能，而且几乎可以变成一个想象的现实，从过去进到将来，是可以算出来的，或者说可以预测出来的。西方科幻小说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把时间设在将来。前面提过的《回头记》是一个例子。我这里再介绍一本，《梦游二十一世纪》，讲得清清楚楚，故事发生在2065年，因为故事从这一年开始，遂使得将来的时间可以被想象、被推测。

那么中国以前的小说里面有没有将来的想象呢？当然有，但是不多。唐朝传奇里就有，可是写的不见得是将来，例如《枕中记》，就是把一个人物的仕途以梦的形式经历了一遍，这个人在梦里过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原来是一个梦。《南柯太守传》的故事是说一个人睡在槐树下，梦见自己做了大槐安国驸马，生了子女，做了太守，荣耀一时，醒时发现树里面很多蚂蚁，原来自己梦中进入了蚂蚁的世界。当然还有故事说有人一梦就见到西王母，见到龙王女......这些故事可以把日常的时空压缩在梦里，但基本上没有将来式的想象。

《两间驻望》，李欧梵演讲、席云舒录音整理，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版

将来的想象是和西方直线进行的时间观念连在一起的，也和西方乌托邦的想象有关。“乌托邦”这个词出自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的那部名著，它的理念是从柏拉图得来的，内容大多是为将来设计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因此也和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有关系。马克思曾经特别提出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的作品，傅立叶想象到将来的社会，连巴黎的房子是什么样子都设计出来了，各个房子的二楼是连起来的，可以从这里一直走到那里，想得非常仔细。

而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英国人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就不太一样，它的城市观念不那么浓，而是一个乡村，有很多科技，农业和科技结合在一起，这是十九世纪英国的传统。俄国最有名的乌托邦小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想象一个革命的新社会，里面有高楼大厦，也有电气，这是一群革命同志建立的极端现代化的社会。这一系列的东西和西方现代性的时间观念都有关联，但这些重要的经典，除了摩尔的《乌托邦》(这个译名出自严复)曾被提过，其他重要作品在晚清都没有被介绍进来，直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才开始讨论傅立叶、欧文和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然而到了那个时候，科幻小说反而不流行了。

晚清科幻小说的流行，不但内容新颖，而且很容易读，有娱乐性，读多了，关于将来的观念，漂浮在字里行间，慢慢就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梁启超的西方知识也和另一种个人经验有关。大家知道，基督教青年会刚刚在上海成立的时候，梁启超曾经在那里做过秘书，而成立基督教青年会的那个人就是李提摩太，他是一个非常有胆量、有雄心的传教士。他带来了一些他认为重要的西方书籍，和他的助手翻译成中文。有一本很重要的历史书叫作《泰西新史揽要》，后来被改写成《泰西历史演义》，成了通俗小说，陈建华已经做过研究了。

另外一本就是《回头看》(Looking Backward)，原名叫作《回头看记略》，李提摩太把它节录出来献给清朝政府，认为这个理想小说里面所描写的将来是中国可以借鉴的。这本英文书我读了两遍，现在买不到了，薄薄的一本，作者是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副标题是“公元2000-1887年”，所以这个将来的世界是从2000年回头倒叙的。它的故事一开始就讲一个波士顿人叫作朱利安·韦斯特(Julian West)，他说:“我在1857年诞生于波士顿城。”什么？1857？你以为我说错了？应该是1987年才是啊......其实并没有说错，小说的主人翁“出生在1857年圣诞节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26日下午4点钟左右，第一次感到波士顿的东风的吹拂。我向读者保证，那个遥远的年代的东风，跟现时公元2000年的东风是同样凛冽刺骨的”。

故事是从一个非常幻想性的新世纪里面，回头看当时作者生活的那个非常混乱的波士顿的情况。作者用这个办法提倡改革，认为这部小说不是社会主义小说，是资本主义小说。将来最好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一些重要的交通工具之外，还要兴办商场，没有货币，每人就拿一张信用卡，你要买什么，就各取所需，各尽所能。他是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合在一起，生活非常舒服，晚上睡觉的时候，电话一按就有古典音乐出来，有一个小卡片，卡片一按，你要听管风琴就有管风琴，要听小提琴就有小提琴，还有花园，等等，这就跟现在很像了。

作者是一个美国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目的就是说，在美国，如果大家一起努力的话，能够用一种理性的、有效的方式，把美国社会变得很好。所以有人认为，他的这种理想和美国后来所谓的“泰勒主义”(Taylorism)很像——有一个叫作泰勒的人，他讲求效率，发明一种集体分工的方法，使得美国的汽车制造得又快又好。我们现在就受他的影响，搞得忙得要命，就是泰勒的问题。他的整个这套东西——杰姆逊认为是很重要的——不仅是讲求效率，而且就是为了资本主义可以得到更大的利润。

梁启超讲求小说的效用，不是为了好玩，而是为了更重要的政治目的。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不到几年，好像是1904、1905年左右，《回头看》这部“理想小说”就变成了通俗的章回体小说。我曾经对照过它的第一章，发现中文版里面把时间的次序讲得非常仔细，生怕读者不懂。因为，一觉醒来，时间搞错了怎么办？当时一般的读者对于西历还不是那么容易认可，所以译者用这个办法来解释，原来时间是这样的，可以从将来往回看。这个从将来往回看的模式，直接进入了梁启超自己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各位想一想，《新中国未来记》的第一章是庆祝1962年，庆祝中国新立宪六十周年，上海开博览会，有一位孔先生上台演讲，回顾往事。这个模式我想是直接可以和贝拉米的《回头看》连在一起的。这个观念性的改变刚好发生在1900年左右，前后不超过两年，直接进入了晚清小说家的脑子里面，他们就可以经过翻译和改写，带动一大批科幻小说的发展。

梁启超

第二个先决条件就是空间观念。现在讲空间的人太多了，因为有人认为后现代理论都是以空间为主，特别是研究建筑或其他艺术形式的，讲空间讲得太离奇，变成一些太过抽象的东西。可是我心目中的空间是有很具体的历史的体会性的。为什么呢？又要从梁启超讲起。前面说过，他从“国人”变成“世界人”的时候，他个人的经验里面中国的想象版图也扩大了。从中国到其他国家，要经过几个不同的疆域，那么对疆域的界线也就开始有知觉了。不像中国古时候就是一个“中朝”，所谓“Middle Kingdom”，中国是中心，蛮夷是在周边。你离开了中土领域就会进入蛮夷之邦，进入蛮夷之邦就会碰见神仙鬼怪了。比如《西游记》里面唐僧取经，到他离开大唐国界的时候，妖怪就出现了，大唐国界里面是没有妖怪的。

更早的边境神话还有西王母，西王母的领域大概在西边;同时还有秦始皇为了长生不老，派人到蓬莱仙岛去求仙丹，大概这仙岛是在东海，但到底有多远？靠近哪里？有人说靠近日本，那是后来人讲的。其实也无所谓，因为神话传说中的那种算计不是那么精确的。古人对中土——中国本身——的想象基本上有两个模式:一个是圆的，盘古开天辟地，地陷东南，所以中国想象中的地球是扁圆形的;另外一个传统，从道家得来的观念，认为地是方的，四方的，刚好和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四季是配合起来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从古时候的长安城的都市街道，一直到一般士大夫阶层住的房子，都是依据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为主轴。

可是到了清末，1900年左右，空间的观念有所改变。第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方圆的模式太简单了，它不能够概括整个的世界和地球。清朝的几位外交官和政治家，像薛福成这些人到国外去，回来写报告，里面就讲到这一点，当然还有像魏源写的《海国图志》，把基本的世界地理带进来了。现代地理学是和认识西方世界几乎同步的，而画的地图也越来越精确。鸦片战争后英国人打进中国来，英国人最厉害的就是地图。当时镇守边防的人就觉得英国人的地图太厉害了，在进占香港之前，地图测量非常精准。

世界地图就引起了中国人对五大洲的想象，他们也知道世界分为五大洲，但还搞不清楚大洋洲在哪里、非洲在哪里，只好靠想象。可有些东西是直接从历史经验中得来的，比如说1904年美国禁止华工，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掀起抵制美货的反美华工运动，在一般人脑子里，美国在哪里至少有个印象。所以开始扩展对于地理空间的想象，在这个世界地图里面中国的地位如何、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变成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晚清知识分子如何认识科幻作品中的“世界末日”？

如果我们再来审阅晚清小说的几个重要的文本，就会发现它似乎脱离不了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因素，时间的因素、西历的因素、对于将来的想象，甚至于包括地理知识的扩张等。

我们现在先用几个实际的文本例子来稍微讨论一下。第一个例子就是梁启超翻译的《世界末日记》。这个法文版本的作者叫卡米伊·弗拉马利翁(Camille Flammarion)。这个弗拉马利翁是位天文学家，当时相当有名。他晚年喜欢精神学，英文叫作Spiritualism，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也喜欢这种精神学。弗拉马利翁预测地球迟早会受到另外一个星球(彗星)的冲撞，冲撞厉害的话地球就会毁灭，他为了警告世人，就写了一部小说叫作《世界末日记》。这部小说当时很流行，有日文译本，可是我目前还没有办法找到，后来被改编成电影。这个故事不知怎么被梁启超选中，翻译成中文。我查了一下，在于润琦编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里面，有两篇《世界末日记》，一篇是梁启超翻译的，一篇是包天笑改写的，两篇的故事虽然是同一个来源，但后者只能算是创作。

到底梁启超和包天笑他们两个人的着眼点在哪里呢？倒是很值得研究。电影的故事我在网上找得到，是说有一位科学家知道彗星要撞地球了，而当时法国的资本家花天酒地，他想要警醒他们，希望开一个国际大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大家怕影响市场，所以资本家就反对，想要逮捕这位科学家，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呢，彗星真的来了，科学家才告诉大家要怎么做，但为时已晚，最后还是免不了毁灭整个地球。但地球不是一下子就完蛋的，开始毁灭之时，就感觉整个地球是冰冷的，人类是慢慢灭绝的。这个想象的意义深远，多年之后艾略特的一首诗里面就有最后这句话，“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地球是这么完的/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一声叹气就完了。这是非常有诗意的，至少我从弗拉马利翁的故事里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略带哲理性的科幻小说。

再看梁启超和包天笑的翻译，包天笑的翻译比较注重科学家，他把主人公变成一位中国的哲人，有点佛教意味的哲人，讲了一套人生的大道理，大家都在听。可是在梁启超的版本里面，他反而更注重才子佳人的因素，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绝世美少年”和“绝世美少女”。其他的人呢，都死了。起先是整个北方国家全部淹没了(故事非常像各位看过的好莱坞影片《The Day After Tomorrow》)，他们发现南部的非洲有个地方，大家都跑这里来，然后就都毁灭了;剩下的一批人跑到锡兰，到了锡兰只剩一个岛屿，这个岛屿上就只剩一男一女和一条狗。这男的要活命，少女就给少男一个吻，说我要先走了，少男握着她的手，感到万有世界一切化为乌有，突然就跑出来一条狗，然后就一起死了。描写得很美，但我看了觉得很好笑。不知当时读者的反应如何。梁启超在故事后面加上一个冠冕堂皇的“译者曰”，这个后记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不清楚。

也许有的读者或评论家会问，梁启超现在提倡新小说，又提倡时间的进步观念，提倡发展科学，建设新中国，要改革人民道德，怎么又搞出一篇《世界末日记》让大家扫兴的故事来？他的回答更奇怪，他说我翻译这篇故事不是为你们这些凡夫俗子，不是为你们这种一般的人。当年佛祖讲《华严经》是对着那些大菩萨讲的，也许我能念一两句:“我佛从菩提树下起，为大菩萨说华严，一切声闻凡夫，如聋如哑，谓佛入定。何以故？缘未熟故。吾之译此文，以语菩萨，非以语凡夫语声闻也。谛听谛听......”这些话是非常有哲理的，他背后的寓意来自佛教的唯识宗。当然你可以说，梁启超是个精英主义分子。

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也许梁启超的时间和空间想象里面，没有办法想象到“终极”这个问题，譬如我上一讲提到的终极问题。西方的时间观念里面，基督教的最后的审判，这个终极的观念是和世界末日的想象合在一起的，如果各位不信的话，可以看《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这部电影。《现代启示录》是末日论的现代翻版，就是把这种观念重新运用到越战当中。

梁启超面临的问题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于这种超越自身想象的生死大事、时空间隔，他能够找到什么样的资源？老实说儒家提供的资源不多，当时梁启超是念佛的，知道佛家，包括当时鲁迅也是念佛的，梁启超就从佛家里面找到一个典故，勉强(我觉得是勉强)来为他自己打一个圆场。

我个人觉得作家的说法不完全可信，他在后记中这么说有点诡辩。可是至少证明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世界的观念的想象，一下子就推到这么远的程度，也不过一两年、两三年的工夫，就从认识世界到幻想世界末日。那个时代的人可以想象到地球、气球和飞艇，一下子就飞到月球，月球还不够远，又飞到火星;有了潜水艇还不够，坐潜水艇到五大洲，跑到五大洲还不够，还要到南极北极。很多科幻小说里面一下子到南极，一下子到北极，它的时间观念还不大清楚，作者不知道从南极到北极要走多久，没有精确的观念。也许对于欧洲的地理概念比较多一点，因为有人从欧洲回来写报告和游记。也许对美国有点知识，但非洲在哪里，大洋洲在哪里，还不大清楚。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当时一般人所得到的西方地理知识和时间的观念与晚清的小说配合起来研讨，我觉得那就非常有意思了。

李欧梵，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新石头记》是响应梁启超小说理论的文本，

但为何效果却不佳？

下面再讲一个例子，可能大家都看过，叫作《新石头记》。《新石头记》是吴趼人在1905年写的。为什么我要选《新石头记》呢？不只是因为有很多学者提到了，比如说胡志德教授在一本英文书里专章论《新石头记》——他论的是《新石头记》的前二十二回，我的兴趣在后二十几回——你们大家如果看过《新石头记》的话，就会发现前二十二回是讲贾宝玉跑到当时的上海，碰到一些上海的奇怪现象，有点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稍微好玩一点。他还带了一名仆人，讲贾宝玉好像被强盗抢了，跟他的仆人失散了，就离开上海——他比较熟悉上海这个城市——走到一个荒野，而在这个荒野里面他进入了一个科幻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象。第二十二回里面写到“贾宝玉初入文明境”，他经过荒野就来到一个地方，上面有一个牌坊，写着“文明境界”。这是一个小小的Utopia，一个小小的乌托邦。他没有讲距离，一下子就进去了，也没有说是不是做梦。

后面贾宝玉做了一个梦，是在“文明境界”里做的。他进了“文明境界”以后，有人来带他。他就想到“文明”这个词，这个名词放在现代汉语里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是从日本来的，在晚清非常流行。贾宝玉在“文明境界”里见到一位老人叫作东方文明，展开了一系列的对话。

这一段很多人都研究过，包括王德威那篇有名的文章《贾宝玉坐潜水艇》。大家都知道贾宝玉是个传统的才子，进到这个新的世界里面，竟然又可以坐飞船，又可以坐潜水艇。更有意思的是，他经过这个“东方文明”的洗礼，还生下了三男一女(还是四男一女？)。每个人都代表了作者心目中中国最好的美德，住在这个新的文明社会里面的人，个个有公德，有医学知识，还知道怎么样防汛，这个新的世界里面的生活条理是很简单的。妙的是这个“文明境界”像是一个农村，然而境内“民殷国富”，共分二百万区，每区一百方里，数字很大，可是他描写得让我们感觉不是那么大;每区用一个字作符识，中央是礼、乐、文、章，东方是仁、义、礼、智，等等(见第二十二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象设计，就是把中国道家的小国寡民加上桃花源，还有儒家的道德规范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乌托邦。

吴趼人是一位典型的晚清小说家，他没有兴趣讲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他也不是一名蓝图的设计者，他只是带领读者进入一个新的幻想境界，然而这个新的境界，我们越看越熟悉。他把一些新的事物、一些陌生的东西带进来，赋予它一种中国文化的符码，或者说中国人比较习惯的东西，让大家知道，也许这个理想是可行的，也许在将来的中国这些东西都可以采用。吴趼人是一位比较保守的改良派，他不赞成革命，可是他赞成维新。他特别提出来的是，中国的传统道德、男女之间的道德、一定要坚守。

《新石头记》书影

对于当时大量介绍进来的所谓西学，特别是科技方面的东西，他有所接受，也有所保留。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小说里面有一个“司时器”，就是计时钟，“文明境界”里面的计时钟，是半新不旧的，跟现在的钟差远了。西历里面讲这个hour，一小时的时间，他说不好，一天分成二十四小时不方便，因为你这钟有上午下午，还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好，中国传统的一更差不多两个小时，不要分上午下午，他发明这个钟，就是不要分上午下午。这个钟很好玩，他大概看过从德国带进来的那种小玩具钟，时间一到，钟响之后，有一只鸟出来叫几声。你从这些非常小的细节里面可以窥测到，晚清小说对于乌托邦的钟点的想象是什么样子。可是你把这些小细节凑在一起，还是凑不出中国台湾学者所说的家国想象、民族想象。我觉得这是我要声明的一点，民族想象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过程，恐怕要到五四时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大家才慢慢知道原来民族国家是这个样子，而真正成型的是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建都的时候。

这部小说从文学价值上来讲，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可以说作者的想象力只达到某一个程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来检视这个过渡时期的“过渡笔法”——这是我自己创出来的概念——就比较好玩了。什么叫作“过渡笔法”呢？就是作者用的叙事手法都不是那么稳定，你说是新的吧，不新，你说是旧的吧，也有一点创新的地方。我经常为这个形式上的问题非常地苦恼，到底怎样处理晚清小说，西方叙事理论全都用不上，各种晚清小说有好有坏，都差不多，怎么办？可是我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晚清小说里面叙事者的角度变化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叙事者出来了，而叙事者的地位也不太稳定。

后来我读了赵毅衡的那本小书《苦恼的叙事者》，觉得大有启发，他说中国有传统小说叙事者，有“五四”新文学以后的叙事者，还有晚清的叙事者三种，最苦恼的就是晚清的叙事者。为什么苦恼？他有很细致的分析，就是说传统小说叙事者本来是和当时的社会一般的价值相吻合的，他代表的是当时社会的一般价值。如果叙事者和当时的价值不合怎么办？也有少数作者知道如何处理的，其中一位就是晚明的李渔。李渔的《十二楼》的叙事者就是他自己，他把自己的名字都摆进去了，从他这个角度就可以把各种人物玩弄于股掌之间。李渔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他可以对晚明的道德思潮作戏谑式的调侃，用一种后现代式的手法来戏弄，真是了不起。他连望远镜这个西方发明的新玩意儿，也带进才子佳人的模式里面来，变成才子偷窥佳人的玩具。当时西方耶稣会士刚带进来的这些奇器，只是好玩而已，可是到了晚清小说中就不只是好玩了，表面上也许很好玩，但背后的目的是很严肃的。

换言之，《新石头记》是吴趼人用一个小说文本来响应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可是相差很大。为什么相差很大呢？一方面因为作者比较保守，才力有限;另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梁启超完全没有看到的一个问题，要创新小说，那么形式怎么办？如果有新的内容的话，旧的形式容纳不下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是梁启超完全没有想到，因为他只想到小说的功用——“刺、熏、提”;他也不是文学理论家，他不是分析文本的，而且他用的例子也不多，大部分是经过日本明治时期翻译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现在有很多学者研究。夏志清先生早年写过一篇论文，提到梁启超看过日本最早的一个小说文本，叫作《佳人奇遇》。

晚清科幻小说与传统中国小说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佳人奇遇》是明治时期的一位政治家写的，写明治的一位志士，跑到美国的费城，遇见两位西班牙佳人，三个人同游费城，参观自由钟，和美国宪法起草的地方。这位明治志士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要回日本救国，干一番大事。原来那两位佳人也是落难贵族，反对西班牙王朝。这是日本明治作家写的典型的政治小说，把政治抱负和言情合在一起，如果你再检视一下，当时明治初期介绍进来的英国政治小说中都是这类人物。我想梁启超很喜欢这种东西，可是只写了一本《新中国未来记》就没有持续，因为他太忙了，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没有时间写小说。

最近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份材料，有位日本学者说，明治时期日本最流行的一本书，就像李提摩太的东西一样，整个把英国文学中的重要作家都介绍进来了。那本书的作者叫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书名叫作Self-Help(《自助》)，介绍英国人的价值系统，内中也提到他喜欢的英国作家，包括布尔沃·利顿(Bulwer-Lytton)，就是写《昕夕闲谈》的，还有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就是后来林琴南翻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作者。他介绍的都是历史小说、政治小说、言情小说，可是同时期重要的写实主义小说家例如狄更斯，他没有介绍。

更令我惊讶的是，这位日本学者还提到，第一本以小说形式把西方科学介绍到日本的欧洲小说原名叫Anno Domini 2065，就是《公元2065年》，英译本改名Anno Domini 2071，有中译本，叫作《梦游二十一世纪》。原著的作者化名叫Dr.Dioscorides，是拉丁文，原来是一位荷兰作家，我觉得他应该是十九世纪的人物。为什么明治人士会看上这位荷兰作家呢？因为日本在幕府时代只有一个港口可以开放，而且只有荷兰人可以进来，所以当时日本的西学就叫作荷兰学，而荷兰学最重要的是医学。

《梦游二十一世纪》这部小说到现在我还没仔细读，我昨天才从网上偶然找到，竟然可以下载，所以现在跟各位分享。我觉得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中译本用传统的注疏模式，在译文下面用小字详细解释了原文中的新名词。这部小说前面有一篇序，是译者加上去的，谈到此书在欧洲风行一时。故事开始是这样写的:“忆某日下午，独坐冥思，感已往之人物，而因及于文化，若荷兰诸名人......”各个著名历史人物就出来了。我觉得这部小说有点像《回头看》，它是把故事放在2065或2071年的将来，回头看欧洲的历史。而里面的重要的人物，有的很容易认出来，如伽利略，被翻作波利吕亚，下面有注解“意大利之天文家......”;然后是罗杰·培根(Roger Bacon)，“英之哲学家......”一路下来。

那么这些注解是哪里来的呢？我想晚清的小说家没有能力驾驭这类知识，恐怕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这个有待求证。我们再看一页，这名叙事者到了伦敦，是纪元后2071年元旦，乌托邦式的时间非常明确，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他来到了Londonia(伦敦尼亚)，原以为是他的故居伦敦，但又感到不认识了，自己成了异乡人。他在街上碰到一个十三世纪的人物培根和他的女朋友芳德西女史，芳德西英文或者荷兰文是Phantasia，意指幻想，你也可以说是哲学家培根和他的影子。我一看到这里就想到《老残游记》里的黄龙子和玙姑，两个人隐居在一座山上。然后叙事者就看到钟楼上写的是“纪元后二千七十一年元旦”，就引发一大段关于时间和计时的讨论，讲到“True Time”(真正时间)，什么叫作“Mean Time”(平均时间)，最后还创出一个“Aleutic Time”，中文叫作“阿鲁底时”。他说“真时我知之”——真的时间我知道，“中时余亦知之”——中国的时间我也知道。这里的“中时”，可能就是格林尼治时间，也可能是书里讲的“Aleutic Time”。接着又讲了一大堆，包括什么十二小时啦，伦敦尼亚的外来人口啦，非常仔细。我到现在也只看了三页而已，还没有仔细看。各位如果有人要写硕士论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这个文本好像是在《绣像小说》连载过，可能没有载完。当时读者的反应我也不知道。这部小说显然不是说了玩玩的，内容十分丰富，留待以后再研究。

如果要谈当时读者的兴趣的话，可以在《绣像小说》连载的小说中看见端倪。连载的不只是科幻小说，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上次讲到的《老残游记》和《文明小史》，都在这本杂志上同时连载。除此之外还有《大人国小人国游记》(Gulliver’s Travels)，还有《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这两部名著描写的都是“半吊子”的乌托邦。为什么中国人会喜欢？《鲁滨孙漂流记》讲的是鲁滨孙到一个荒岛上，和一个叫作礼拜五的土人一起生活，这两个人的关系，现在美国学者把这当作殖民主义和被殖民主义的关系，可是晚清的读者不是这么想的，可能就是把它当作一种科幻小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另一种科幻小说叫作《痴人说梦记》，就是讲中国有一批爱国志士被清廷追捕，跑到一个小岛上，在小岛上见到土人，就把土人归化了，土人变成了他们的奴隶，就成了一个小小的乌托邦。

其他大量的文本多是半科幻、半历史演义，有的是讲世界大战的，发明各种电光武器，有一篇小说讲匈牙利被列强欺负，找中国求救，中国有个“电博士”跑去，用电子武器把他们征服了。最后的胜利者当然是中国。当时大国还没有崛起，还是东亚病夫的时代，自然有一种压抑的怨气出不来，就透过科幻小说中发明的“声、光、化、电”的威力，来使中国变成世界的中心。再看它怎样发展电力、电厂的呢？又和中国的地理连在一起了。比如说《电世界》里面那位电博士，他建造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发电厂，在哪里呢？是在昆仑山后面。总而言之，把一些幻想出来的科技和中国传统神话中的细节混在一起，就可以使得内容格外丰富，有时候丰富到了难以驾驭的程度。

我有一个基本的问题，现在还不能够解答，就是从技巧上来说，这类小说中到底哪些细节有点新意？外来的因素进入文本以后，产生了什么变化？如果照胡适的说法，这些都是“活文学”的话，那么它是不是代表一种小说文体进化的可能性？因为五四时期人们认为一切都是进化的，文体也在进化。关于文体进化论，我不是乱讲，而是有理论根据。有一位左派理论家，我觉得很了不起，是一名意大利人，叫弗朗科·莫瑞狄(Franco Moretti)，他原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任教，我从来没见过他，可是我们互相仰慕已久，他曾经把他的几本书寄给我，我从他的书里面得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现代史诗》英文版书影

他有一本书叫作Modern Epic(《现代史诗》)，里面有一个专章，讲文学进化论，他说他是直接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得到的灵感。他说文体的转化，不是因为有了新的内容和题材，而是因为叙事技巧上的小节(device)有所改变，他的这个观念基本上是从俄国形式主义的叙事学得来的，即是在某一种叙事的小节里面，旧有成规会有新的作用，他用了一个词叫re-functionalization——function就是作用，re-function就是“再作用”——由此逐渐形成文体(genre)形式的变革。这个观点至少一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晚清的叙事者千变万化，就是它的某些作用开始变了，和传统的不太一样了，可它还是在传统的位置上，没有完全变成新式的有主体性的叙事者，譬如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和《祝福》。

另外莫瑞狄还有一个观念叫作“泥砖匠式”(bricolage)的演变，他说小说的架构就像盖房子一样，你要看到泥砖间隙里面的贴贴补补，往往小说形式的演变过程，就在它的贴补过程里面。他用了一个惊人的例子——原来他和我用了同样的例子——就是我上次讲到的音乐家勋伯格，勋伯格讲的a-tonality，所谓调性或者十二音律，并不是故意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的，他说在传统的和声学里面，从一个音到另外一个音中间，要有过渡，过渡的音就是半音，把全音和伴音同等对待，合在一起就成了十二音律，无调性因此而诞生，他变成一个崭新的形式。从这个立场来讲的话，我们不能说完全可以运用到晚清小说，因为我的一个比较悲观的结论就是，晚清小说还没有在细节上发展它的新意，甚至不知道哪些细节是重要的，而我们往往要在作者和读者不重视的那些文体空隙里面，找到它的新意。那么怎么找呢？这个各人的解释就不一样了。

我刚刚是尝试做一些我个人的探寻，希望在一些细节里面看出新问题来，譬如说小说怎么开始，叙事者怎么进入，情节如何倒叙，小说怎么结构，等等。晚清小说最明显的特色就是情节叙事往往被腰斩，作者没时间写，或者写不出来，这些都是外在的因素。内在的因素呢？还需要再继续探讨。

但总的来说，晚清小说的写法已经跟传统小说有点不一样了，已经不像以前的《三国》《水浒》那样的写法，它的历史感没有那么强了，没有把现在比附到过去，明明写的是明朝，却说是宋朝的故事，像《金瓶梅》;《三国演义》是明朝人写的，可是写的是古时候的三国。明朝还有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说，叫作《西游补》。《西游补》是唯一一部偶尔讲到未来世界的。各位如果看过的话，就会知道表面上它讲的还是过去的世界，未来世界只讲了一点点。有一段讲到秦桧出来了，被孙悟空审判，孙悟空变成了虞姬和项羽对话。可是中间孙悟空一不小心进入了未来世界，发现怎么这个世界的日历是颠倒的，一个月是从三十号、二十九号开始，初一是结尾，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那时候对于将来的想象，是一个镜像，像是从镜子折射回来的。

而这个镜像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学里面，是从古代一路传到清朝的，甚至可以说一直到《镜花缘》。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寓言的话，它具有梦的作用，叙事者可以借此思考，用拟话本对读者的言说方式，“列位看官......”另外一方面，我发现白话文的“我”进来了，有时候写成“余”，有时候写“我”，而这个“我”直接经由叙事者的声音进来，而叙事者的声音有时候不见得是作者的声音。此类的复杂性好像很自然地进到文本里面，可是它没有改变文本本身的形式规范，而变成鲁迅式的短篇小说。大家对鲁迅都很熟悉。在此就不多讲了。其实，即使从这么一点点端倪里面，我就觉得晚清小说还是很值得研究。

康有为为何是当时将乌托邦写得最成功的作家？

最后，我要讲一讲我个人认为把乌托邦写得最成功的作家，就是康有为。康有为从来不承认他写的是小说，因为他写的那部名著叫作《大同书》。据现代学者的考证，他是在1902年流亡印度的时候开始写的，1913年在《不忍》杂志连载了一部分，而全书出版在1927年他逝世以后。我要提出同样的问题，就是康有为是怎么想象出他的大同世界的？这一点我还没有讲过，资料都带来了，但还没有整理成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香港见到一位电影导演叫陈耀成，他拍了一部纪录片叫《康有为在瑞典》，又叫《大同》。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我今天带来了，可是没有时间给各位播放，因为版权问题可能也不能演。他就特别把康有为的故事放在瑞典，康有为有本书叫作《瑞典游记》，他问我有没有看过，我说没有看过，他马上就送给我这本书。这本书在康有为周游十二列国的著作里面没有受到重视。

原来在1904年，就是我们讲的这些晚清小说文本大量出现的时候，康有为正流浪在欧洲，到了瑞典两次。他最喜欢的欧洲城市，他自己说得清清楚楚，不是伦敦，他说伦敦太脏了，房子太旧;也不是巴黎，巴黎也差不多，太老了;纽约，他说房子参差不齐，有高有低不好看;然后他说柏林好一点，可还是肮脏;最好的都市是斯德哥尔摩，就是瑞典的首都。他说斯德哥尔摩和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是他心目中最喜欢的两个西方的首都，其中又以斯德哥尔摩最美。为什么呢？它是欧洲唯一一个在小岛上的首都。康有为非常喜欢岛屿，喜欢到什么程度呢？他在斯德哥尔摩附近买了一个小岛，想在那里归隐，在岛上一家旅馆住了很久，还写了很多首诗。他第一次到斯德哥尔摩，是跟他的女儿康同璧同行，住在有名的Grand Hotel，就在港口那里，最近我和妻子去北欧旅游也住过，床太软，很不舒服，可是历史悠久。多年前我曾经跟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一起在一个小城的旅馆开学术会议，马悦然教授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康有为在这里住过，我当时没在意，后来找资料，发现原来就是他讲的那个岛上的旅馆，他非常喜欢那个小岛。

《大同书》，康有为著，中华书局2012年7月版

他在1901-1902年开始写《大同书》的初稿，这中间的经历给了他足够的灵感，让他把儒家的传统和西方的经验结合起来，儒家的传统全在他的著作《孔子改制考》里面。康有为属于今文派，而今文古文之争，古已有之，这个对我来讲并不稀奇，稀奇的只在于康有为能够把“将来”变成一个现实。而中国之前的古今之争从来没有把将来看得这么重要。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对将来的设计是非常清楚的，大家都知道他分成治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三个阶段，最终的理想政治制度就相当于世界大同。书中提出要“去九界”，包括国界和家界，将来的地理也说得清清楚楚，分地自治，“举各地经纬分为百度，赤道之北五十度，赤道之南五十度，共一万度”，条理井然。

最重要的就是——这部影片最后也提出来了——去除婚姻制度的束缚，康有为是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他认为婚姻的制度很不好，男女婚姻应该有契约，一个月为期，如男女双方相爱再延长。虽然表面看来非常可笑，但是据说现今欧洲很多夫妇都在实行这个制度，结婚时先签个约，如果将来离婚的话子女该归谁，财产怎么分，还有其他的种种安排。康有为的这种想象当然不能实现，但却设计了一个十分详细的蓝图。

我觉得康有为的悲剧就是他的乌托邦式的想象在中国完全不能实现，我们从中看得出来乌托邦建设的困难，事实上到现在为止还存在这个问题:怎样建设一个乌托邦，是不是将来会变成一个“反乌托邦”呢？这是我们面临的西学东渐后的一个梦魇。你们看到的好莱坞的电影全都是反乌托邦的，什么《蜘蛛侠》《蝙蝠侠》等等，背景都是一个魔都式的城市，科技是为坏人所用的，好在有一个蝙蝠侠、蜘蛛侠这样的超人来奋斗，拯救人类。万一超人失败了怎么办？目前《蝙蝠侠》已经拍了第四集，里面那个Joker的反派角色，演员演得非常好，真人最后吸毒死了，但在电影中并没有死。当代通俗媒体中的这种反乌托邦和乌托邦的对比，那是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题目。

演讲 | 李欧梵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