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唐朝人看这里!中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瓦斯勋

贾思勋，北魏时期杰出的农业科学家，山东益都人、知事，回到家乡亲自参与农牧业生产，对农业科学进行深入研究。

在公元533年至544年的十多年时间里，贾思勰将他多年积累的丰富的农业科学知识，认真加以整理，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农业科学著作《齐民要术》。

这部书不仅总结了农业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也反映了作者尊法反儒的思想。

贾思勰生活在北方社会经济开始恢复的北魏时期。北方黄河流域一带，自从西晋末年以后，长期处于战乱状态，经济和文化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北魏孝文帝继位之后，为了缓和当时的矛盾，实行了均田制。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如何发展农业，仍旧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些情况，对贾思勰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他继承了法家重农的思想，在《齐民要术》序言的一开头就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

“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一个国家是不是强盛，主要在于对农业生产的发展重视与否。农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

贾思勰在序言中，引用了管子的一段话，“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同时批驳了孔子“耕也，馁在其中矣”这种轻视农业生产的言论。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他在批判儒家轻农思想的同时，大量引用了李悝、商鞅、晁错、桑弘羊等法家的言论和事迹，歌颂了法家重视农耕的路线。

“田者不强，囷仓不盈;将相不强，功烈不成。”

他称赞晁错等人的“贵五谷而贱金玉”的论述，他赞扬桑弘羊的“均输法”是“益国利民，不朽之术”。

他的农业科学知识的来源和写作《齐民要术》所遵循的原则，是“今采捃（收集）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起自耕农，终于醯、醢（酿造、腌制之法），资生之业，靡不毕书。”他把群众的经验加以总结，上升为比较系统的理论。

《齐民要术》是一部完整的、有系统的农学著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著作。全书共分十卷，九十二篇，正文七万字，注释四万字。其中参考和引用的古书有一百五、六十种，采用的歌谣和民间谚语有三十多条。

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广，从耕种操作到制醋造酱，凡是农业生产以及与农民生活相关的事，都有详细的记载。包括农艺、园艺、林木、畜牧、养鱼和农产品制造及其他农业、手工业等。

在这部农业著作中，贾思勰在农业上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带规律性的认识。

他总结耕种时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耕种要不误农时，要因地种植。

他提出，在种地时要精耕细作，“初耕欲深，转地欲浅”，“秋耕欲深，春、夏欲浅”。

他提出，恢复土地肥力，实行轮作法，若连种谷子，“则莠多而收薄矣”。

他还提出密植和套作法，重视种籽品种和性能。

贾思勰的这些思想，经过现在科学实践证明，大多数都是正确的，他对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部“农业百科全书”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李春

“华北四宝”：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其中建筑年代最久、实用价值最大、科学成就最高的，就是赵州桥。

在河北赵州（今赵县）城南五里的地方，有一条由西往东的大河，洨河。在古代，洨河的流量随着季节变化，差别很大，每年夏秋两季降水量大，给两岸居民和来往行人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于是，能够“舟楫航行其下，人马车舆通过其上”的安济桥诞生了。安济桥，即赵州桥，由于全部用石料建成，又称大石桥。

赵州桥由隋代一位普通的桥工-李春设计修建。但李春的生平事迹，在“正史”里没有记载。后人之所以知道他的名字，主要因为历代整修大桥时所写的桥铭。

唐代开元十三年，《安济桥铭》记载：“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

明代嘉靖四十三年，《重修大石桥记》记载：“ 赵州桥‘隋大业间石工李春所造。”

等等。

这些简略文字，只能告诉后人们李春是隋代大业年间的一位石匠。他生活的时代，是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隋代统一之后，消除了割据和战争状态，推动了社会的发展。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客观上要求扩大交通和运输，以便交流。而赵州是南北交通要道，城乡物资交流频繁，运输量很大，需要修建一座既牢固又便于行船的桥梁。

一千多年来，赵州桥巍然屹立在洨河之上，它是我国和世界上保存完好的一座最古老的石拱桥。

赵州桥全长五十点八二公尺，宽九点六公尺，桥上有三股道，中间走车马，两旁走行人。

李春注意到赵州桥地处洨河下游，每年夏秋两季水势大，为了保证河道畅通，防止阻塞成灾，他改变了在河心抛石筑墩的传统形式，创造性地运用了单拱长跨度的方法。 赵州桥大拱的净跨度长达三十七点四公尺，跨度虽大，可拱高只有七点二三公尺，因此桥面坡度平缓，有利于交通和运输。这种平拱形式，跨度和高度之间的比例只有五比一左右。

在大拱的两肩上，又各有两个小拱，使得整个桥型显得均衡对称，布局极为规整。

这种拱上加拱的“敞肩拱”的桥型，欧洲的赛雷桥比赵州桥晚了七百年。

全桥由二十八道拱圈，采取纵向并列砌置的办法组成。每一道拱圈都能独立存在，施工时可以一道一道地砌筑，使桥面逐渐加宽，还可局部修补，不至影响整个桥身的安全。

每一块拱圈都是由四十三块拱石组成，每块重约一吨。为了加强拱圈之间的联系，使用九道铁梁横贯于拱背之上，为了加强纵的联系，使用了腰铁嵌入拱石之间，使整个大桥形成一个整体，牢固耐久。

桥面两侧石栏杆上还有很多精湛的古典雕刻。石栏杆的全部构件，如栏板、望柱等都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

现存栏板中属于隋代原物的有雕龙栏板和斗子卷叶栏板，刀法苍劲古朴，布局变化多端。其中雕龙栏板，刻有各种式样的奔龙、交龙和绞龙。

望柱则有雕龙望柱、竹节望柱和狮子头望柱，雕工精细。

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给后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又发明了双曲拱桥，翻开了中国桥梁建筑史的新篇章。南京长江大桥的公路引桥就是采用了双曲拱桥的形式。

孙思邈

孙思邈，我国隋唐时期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出身于京兆华源（今陕西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他留下的《备急千金药方》和《千金翼方》，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孙思邈行医的年代，是隋末唐初经济、文化发展的时期。当时一些士大夫轻视医术，认为当医生是“下流”，热衷于教育子弟攻读“经文”，渴望从中得到一官半职。而孙思邈却志在学医，拒绝了“国子博士”、“爵位”、“谏议大夫”的高官厚禄，宁愿给穷苦人民治病。

他主张以治病为重，排除一切困难去尽心抢救，对待病人不应“瞻前顾后，自虑吉凶”。

孙思邈是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医学家，他不崇拜“医圣人”的偶像，反对“各承家伎，始终循旧”的保守思想，敢于对那些不载于古代医典的“后世臆度之说”、“后世偏杂之法”，加以研究和总结，并编录到他的书里。

他的医学实践和理论，突破了过去的《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的旧框架，使医道“至唐而一变”。

“读书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便谓天下无方可用”，他指出了临床经验比书本知识更丰富更重要。同时，他也没有忽视学习前人的医学成果，“白首之年，未尝释卷”。

孙思邈对他多年医疗实践积累的经验，从生理、病理、治疗、药物、方剂等基础理论，及内、外、妇、儿、针灸、按摩等各科，全面地进行了总结。公元652年，他写成了第一部著作《备急千金药方》。全书共三十卷，总编二百三十二门，合方论五千三百首，其中包括“脏脉之论、针灸之法，脉证之辨，食治之宜；先妇女而次婴孩，先脚气而后中风、痈疽、水肿；七窍之病，五石之毒，备急之方，养生之术”等各方面。

三十年后，他在《备急千金药方》的基础上，又写成了《千金翼方》。

孙思邈的医学成就，集中体现在这两本著作中。

在妇科儿科上的贡献：他是医学上创建妇科最早的一个人，他鉴于妇女有胎、产、经、带、前阴、乳疾等特殊病症，主张妇女单独立科。在“妇人方”之后，他还详细地论述了小儿的各种疾病。他对妇科、儿科的研究，给后来妇科和儿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医疗学上的贡献：针对当时医疗上存在的问题，他提出综合治疗的方法。他指出：“当今医者，各承一业，未能综练众方，所以救疗多不全济，或偏功针刺，或有偏解灸方，或有惟行药饵。”他提出：“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

在药物学上的贡献：他经常上山采药，并从中总结出一些特效药的用途。他特别强调采药的时节和处理方法，指出采药如果不按时节，处理上不分阴干晒干，结果就会“虽有药名，终无药实”，同朽木无异。

在方剂学上的贡献：指出如果医生不熟悉药物的特性，配药时不分主次、轻重，及药物间的相反、相杀的各种关系，而是随意杂凑成方，非但不能治病，还会使病加重。

其他方面的贡献：在“备急”中，对突发的“猝死”、“缢死”、“冻死”以及虫兽、火烧等伤，都编入了方剂，备作急救之用。

孙思邈逝世之后，被人们尊称为“药王”，他常去采药的五台山，被称为“药王山”。

张遂

张遂（公元683-公元727），又名一行，唐朝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县）人，著名的天文学家。

张遂生活在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盛唐时代。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天文、历法、数学等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并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从小就博览群书，最感兴趣的是天文学和数学，在青年时期就已成为一位以学识渊博著名的学者。武三思为了博取“礼贤下士”的美名，想与张遂交朋友。张遂不愿接受，又怕受到迫害，逃亡河南嵩山，出家为僧，名一行。

唐玄宗即位后，聘请学者充当御用顾问。张遂随同叔父到长安，充当了唐玄宗的天文学顾问。

在长安的十年里，他埋头于天文的观测和历法的改革。

开元年间，唐玄宗命张遂主持修订新的历法。在修订历法的过程中，为了测量日、月、星辰在轨道上的位置和运动的情况，张遂和一位天文仪器制造家梁令瓒及工匠们共同制成观测天象的浑天铜仪和黄道游仪。

浑天铜仪结构复杂，是在浑天仪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制成。它用水力运转。这个水运浑天仪上具列星宿，注水冲动轮子，每昼夜自转一周，使它和天象相符合。另设有两个木人，一个每刻击鼓，一个每辰敲钟，都能按时自动。方法精巧，运用灵活。

古代天文学家认为日、月绕地而行。“黄道”指太阳运行的轨道。“白道”指月亮运行的轨道。黄道游仪就是用来观测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运动情况的一种天文仪器。用它来观测天象，可以直接测量出日、月、星辰在轨道上的坐标位置。

张遂用这些仪器，重新测定了一百五十余颗恒星的位置，多次测量了二十八星宿距天体北极的度数，发现了恒星移动的现象。

张遂推断，恒星本身在天体上的位置，是不断移动的，并不像古人所说的恒星永恒不动。张遂是发现恒星运动的第一个中国人。大约一千年后，英国的天文学家哈雷提出了恒星自行的观点。

在对日、月和二十八星宿等恒星的观测中，张遂等人，又在全国各地进行测量日影的工作，从地日影的长短，求得天上北极差一度，地上南北差351里80步，这是世界上测量子午线长度的开始。

用标竿测量日影，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推算太阳位置和节气的一项重要测量方法。他们将全国分为二十四个地区进行该地的北极高度和冬至、夏至日影长度的测量。除了用标竿测量外，张遂还设计了名“复矩图”的天文仪器，来测量各地的北极高度。他使用的测量方法，是天文学史上的一次创举。

张遂最大的成就，是在总结历代天文历法成就的基础上，修订成当时比较先进的《大衍历》。

《大衍历》是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历法，突出的成就在于，它比较正确地掌握了太阳在黄道上运行时速度的变化规律（实际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时速度的变化规律）。

《大衍历》修成的那一年，张遂去世。张遂在天文学上的发明创造，不仅在我国的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世界天文学史上也是被公认的著名天文学家。

毕昇

毕昇，生卒年不详，宋代人，主要活动于庆历年间。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

布衣，普通的劳动人民。活版，即活字印刷。

蔡伦发明造纸后，用抄写的方法记载和传播文化更加普遍。到了东汉末年，出现了用石碑拓印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简便，却对唐代盛行的雕版印刷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到了唐代，人们又总结了常用的“印章”和“石刻”的经验和体会，创造了雕版印刷。到了五代时期，官方正式推广雕版印刷，组织人员雕刻“五经”。到了宋代，雕版印刷发展到全盛时期。人们选用梨木、枣木雕成书版、刻绘图画，然后印成书。

但是，雕版印刷存在一些缺点：耗费精力太大；占用大量的房舍，不好存放；发现错别字，没有改动的余地等。

毕昇为了弥补雕版印刷的缺欠，经过专研与反复实验，创造了活字印刷。

他用带有粘性胶泥制成薄片，刻成一个个单字，把这些字用火烧坚，以韵目分类的方法排放好，常用的字多刻些。印书时，根据书稿的需要，将活字块放在一张铁板上，按照书稿排好，用松脂、蜂蜡和纸灰之类的东西和字块同时放在铁范里，以火烧之，凝固成版型，再用一平板在上面按一下，则字平如砥，便可印刷了。

这种印刷方法，制版迅速，印刷质量好、速度快，印版中若有错字可以更换，且还可以反复使用，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元代山东人王祯在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原理的启发下，创造了木活字印刷术。

明代无锡人华隧，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使用铜字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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