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宋时期的言谏故事

隋唐宋时期是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文官制度成熟完整的时期。

作为这个时期的一个标志，就是言路比较通畅，皇帝诚心求谏、虚心纳谏，臣民积极上书、热情建言献策。不过，隋炀帝短暂统治的14年不在此列。从北宋后期至南宋，这种君臣言路开畅的情况也开始逆转。

隋文帝纳谏与隋炀帝罢谏

在历史上，隋文帝杨坚是以“勤劳思政”“躬履俭约”闻名的，且关注舆情。《隋书·高祖纪下》讲，开皇、仁寿之间（公元581年—604年），他经常乘舆巡访民生，“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或潜遣行人（采风官）采听风俗”。其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他派治书侍御史柳彧持节巡省河北52州，奏免赃污、不称职者200余人，令“州县肃然”。文帝执政时期最大的长处是善于纳谏，勇于变革，并迅速形成相应制度和政策付诸实践。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新任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见天下州郡过多，人浮于事，即向文帝上表说：“自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张之义，瑟无胶柱之理。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敢陈管见，伏听裁处。”此见载于《隋书·杨尚希列传》。时“帝览而嘉之，于是遂罢天下诸郡”。杨尚希所言凿凿，切中时弊。其表文中“十羊九牧”遂成为民少官多，机构臃肿或使令不一，无所适从的指代词，从唐代起，即被广为引用，至今犹然。《隋书·杨尚希列传》还说，杨尚希在朝时，看见隋文帝“每日临朝，日侧不倦”，就上书谏曰：“周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愿陛下举大纲，责成宰辅，繁碎之务，非人主所宜亲也。”文帝自谓天下初靖，百事待举，只有孜孜矻矻，不敢宁息;但仍懂得臣子的一番苦心，欢然曰：“公爱我者。”杨尚希素有脚疾，行走不便，隋文帝关心他，说“蒲州（今山西蒲坂）出美酒，足堪养病，屈公卧治之”，调其任蒲州刺史，并领本州宗团骠骑。隋文帝与杨尚希的这段君臣相惜的佳话，在朝中传为美谈，只是其中的一个闪光点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当时言路畅通，而为臣的敢于直谏，为君的善于纳谏。这才是隋文帝与杨尚希君臣友谊的基础。《隋书·高祖纪下》说，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四月，隋文帝向全国臣民发布诏旨，进一步鼓励天下臣民向国家建言献策，推诚布公而集谋广益。事实上，隋文帝执政时期，天下向中央进谏进言已蔚成风气。开皇六年（公元586年），考课（考核官吏政绩的制度）实行，问题尚不少。有位叫房彦谦的地方小官（时任秦州总管录事参军）便利用朝集（各州每年遣使进京，报告政务及财经情况，谓之朝集）之机，向尚书左仆射（宰相之一）高颎建议：可由朝廷遣使巡察地方，以配合考课;双管齐下，方能获得真实的官吏治绩。据《隋书·房彦谦列传》，当时房彦谦面对身居相位的高颎，不卑不亢，如此道来：“《书》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比见诸州考校，执见不同，进退多少，参差不类。况复爱憎肆意，改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诌巧官，翻居上等。直为真伪混淆，是非瞀乱。……唯愿远布耳目，精加采访，褒秋毫之善，贬纤介之恶。非直有光至治，亦是标奖贤能。”高颎听了，为之动容，遂将房彦谦的建议向文帝汇报，这才有了尔后文帝遣使持节巡访各地，考核地方吏治得失，以佐吏部考功司朝集考课之法的出现。而隋文帝时期考课制度的建立，则是高颎提出来的。隋初吏治，因无常年考校黜陟之法而显涣散。官吏干好干坏一个样，勤惰无辨，都能领取俸禄甚或升迁，故而多缺乏干劲与活力。鉴于此，高颎向隋文帝建议移用汉元帝时京房制定的“考功课吏法”，使“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这事见载于宋人苏洵《嘉祐集》卷九。基层官吏房彦谦的建议，则补充、完善了高颎之谋。

《隋书·百官志下》说：“每岁考殿最。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这是说，地方官每年朝集考课一次，是吏部常规的考绩;三年或四年综考一次，乃综合三四年的考绩，加以升降迁调。三年或四年连考中、下者，就要受到降职或撤职的处分。这样严谨的、比较有系统的考课制度之所以形成，是下自地方基层官吏上至宰相一齐开动脑筋，层层建议的成果，也是隋文帝鼓励纳谏，善于纳谏的成果。考课制度属于中国创立的文官制度的重要内容，隋、唐、宋之际是其完备、成熟期。隋文帝最先启动了这个成熟期的车毂。这是其统治时下情能上达，君、臣、民之间信息渠道较为通畅的结果。《隋书·高祖纪下》评论文帝：“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

隋文帝时期实行了三省制，内史省（隋初由中书省改）、门下省由宫内职官转为朝官。尚书省执行，内史省出令。门下省则专掌侍从谏诤，审议政令;其长官有纳言二人（正三品）。它本是侍奉内廷，以备皇帝之顾问。《隋书·柳机列传》载，柳机在文帝开皇年间为纳言，“当近侍，无所损益，又好饮酒，不亲细务”，所以几年后即被外放华州作刺史。门下省次官有给事黄门侍郎（正四品上）四人;又有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各四人，谏议大夫七人，散骑侍郎四人，员外散骑常侍六人，通直散骑侍郎四人等，负责纠正奏章得失。以上均为谏官。《隋书·柳机列传附柳雄亮传》载，文帝时，柳雄亮（柳机堂弟）任给事黄门侍郎，“尚书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驳正，深为公卿所惮”。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说他生性不喜人谏，所以把谏官全部罢废了。《隋书·炀帝纪下》说，炀帝“恶闻政事，冤屈不治，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听不得不同意见，所以像高颎、贺若弼、张衡、李金才这些曾在文帝身边参谋帷幄，绩著经纶者，因其敢倡正义，直言进谏，便统统给除掉了。炀帝当政时，政刑弛紊，贿货公行，人们“莫敢正言，道路以目”。他后来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缢杀在江都（今江苏扬州），乃印证了《尚书》里的一句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逭（huàn）者，避也，逃也。

唐太宗求谏和观史

唐太宗李世民是从隋末农民战争中走过来的唐朝第二代皇帝，亲闻亲见过隋炀帝包括滥杀谏官、谋臣在内的暴行。唐臣吴兢编著的《贞观政要》卷二专辟有《求谏》《纳谏》两篇，叙述唐太宗吸收隋王朝灭亡的教训，下定决心广泛求谏、诚恳纳谏的史实。贞观初，唐太宗对众臣子说：

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l]前世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又告诫众臣：

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炀帝岂不以下无忠臣，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

《贞观政要》之《求谏》凡11章、《纳谏》凡10章，又有《直谏》凡10章以及《君臣鉴戒》凡7章，记录了唐太宗君臣关于求谏、纳谏、进谏的讨论及其实践活动，极坦率与真诚。唐太宗鼓励众臣子向自己直言进谏，敢于批评，不要有所顾虑。他则广开言路，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求谏》记他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下诏：“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从今以后凡宰相入朝商讨国家大事，必须让谏官列席，预闻朝政。如果有什么批评建议，一定会虚心采纳。）从唐初起，中央官制中被隋炀帝废除的谏官即被恢复过来，设大小谏官一共36人，掌规讽过失，并侍从顾问。

唐太宗虚己纳谏的史事有很多，尤以其容忍、接纳魏征直率激烈的批评著名。各种唐史资料都记载说，魏征作为谏议大夫而坚守职责，刚直不阿，往往用最尖锐的批评弄得唐太宗面红耳赤，下不了台。贞观二年，唐太宗让长孙皇后将郑（仁基）家年方二八的女儿招来为妃。魏征知道后，就气冲冲地对他说：你住在宫殿楼台，应该想到百姓有没有茅草房安身;你身穿锦绣，应该想到百姓有没有麻布蔽体;你妻妾成群，应该想到天下男子是不是都有了妻室。你要娶的姑娘早已许有婆家;你夺人之妻，难道是国君为民父母的行为吗？太宗听了大吃一惊，听从了魏征的劝谏。魏征的敢于直言以谏，使唐太宗对他也有些害怕。唐太宗喜欢鹞子。一次，他正在后花园里玩鹞子，听见魏征的说话声，赶忙把鹞子藏在衣袖里。魏征装着没看见，同他议论国家大事，大谈皇帝玩物丧志的历史教训。太宗心里发急，但魏征则滔滔不绝。等到魏征离开时，鹞子已经闷死。据《贞观政要·任贤》载，太宗常常表扬魏征直谏，把自己比作矿石中的金，把魏征比作将金从矿石中提炼出来并锻造成器的能工巧匠。他说：“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

当然，唐太宗也是一个有性子的人，他对魏征的批评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六年”条说，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三月，魏征在朝廷当众顶撞了太宗，太宗回宫后怒气未消，对长孙皇后说：“恨不得杀了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要杀谁，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当众羞辱我，使我下不了台！”长孙皇后听罢，马上穿上朝服，向太宗称贺。她说：“我和陛下是夫妻，讲话都还要看你颜色，谨慎行事。而大臣都可以当面批评你，顶撞你，说明这些人都是公而无私的忠臣。像魏征这样的人批评你，你没有处罚他，说明你有开明纳谏的胸怀。有你这样的明君和魏征那样的良臣，天下还有什么不安定的呢？”听了皇后的劝解，唐太宗又转怒为喜。魏征也曾说过：“是陛下引导我们批评建议，我们臣下才敢言的。否则我们哪敢批评？”《贞观政要·任贤》记载，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因病不治而逝，唐太宗亲往魏征府上吊唁，放声大哭，还为这位忠臣诤友亲书碑文。过后，他怀念魏征的好处，对侍臣说：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唐太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把群臣敢言直谏当作装点门面的饰物，而是诚心诚意地从群臣的批评中汲取营养，警戒自己少犯错误。《贞观政要·纳谏》载，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向朝廷提了三条十分尖锐的意见：一是修洛阳宫，劳民伤财;二是收百姓地租，是重加盘剥;三是说民间百姓梳很高的发髻，是受了宫廷的影响。太宗听后十分恼火。他发怒道：“皇甫德参是想让国家一个民夫也不用，一斗租也不收，宫中都剃成光头吗？”他立即要治皇甫德参以诽谤罪。魏征上奏劝解说：“自古以来，上谏者多是言辞激烈。如果言辞平缓，不会引起君主的注意;但言辞激烈却与毁谤相貌似，可并不等于诽谤啊！望陛下详察。”太宗想了一会儿，终于说：“还是激烈一点好！”

唐太宗虚心纳谏的胸怀，吸引了不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包括身边类似参事的谏官及地方基层小官）为他陈述利弊得失，使他在制订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政策时，能尽量注意切合实际，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而虚心纳谏的本身，除了表明他对人才的保护（不使小人有可乘之机）外，也是对人才的一种尊重，对真理的一种服从。

“贞观之治”正是在这种君臣上下、社会上下比较一致的服从真理、尊重人才的人本主义的和谐气氛中发生与发展起来的。

《贞观政要·文史》里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问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我经常阅读前代的史书，发现它们能彰善斥恶，足以规诫后人。但我却不理解，何以自古以来，却不让当代君王观看当代国史？”

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是好事坏事都要收录的，以此警诫君王做非法的事。这样有些记录恐怕就不合君王的心意，所以便规定不让君王本人观看。”

太宗说：“我的看法却不同古人。今天我想看看当代国史，如果记载的是好事，当然无须多说;如果记载的是坏事，我就要引以为鉴，让自己不再犯错误。因此，你不必担心什么，可以把你撰写的国史抄录一份让我看看。”

房玄龄就通知中书侍郎许敬宗等将国史删改为编年体，有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抄送太宗。太宗看到关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的记录，闪烁其词，颇多含混，就对房玄龄讲：“从前周公诛灭管叔、蔡叔而使周朝王室安定，季友用毒酒毒死叔牙而使鲁国安宁。我当时的举动（指杀兄夺宗），意义与此完全相同，即不过为了安定社稷，为天下百姓谋利益罢了。作为史官应秉笔直书，为什么躲躲闪闪，有所隐瞒呢？应该去掉那些隐晦敷衍的话，直截了当地照实直书出来。”

当时任侍中的魏征知道后上奏鼓励唐太宗说：“臣听说人主的地位至高无上，什么都不顾忌，只有国史可以警诫他改恶从善。如果国史记述不实，后代的君主又能从中获取什么教益呢？陛下今天要史官改削浮词，据实记录，是最好的大义大公的原则。”

唐太宗坦然面对历史，不回避，不推诿，不遮掩，勇于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表现出一个有魄力、有胆识的封建政治家的磊落胸襟。当然，对于玄武门之变他是有着属于自己的自以为正当的解释。这是他的权利，是不好予以指责的。而他敢想、敢说、敢干，并敢让人照实直书，这件事情的本身便令人肃然起敬，足令那些肆意歪曲和篡改历史者（新、旧《唐书》于玄武门之变的记叙上即有意回护唐太宗）汗颜。

宋初两帝坦诚纳谏

宋初两代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炅（匡义）也能坦诚待人，虚心纳谏。《宋史·太祖本纪》赞太祖曰：“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就是说，凡是有欲向他直接面奏进言的，无论官职大小，包括州郡牧守、县令、录事和幕职官，他都亲自接见，耐心倾听。《宋史·太宗本纪》赞太宗曰：“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就是说对于那些不懂礼节，自以为是者的劝谏，也不怪罪。而两个一前一后的兄弟皇帝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虚心纳谏的前提下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判断力。

《宋史·赵普列传》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一天宰相赵普发现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便上书向太祖推荐。太祖认为赵普推荐的人不行，便拒绝了赵普。赵普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老是推荐这个人。第三次上，赵普竟向太祖讨说法，要他说出不用这个人的理由。太祖于是火了：“不用就是不用，还用讲什么道理！”说完，三下五除二地将赵普的荐人奏折撕个粉碎。赵普不动声色，默默地拾起奏折碎片，揣回了家。第二天，赵普又呈上一份奏章。太祖以为赵普是向自己认错来了，可打开奏章一看，竟愣住了：原来还是昨天那份荐人的奏章，赵普将它一块块拼粘起，又呈上来了。太祖叹了口气，想，莫非此人竟还了得，否则，赵普何以这么有“韧性”，坚持要荐他？太祖于是要赵普细细道来。赵普便具实而详尽地报告这个人才的特异之处。太祖听后，完全服了，就允准了赵普的奏章，将这位差点被“枪毙”的人才安排到朝内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后来，此人果然为国家做了许多好事。

《宋史》本传还讲了赵普与太宗的另一件事：赵炅当皇帝的第11个年头，即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春，朝廷派出大军征讨幽蓟，久未班师。赵普见时近秋序，边庭早凉，遂连续三次上书太宗，请求速诏班师，不要与辽军作太久相持，恐劳师远征，兵久生变。太宗看了，赠手诏给赵普，简要讲明大军久战辽军不决的个中原委，说疆场之事，朝廷早有准备，望卿勿以为忧;末了还感喟道：“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复来奏，嘉愧实深。”在太宗时期，还发生了一件与赵普向太祖荐某人相类的故事。《宋史·吕蒙正列传》说，太宗挑选出使朔方的人选。宰相吕蒙正推荐一个人，太宗不许。以后几天，太宗又三次要臣子荐举朔方使节，孰料吕蒙正都举出此人。太宗问吕蒙正何以如此固执？吕蒙正回答，并非我固执，只不过是不愿违背良心光讨陛下欢心;然后吕蒙正就详细介绍了该人可作朔方使的种种理由。此时同列官员个个心里都捏把汗。待吕蒙正坚持讲完，太宗退朝，给身边侍从讲：“蒙正气量，我不如。”最后还是用了这个人，《宋史》本传说，其“果称职”，就是顺利完成任务，不辱使命。（来源|《读者报》 资料原出处：《文史杂志》 佟河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