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05年，杨光成为大苏帝国的第二位皇帝。杨光收购了一个富饶而强大的帝国。统一的隋帝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日，国库积累的财产已经够用五六十年了。国税达到顶峰，大量精美的苏俄巴特正在市面上交易，抢劫省内各家的粮食都堆满了院子。(天下胜平日，司马全成)寂寞的泉水，都流进了里面。红色烂机张，委员会积在插头上)；边境上最大的威胁——突厥也在死于养犬.
杨广没有史书上说的这么不堪，在称帝之前就已经展示了自己的文治武功：荡平南陈王朝，攻克建康后却秋毫无犯；在江都做了十七年晋王，学江南话、娶江南人为妻、重用江南学子，最终南人归心于隋。即使唐太宗也不得不佩服杨广的文治武功，称他“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着声绩”。
杨广即位之后，面临着西突厥的威胁，当时，西突厥已经统一了“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吐谷浑则兼并了氐、羌诸族，并“分领羌胡之国”。大业初年，西突厥和吐谷浑俨然已经具备了与帝国分庭抗礼的实力。
隋炀帝头脑非常清醒，他想到了一个非常别致的方法对付西突厥和吐谷浑。游牧民族远非铁板一块，只要能离间各个部落，使之不能形成统一的力量，游牧民族就无法祸乱中原。
隋炀帝的具体措施就是国际贸易。
按照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大隋帝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生产瓷器、漆器、丝绸和粮食；游牧民族似乎没有什么优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养了几头牛、几匹马、几只羊，不远万里送到中原，却发现换回的粮食还是不够吃。游牧民族很生气，于是想到了自己另一种比较优势——抢劫。隋炀帝要游牧民族放弃这种具有暴力性质的比较优势，也就只能别出心裁。为分化西突厥和吐谷浑，隋炀帝有选择地对西域二十一国放开贸易。如果单靠市场，任何一个西域部落都不可能在这种国际贸易中捞到实惠，大隋帝国只能对来做贸易的胡商给予补贴，甚至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对这些客商出售商品。在这种有损大隋帝国经济利益的国际贸易中，获得贸易特许权的西域诸国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隋朝的好处。既然已经获得了好处，这些部落也就必然切断了和西突厥、吐谷浑的往来。游牧民族化整为零，也就失去了挑战大隋帝国的实力，正如当时朝廷重臣裴矩所言：“诸蕃既从，浑、厥可灭。”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秋，隋军攻破吐谷浑，生俘王公贵族两百余人，建立河源四郡。
但问题是，隋炀帝经略西域贸易的方式已经违反了市场规则，大隋帝国同时存在一个市场化的国内生产体系和官僚控制的国际贸易体系，这就为败亡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从当时的进口商品来讲，西域的商品集中于香料、珠宝、犀角等奢侈品，对普通人的福利毫无效用；从出口产品来看，又集中于粮食、丝绸、布匹等日用品，封建官僚自己不从事生产，货源当然是没本钱的买卖-—税收，结果不仅不能刺激民间生产，反而会破坏国内市场秩序，加重黎民百姓的负担。
最离谱的是，一旦封建官僚被允许经商，在利益驱使下这些人便会迅速把手伸向社会的每一个产业，甚至自行创造赢利机会挤压民间商业。在利益驱使下，封建官僚同样也会拿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创新赚钱方法，这批人可是科举考试中被选拔出来的人中之龙!
《贞观政要》记载，隋帝国在西京长安征集向西域河源郡运输粮食的驴子，封建官僚用同样的手段愣是把五百钱一头的驴子炒到一万钱一头……。
如果说封建官僚仅仅是业余时间炒作一下毛驴什么的，大隋帝国并无必亡之理。错就错在大隋是一个强盛的帝国，隋炀帝有动机、有能力，更有财力干一些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比如，贯通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巨型水利建设工程，是一条连通中国经济血脉的河流，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以上种种，仅对后世而言。实际上，京杭大运河“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手挖肩扛的时代，贯通京杭大运河这样的工程不但需要很多民工，还需要相当数量的封建官僚从事管理工作。一旦封建官僚的势力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帝国蒸蒸日上的经济进程也就戛然而止。
各种历史资料告诉我们，为修建京杭大运河，隋炀帝毫无节制地征发劳役，最终引爆了流民暴动，把大隋帝国引向了不归路。修建运河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败亡，也可以激发财富创造力。但关键是看由谁来主导修建，商人还是帝国政府?这两者区别很大。
假设京杭大运河纯粹由商人修建，帝国授予一定时限的特许权，在特许期限内商人可以收过路费，过期后则改为免费。走水路的客商会因此节约一些时间，创造一些利润，当然，也会为此掏上一笔过路费。过路客商会将运费加价到商品上，等商品运到地方，只要愿意买、有钱买，最后修建运河的费用就都由众多消费者承担。运河修造成本就按照社会成员各自的需求分配，至于劳役，修建运河的民工自然会按照市场规则得到回报，不会引起任何不公，也不会引起任何暴乱。所有参与修建运河的人都会因此赚钱，也都会很欢乐。
但如果由帝国政府亲自操刀上阵修筑运河，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支撑这些工程的是大隋帝国皇权，劳役是无偿的，税收是无偿的，最弱势的群体将承担绝大部分成本，不但会降低社会生产效率，社会财富总额在特定的时点上也会下降。况且，隋炀帝在修建京杭大运河的事情上确实非常不地道。
隋文帝起自关陇士族，统治重心原本是“长安一洛阳”一线，北方汉人历来视江南为“蛮夷之地”，看不起江南这些“亡国之民”。偏偏隋炀帝起自江南，十年中主要在看江南烟雨，很少与关陇士族一起喝酒，也没怎么跟这些人联络感情。在争夺储君位置的岁月中，杨广甚至曾作了割据梁陈旧地的准备，江南才是他的龙兴之地、是他的根基、是他的老巢。
隋朝统一全国的时候，中国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江南，江南商人要想在江北开辟更大的市场，必须修通这条大运河。大运河通航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判断，“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潜商旅，来往不绝”。仅上述地名就可以看出，江南商人从这条运河上获益更多。
一条让江南获益更为巨大的运河，隋炀帝却选择完全在江北沿岸征调民夫和粮食，也就是说，这条河的成本基本上全部压在江北黎民身上了。江北商人势力弱于江南，封建官僚势力却颇为强大。按道理来说，如此损害地域利益的决定，一定会遭到反对。如此巨大的工程要征发众多民夫、收缴更多粮食，要牵动各方的利益，甚至要拆毁村寨、挖毁坟墓……
随着工程推进，大批流民再次出现在江北诸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封建官僚终于再次过上了“香涂粉壁，玉砌金阶，梁柱以明镜”的好日子。
一随着大运河渐次通航，江南一地需要一种价值较高的货币执行价值尺度，江都周边郡县公议，开十炉开始铸造白钱。白钱以铜、锡、铁合金铸成，是一种货币信用极高的货币，因为在当时，锡可是一种比黄金还要贵重的金属。很快，白钱就扩散到全国，成为一种流通量很大的货币(隋五铢仍然是最主要的货币)。江南出现白钱的时候，北方部分郡县隋五铢已经减重50%~60%。也就是说，在北方诸郡，很多隋五铢已经变成重约一克的荚钱了。
江南白钱在北国获得了极高的购买力，与正常隋五铢的兑换比例为1：5，又可以换到七八枚减重后的隋五铢。
隋炀帝看出了其中便宜，推出了一次貌似公平的改革：全国统一以白钱缴纳赋税，不再征收隋五铢，至于数量，原来缴纳多少隋五铢现在就缴多少白钱。问题是，江南一带向来都是以货币补偿税款，江北却从来都是缴纳实物。这个要求放到隋文帝时期也许并不过分，当年阔边直笔五铢钱也是这么做的。
但现在不一样了。
隋文帝起自关陇士族，是关陇士族领袖，在剥夺他们财富的同时给这些人留大隋悲歌一隋朝下了科举考试的出路，属于“交钱不杀”的政策。
隋炀帝起自江南，历来“培植南人”，不但虞世基、裴蕴等南陈前朝高官开始主持朝廷中枢，陈宣帝(陈叔宝)的女儿宣华夫人也独占帝宠，南人甚至开始渗入军方势力，江南将领来护儿、麦铁杖成为朝廷禁军最高领导。这摆明了是想撇开关陇士族单练，属于“要钱又要命”。
况且，隋炀帝同时还推出了一个类似西汉“告缗令”的诏令。西汉“告缗令”要求百姓告发富人所匿藏财富，而隋炀帝要求江北乡民揭发长官的恶劣行径，“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产业，以赏纠人”。收到告状信后，隋炀帝又往往不加深究就将被告者“皆斩”或“籍没其家”- 一本来就想摆你一道，这只不过是个借口。结果，告密者往往是无赖之徒，后来这条政策本身甚至成为北方官人剪灭异己的重要手段，“大抵被陷者甚众”。
对隋王朝来说，北方经济不如南国，这本不是一个问题，经济不好，慢慢建设就是了。封建官僚虽然聚敛无度，却是支持帝国统治北方的中坚，失去了关陇士族的支持，大隋帝国的气数也就尽了。
另外高丽联系突厥，要跟突厥共谋对付大隋帝国。此后，便是隋炀帝三征高丽了。
在修筑京杭大运河的吋候，隋炀帝就已经让广大江北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这一次，征讨高丽也主要在江北调集兵力，说白了又是“损北补南”。北方封建官僚再次放大了这种压力，征发民夫却不给任何补偿。士兵本来就是农人，隋朝北方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主，一个家庭失去了劳动力，也就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至于三征高丽，隋炀帝实在不应该下一道极为愚蠢的命令：为展示我大隋帝国道德风范，但凡投降的高丽将领和士兵，一律不需要缴械，仍让其维持原有编制。结果，高丽兵将一到打败的时候就投降，隋朝军队主力刚一离开就接着开战。一来二去，高丽战局渐成胶着之势，长年累月的战争也耗尽了北方财富。人们既然活不下去，杀心自起，起义再次爆发了。
说好听点，流民起义是大家仗着人多一起去官府讨个说法，答复不满意就砸烂官衙。说难听点，这种拖家带口的队伍根本就不可能投入战场作战，几万人的起义军经常被几百个官兵追着打。
这次不一样，造反的人除了流民，还有北方关陇士族。
隋炀帝以北方民力建设各项伟大的工程，虽然给了封建官僚捞钱的机会，但也给这些人造成了极高的机会成本，很多官僚因此被灭门。
与其每时每刻生活在恐惧之中，不如干脆反了吧!大业九年，隋炀帝亲征高丽，家中两代宰辅的杨玄感起兵谋反，这是隋朝第一次大规模内战。起兵的时候杨玄感的职责是河都运粮使，他利用手中的粮食在山东招买流民，首先发难。
朝廷迅速扑灭了叛军，杨玄感的首级也被传递到各郡警示诸官。单纯从这次战争看，隋炀帝是有能力控制局势的。
很遗憾，隋炀帝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再次起兵征伐高丽，照样尽发北国之兵(成年男子)。对大隋帝国来说，大业十年又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年景：山东诸郡遭遇旱灾，郡县府库中的粮食虽然堆积如山，但官吏就是不肯开仓放粮。更有甚者，诸如负责赈济灾民的于仲文等官僚，居然将赈灾用的粮食拿到集市上卖了一个好价钱!
流民开始还能剥树皮为食，然后开始吃树叶，等到皮叶皆尽就只能吃观音土，最后就是“人相食”(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充，吏莫肯拯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篱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
天下大乱，不可遏止地发生了。
关陇士族利用流民的仇恨点燃了农民战争之火，拥兵自重的封建官僚则成为主导，隋末农民大起义也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也再未产生的特征：叛军全部集中在长江以北，他们各自为战，不同的领袖却有统一的名称——“豪帅”，这些人原本是地方官吏，甚至是郡一级的刺史或封疆大吏。
生死存亡之际，隋炀帝又出了一招昏棋。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第三次北征高丽兵败。从雁门突围后，隋炀帝再也不愿意回到关陇士族的老巢——长安，而是选择了自己的龙兴之地江都。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在兵败辽东、身围雁门、烽烟遍地的情况下，隋炀帝不可能寄希望于没有势力基础、自己在位时仅有过数月盘桓的西京长安。无论是狐死首丘，还是图东山再起，心理上、政治上的因素都会促使他选择江都。
很遗憾，现在看来，这是错的。
隋炀帝是大隋帝国的正统，起兵反隋的人不是关陇士族的骨干，叛军领袖绝大多数只不过是低级官僚。即使隋炀帝失败很多次，他也始终是正统皇帝；叛军只需要一次失败，就可能出现全局性崩溃。更重要的是，江南虽然商人势力发达，却不可能为隋炀帝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支撑帝国平叛，隋炀帝手下最强势的“骁果军”本是为讨伐高丽建立的军队，无论士兵还是将领都来自长江以北。
隋炀帝的本意可能是南渡丹阳，仿效东晋保留江南半壁江山，以图东山再起。来自北方的将领和士兵可不这么想：江南虽然花好月圆，士兵的愿望却是回故乡与老母妻儿团聚，将领的理想则是杀回长安为自己拼得功名。
为笼络这些来自北国的士兵和将领，隋炀帝的谋臣为他出了一个馊主意：括江都人女寡妇以配从兵。也就是说，强令军中某个级别以上的军官娶江南女人为妻，这摆明了是想割据江南，永不再回长安。江北士兵“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也就在所难免了。公元618年，左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对“骁果军”造谣：皇帝听说你们想叛乱或者逃回江北，已经给你们准备了毒酒，鸠杀大家后，陛下将与江南人共享此地。随后，隋炀帝被叛军绞杀，南人大臣虞世基、袁充、来护儿、许善心尽皆罹难。中原大地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总结：隋炀帝推出了一系列相当不公平的区域政策，无论修建京杭大运河还是征伐高丽，都使江南获益而江北受损。江南商人是关陇士族最不能接受的一种势力，他们拥有土地、技术、金钱，不但人数众多而且靠创新吃饭，不可能任人宰割，也不可能被人奴役。掠夺江北利益补贴江南之时，隋炀帝却又必须依靠江北的关陇士族，隋文帝辛苦压制的封建官僚势力再次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关陇士族放大了隋炀帝政策的负面影响，三征高丽之后，“长安一洛阳”一带的江北百姓出现赤贫化。隋炀帝对这种情况颇为警觉，试图以白钱破坏关陇士族的财富基础，进而开始使用“告缗令”一类的极端政策打击关陇士族。关陇士族本是隋朝统治的基础，隋炀帝把整个北方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大隋帝国的瓤子终于烂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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