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朝“士”风

摘要

诗，这个字在中国文化中内涵很深，有时代表身份，有时代表职业，有时代表风度，有时代表精神形态。

这种酒后裸奔，恐怕不会是任何正常社会里文化人所当为，更何况因市长动问辄为大骂，詈市长为“痴人”。这与如今酒驾被查而借酒撒疯、出丑大闹者何异？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等待这种行为的都应是法律的惩罚。但谢灵运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却是“名士之风”，而谢本人则为一世文魁。一叶而可知秋，南朝之病态腐朽不难管窥之。

第二编 幼年的脚步

• 第三章、士族南朝与“士”之青瓷

第二节 五朝“士”风

一、士之源流

士，这个字在中国文化里内涵很深，它有时代表一种身份，有时代表一种职业，有时代表一种风度，有时代表一种精神形态。士之谓始于西周，是贵族阶层的最后一级，也就是“王、诸侯、卿、大夫、士”里面的士。春秋时，士大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以俸禄为生，有的有食田。到了战国后期，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被打破，一大批著名的草根达人登上核心政治舞台，他们多被称为卿士，士开始成为有政治地位的知识阶层的称呼，其中最为博学的被称为“博士”。同时，士这个称呼也开始有了泛指余地，一些专注于某种技能和事务的人被称为士，如“游士”、“辩士”、“侠士”等。

《说文解字》：“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 《说文解字》成书于东汉早期，这里对于“士”的解释还比较接近于战国之“士”的本相。

《通典·选举一》：

汉高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诏曰：“贤士大夫既与我定有天下，而不与我共安利之”……至景帝后元二年，诏曰：“有市籍赀多不得官，唯廉士寡欲易足”……武帝建元初，始诏天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从西汉初的情况来看，很明显“士”已经与道德品行挂钩了，“贤士”、“廉士”、“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皆指道德水准和个性品格而言，而且这些“士”成为王朝选官制度所关注的对象了。这也就奠定了“士”在两汉流变的基因，直到东汉中后期发展出了“名士”。“名士”是从东汉末到魏晋南朝，门阀政治从诞生到发展的基础作用力，也是最终士从个体之人变成了一个社会阶层的最关键一环。

由名士而士族的历史演进过程，前面已经详尽讲述。士族是“士”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它最“负能量”的一个时期。但再“辉煌”再有“能量”，在历史长河里都不过浪花一朵，终究会过去。士族在南朝自掘政治坟墓，再经宇文泰在江陵搞的一场浩劫，士族最终在历史舞台谢幕。为它拉下大幕的就是选官制度的彻底改变——历经四百年之孕育，科举制终于确立。而随着科举制的确立，士这个概念再一次发生改变。从此，凡读书应举之人就都被称为士子或士人，士成为了一个基数庞大的阶层。也从此，士成为“四民之首”，也就是“士、农、工、商”之首座。也由此，“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才成为天下之滥觞。是以科举制实在关系重大，有关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将在本书下一编里讲述。

二、玄·士·佛

提到南朝之“士风”，“六朝风度”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词。一千多年以来，“六朝风度”随着一部《世说新语》的传世，一直最能逗引“文青”和“狂士”们的遐思。特别是《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里那些嗜酒如歌、度世如风的人与事，更是让独思于世者追念不已。著者承认自己也是这样一路货色，是以每思六朝就不由不情感偏爱之。但研史之素养又清晰地告诉我，南朝之“士风”更多是一种历史之病态，是华夏一个特殊阶段里生出来的“肿瘤”。这个“肿瘤”生成之背景，为华夏第二次思想大融合。便如罂粟可为良药亦可为毒品，这一次大融合最终创造出2.0版的华夏，但也附带着产生了这样一个阶段性“病灶”。这个“病灶”的根源起于玄学，而佛学与玄学的互为融合为它提供了病理环境。

玄学之起源我们已经在以往的章节里有过介绍，何晏、王弼起其始，向秀、郭象成其型。这几位都是《世说新语》里常见的名字，向秀更是大名鼎鼎。《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开篇第一条：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南京六朝博物馆藏南朝“竹林七贤”画像砖，应是最贴近七贤本貌的形象

南京六朝博物馆藏南朝“竹林七贤”画像砖拓片

南京六朝博物馆藏南朝“竹林七贤”画像砖局部特写

“竹林七贤”可谓声振寰宇，千古谈“魏晋风度”例以为名。这七人里阮籍、嵇康、刘伶名气比较大：阮籍之“礼岂为我辈设也”；嵇康之“广陵散于今绝矣”；刘伶之“（饮）死便埋我”皆“名士风范”之率也。但若论对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和地位，则七贤中向秀第一人矣。向秀上承何、王，下奠玄宗。《世说新语·文学第四》：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郭象窃向秀之作以立世，是矣向秀实为南朝二百年玄学之奠基人。但子期为人又落拓放诞，才得以二阮、嵇康为侪，则“六朝风度”实与玄风相伴。

在《玉里看中国》一书中，我们曾经对魏晋南北朝时佛学与玄学的融合做过介绍，佛之“源起性空”与玄之“以无为本”堪堪相对，是以佛学之思想本土化实完成于南朝。在南、北政治分立的三百多年间：佛于北为“佛教”，更重法统、仪轨、宗门之组建，为修佛之外缘；佛于南为“佛学”，更重义理之思辨、玄论之通达，为修佛之内法。

有趣的是，佛学能于南朝得此夙缘，竟起于佛学高僧们之不专本业，私心旁骛。在《玉里看中国》里我们讲过一个支愍度过江讲“般若”，为配合玄学乃与伧道人创“心无义”学说的故事。支愍度之事发生在东晋成帝时，可知当时的高僧在南朝就已经以玄讲佛。而能在南朝玄风最盛之时做到这一点，则高僧们必然玄学程度极高。于是我们看到，撰于南梁之《高僧传》上的南朝高僧们，大都兼讲玄、佛，既是沙门高士又是玄门清流。在《世说新语》这部魏晋南朝名士言行总集里，居然记载了许多高僧的事迹，从佛图澄到竺道生皆有。且多名之为“公”，如林公（支道林）、远公（慧远）等，一如名士之例。且这些高僧之语，竟有很多是直接在玄学造诣上碾压当世名士，为名士们指点玄学迷津。《世说新语·文学第四》：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殷荆州（殷仲堪）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

高僧们如此玄学造诣，自然在清谈玄风最著之时甚得士族尊崇。例来引人入彀最高明法，即在其最擅长处折服其心，于是斯人尽入彀中，高僧们乃得大兴南朝佛法。《高僧传·卷七》：

度江以来，则王导、周顗、庾亮、王蒙、谢尚、郄超、王坦、王恭、王谧、郭文、谢敷、戴逵、许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汪、孙绰、张玄、殷顗，或宰辅之冠盖；或人伦之羽仪，或置情天人之际；或抗迹烟霞之表。并禀志归依，厝心崇信。

这一个名单着实了得，南朝二百年高门著姓泰半其中。高僧们由玄而佛，名士们皈依如云，自此南朝名士们也转而兼论玄、佛了，其代表人物前有谢灵运、后有周颙。

南京六朝博物馆复原的南朝统治阶层居所室内场所，此大概即为玄、佛清谈之处

谢灵运是南朝“名士风度”的代表人物，一副“谢公屐”不知让后世多少“文青”仰思，中国文学史亦为其留一席之地。《宋书·列传第二十七》：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也。祖玄，晋车骑将军。父瑍，生而不慧，为秘书郎，蚤亡……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袭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郎，不就……高祖版为太尉参军，入为秘书丞，坐事免。

此人是根红苗正的高门士族，谢玄之孙，其父生来有智障都能从最“清”之官秘书郎出身。灵运生就聪慧、心高气傲，十足名士范儿，连“员外散骑侍郎”都嫌不够“清”而不就。最后乃入刘裕幕府，从秘书丞这个高级“清官”出身。灵运文章冠绝其时，为一时之“文胆”：

“寻迁侍中，日夕引见，赏遇甚厚。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

这样一个顶级名士，却曾为慧远所折。《高僧传·卷第六·慧远传》：

陈郡谢灵运负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见肃然心服。

从此灵运潜心研佛，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学术成就。《高僧传·卷第七·慧叡传》：

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谘叡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

这相当于编纂了一部最早的《梵汉词典》，为佛学研究做了最扎实的学术基础工作。继而灵运又著成一部《辨宗论》。《论》是佛学中仅次于《经》的一种著作，它是大德解经立学派的哲学著作，能作《论》则卓然大家。《辨宗论》于佛学史最重大意义在于：它继竺道生首倡之后，详尽阐述了“顿悟义”，并解此“顿悟义”乃折中孔、释二家，并糅合玄学“得意忘形”（欲得之意必忘之形）宗旨——“今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一极异渐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虽合各取，然其离孔、释远矣。余谓二谈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说。敢以折中自许，窃谓新论为然，聊答下意，迟有所悟”。由此，我们乃知以“顿悟”为本的慧能南禅宗，为何能成为最本土化、最有生命力的中国佛教宗派。它的祖源之一就在南朝之名士，在于融合儒、释、道之思想。

上海博物馆藏南朝青瓷刻花莲瓣纹罐

南朝名士们兼为玄、佛，佛学因之在江南大盛，由此南朝青瓷上的佛教题材开始变的即多且“正经”与虔诚。

周颙亦是第一流高门士族，他是我们在上一章里介绍过的晋元帝股肱之臣周顗之后。《南史·卷三十四》：

颙字彦伦，晋左光禄大夫顗七世孙也……宋明帝颇好玄理，以颙有辞义，引入殿内，亲近宿直。帝所为惨毒之事，颙不敢显谏，辄诵经中因缘罪福事，帝亦为之小止……颙音辞辩丽，长于佛理，著《三宗论》言空假义。

这位周颙是一位典型的义通玄、佛的大名士，他以通玄学而为帝侍，却又常以佛经谏帝。最后与谢灵运殊途同归，以一部《三宗论》变身为佛学大师，并成为齐、梁间“般若空论”复兴的大功臣。这一复兴直接发展出南朝佛学的高潮顶峰——梁武帝时代。汉地佛教之门阙亦由此而立，则玄学名士于汉地佛其功至大哉。

三、五朝“士风”

由上面已经讲述过的内容，我们大概就能估摸出，五朝之士族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总体风貌。试想：一群没有任何生存压力，生来就能做官，而且是做又清闲又有“面子”之官的人。这些人还擅长摆弄文学和艺术，其中有些更厉害的还天天探讨哲学。那么这样的一群人会是怎么过日子呢？《世说新语》专门用了一个独立部分来描述他们的状态，这个部分叫“任诞”，也就是任性而怪诞。用最通俗直白的话来说：他们一定会闲得惹事生非；他们一定不会拿别人当一回事，而去在乎他人感受；他们也一定会荒诞而奢靡。因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大多很有钱。

《宋书·列传第二十七·谢灵运传》：

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

同历史上大多数安贫乐道的大学者、大思想家不同，谢灵运是真正的“物质、文化双丰收”。他富到可以自己制造景区，大概如今的大部分亿万富豪也难望其项背。他出去玩一趟，动静大到市长以为有敌对武装出动了，可见其之招摇和好“壮丽”。但这样一个人却又是一个佛学家，可见南朝之佛学怕也“淡泊”不到哪里去。也可见南朝之名士已经与东汉之名士大异其趣，此“名”已与品性没多大关系，而纯为家世之“名”和虚浮之“名”。

我们说过，《颜氏家训》里有很多颜之推对南朝门阀政治的反思，那么书中对南朝之“士”的描写也就比较可信。之推乃个中之人，以劫后之思，真可谓痛定思痛、直抒胸臆，试举最典型的几条于下：

（一）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

（二）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

（三）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四）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以上四条皆出自《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

如何？只此四条，千秋以下当如何观南朝之士族，更何况其还有更为荒诞之举。《南史·卷十九·谢灵运传》：

（谢灵运）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倮身大呼，（会稽太守）顗深不堪，遣信相闻。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

这种酒后裸奔，恐怕不会是任何正常社会里文化人所当为，更何况因市长动问辄为大骂，詈市长为“痴人”。这与如今酒驾被查而借酒撒疯、出丑大闹者何异？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等待这种行为的都应是法律的惩罚。但谢灵运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却是“名士之风”，而谢本人则为一世文魁。一叶而可知秋，南朝之病态腐朽不难管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