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但金钱是这个领域最好的催化剂。

因此,古今中外的各大文明都拥有过强势的货币体系。无论其原始价值高低,都可以在合适的区域内,成为多方认同的支付手段。一贯被评价为积贫积弱的宋朝,就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凸出。

由于历史原因,夹在隋唐与明清之间的宋朝,总是在许多传统流域表现实尴尬。不仅没有宏大的疆土开拓,还有着数次缴纳岁币的不光彩记录。但这也反过来促使宋朝人转变思路,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货币经济。

唐朝的对外贸易 就主要依靠胡商运作

因为哪怕是在对外交流密切的唐朝,大部分外贸都由朝廷默许的特定人群参与。广袤的内陆农村与相关人口,根本没资格分享帝国红利。直到王朝的中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对中央王权的削弱,促使江南和川蜀地区的民间自发市场成型。各方都为增强实力而鼓动经济增涨,结果促成了商贸的巨大发展。这就为后来的宋朝货币经济,打下了较为有利的基础。

随着北宋终结五代十国格局,突然发现自己需要直面更强大的辽国势力。数次北伐的失败尝试,对汴梁朝廷造成不小的心理阴影。加上西北边区的党项人叛乱,进一步让习惯于限制军权的宋人,不得不在外围驻扎大规模兵力。复杂的相互牵制结构,很快就以冗官、冗兵和冗费等形式,成为让统治者忧心忡忡的经济压力。

大量发行的宋朝铜钱

于是,为分散帝国的财政与军事压力,北宋成了历史上少有的“不抑商”王朝。依靠政策集中等手段,制造出几个非常繁荣的大型城市,并以基础价值不高的铜钱与铁币,作为充实流通领域的主要支付手段。至于有限的真金白银,则被作为战略储备,并发行有限的对外贸易币种。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的使用需求量便飞速猛涨。

据统计,北宋在建立之初就需要每年铸造约七万贯铜钱。按照每贯约为1000文计算,则总量相当于可怕的7000万枚铜钱。这样的“廉价货币”,自然需要以量取胜,才能维持价格体系。于是,朝廷每年又会增铸新的铜钱,并不断增加发行数量,抵消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直到公元1067-1085年的神宗年时代,宋朝官府每年铸造的铜钱数量已飙升至6000万贯,也就是让后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60亿钱。以至于有很多不明所以的后世读者,会觉得宋朝的经济实力足以买下半个世界。

宋朝每年都需要发行更多的货币

当国内的货币数量太多,就免不了将通胀效果转嫁海外。可惜,由于传统的丝绸之路被辽国和西夏把持,宋朝在这些方向的市场内没有主导条件。例如辽国在收取每年的岁币时,就要求宋人提供可用于国际流通的白银。其他部分则直接以实物替代,包括丝绸、茶叶等原材料或生活物资。宋朝铜钱虽然有通过边界贸易外流,但所占的比重较为有限。很多时候,对方也只是拿着铜钱换你的商品,免得付出价值更高的其他贵金属。

于是,宋人另辟蹊径,转而将铜钱经济的输出方向转向海洋。例如在公元1080年,宋神宗的朝廷就制定了《广州市舶条法》。支持有朝廷背书的官商,出航到沿海各国开拓市场。依靠阿拉伯或波斯移民的指导,很容易就抵达占城、真腊、三佛齐、渤泥等南洋小国,最远还能触及波斯湾或东非海岸。虽然出口主力依旧是丝绸、瓷器、各类纺织品、茶叶,但也势必在交易中输出手里的部分铜钱。

宋朝转而开始从海上发展经济输出模式

长此以往,就有大量的铜钱被走私到海外。在潜移默化之中,成为特定方向内的结算凭证。依靠强大的资源输出能力,更是在经济落后的朝鲜和日本成为硬通货。结果,由于铜钱的价值始终有限,反而因不断外流而造成钱荒。逼的北宋官府多次出台禁令,将携带货币出海者判处死刑。但还是挡不住人们将货币作为金属贱卖,持之以恒的销往世界各地。

反过来,拥有大量铜钱的番邦商人,也可以用这些铜钱到宋朝境内大量采购。一来二去,等于是削弱了汴梁王朝的原始设想。

最终 宋朝祭出了发行量更大的纸币

最终,宋人发现铜钱数量愈发不足,完全不能应对市场上的滞胀趋势。在万般无奈之下,开始发行最初的纸币作为补充。结果,新一轮的通胀又造成了本国经济的持续疲软。除少数大城市外,更多的乡间都陷入凋敝。没了主心骨的各级军政部门,也就在下一轮的蛮族南下攻势中,以超乎正常的速度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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