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书《山海经海内经》有一个有趣的记载:“齐灵在羽毛郊外杀死祝融,鲭鱼复活。”

尧命令祝融在羽郊杀掉了鲧,但大禹却从鲧的遗腹中出世。

鲧是大禹的父亲,上古有崇部落的首领,因争夺部落共主失败最终被杀。《山海经》把大禹的出世臆造为是其父亲孕育的结果,显然是有违常理的,但这又恰恰说明了原始社会末期“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已经落幕。

父权社会的进入,同时也意味着女性地位的下降,并逐渐成为男性的附庸。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朝历代的墓葬考古中一窥究竟。

如三国时期曹魏最显赫的女性—太皇太后卞氏,虽然其历经曹操、曹丕、曹睿三个时代,地位也从王后跃升为太后、太皇太后,但其死后,依然要与丈夫曹操和葬。曹操的高陵中,除了主室的曹操本人外,耳室合葬的正是卞氏。

《礼记》就系统的规定了“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在这一体系下,女子所能从事的事被进行了严格限制,她们不能干涉政治,不能随意抛头露面,一旦违反,动辄就会被冠以“红颜祸水”的帽子。

历史上著名的武王伐纣,周武王联合诸侯讨伐殷商的第一条也是最主要的一条理由便是“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牝鸡司晨”,即指责纣王让女子窃权乱政,有违天道。

但是如果我们梳理下甲骨文卜辞,就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商朝的女性几乎参与到了包括祭祀、农业、受封封地甚至带兵出征等所有领域,死后还可以享受单独祭祀。

最著名的莫过于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经常作为军事行动的最高统帅独自领兵,直接参与者国家大事。而殷墟小屯5号墓正是妇好的最后归宿,其中不仅出土了象征军事统帅的斧钺,而且独葬墓这种墓制结构也证实了妇好作为女性具有完全独立自主。

无独有偶,在武丁另一位配偶妇井的墓中,考古专家们也发现了大量铜镞与铜戈等兵器,这表明“王妇涉政”在商朝是存在的。

那上述现象有没有可能是武丁在位时的特例呢?

上世纪60年代,殷墟一处非王族女性墓葬中,共发现9具女性骸骨,其中有2位以铜戈随葬。孝民屯207号墓中,发现了一位年龄55岁上下的女性,墓制为独葬,其中除了陶器、玉石器及贝等象征财富的随葬品外,在其腹部也发现了1件石钺。

80年代,刘家庄5号女性墓中,墓主随葬有兵器铜戈,而且没有左臂,应当是在战争中伤残所致,这也从侧面佐证了商代女性古墓中的兵器绝不仅仅是随葬品。

那么平民墓葬考古结果又如何呢?殷墟西区2686号墓东西各有两个小坑,西坑为女性,东坑为男性,都没有随葬品,葬式也无明显差别,男女平等。

除了上述6处古墓外,在殷墟刘家庄和山西灵石,考古专家们也分别发掘了2处商朝墓葬,有意思的是,刘家庄墓主女性,随葬了铜礼器和玉器,而葬在旁边的男性墓却没有任何陪葬品。而山西灵石2号商朝墓中,女墓主随葬品出土了大量矛、戈等兵器,反倒是旁边的1号男性墓出土了大量簋、爵等利器。

众所周知,墓葬是一个时代男女地位的最直观体现,上述8处商朝墓葬,都证实了甲骨卜辞中提到的商朝女性参与政治的普遍性,这也就意味着,在商朝,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男女并无多大差异,同样可以享受祭祀,同样可以出征作战。

可见,武王伐纣的最主要出兵理由:“纣王听信妇言”是站不住脚的,是扣给商朝头上的最大的冤案。因为在商朝,妇女本来就可以平等的参与到国家大事中。

反倒是商周鼎革完成之后,周武王以“牝鸡司晨”作为商朝灭亡的前车之鉴,开始蔑视女性,形成了周朝特有的宗法制度,认为女性参政是祸国殃民的。自此,女性的地位开始迅速下降,直至形成后世“夫为妻纲”的不平等伦理。从这个角度说,周武王可谓给后世开了个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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