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5年的宋朝】万笑石：宋代毛诗图绘“雀背负盏”式爵及其相关问题

包租的宋代摩西斯图中不乏对祭祀场面的表达，但只有《载芟》和《桓》两个形象出现了特殊的造型祭祀(图1)。

其中故宫博物院藏的《闵予小子之什图》和上海博物馆所藏《诗经周颂十篇图》均包含了这两段图像。[1]本文首先对这种特殊祭器进行辨识，再讨论该器物和祭礼的关系，以及在绘画中再现动态礼仪时所要面对的时间性问题。

图1《诗经周颂十篇图》之《载芟》图局部（左）、《桓》图局部（右），上海博物馆藏

一、“雀背负盏”式爵

本文所要讨论的器物出现在《载芟》《桓》两图所绘祭礼的器具陈设中。粗看之下，这种器物与它周围的笾和豆十分类似，容易和笾、豆混为一谈。例如在《载芟》图（上海博物馆藏）中，两座祭坛上所列器具的最前排分别设有一件轮廓比较模糊的器物（图2）；比较明显可辨的是它后方的笾、豆和壶尊，与宋代《新定三礼图》所绘“笾”“豆”“壶尊”的形制基本相同（图3、4）。图中每座祭坛上的笾和豆共有八件，壶尊为两件。按《礼记·郊特牲》：“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 [2]，如果祭坛上最前排的这一器物也被看作笾或豆，那么每个台上的笾、豆总数就是九件，不符合“笾豆偶”的规定。细较之，也会发现这种器物的造型有别于周围其他器具。它的形制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最上为一杯，中间为雀形，最下为圈足。

图2《诗经周颂十篇图》之《载芟》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图3 《新定三礼图》之“笾”“豆”，影印宋淳熙二年（1175）本，中华再造善本

图4 《新定三礼图》，中华再造善本

参考宋代的经学和金石学图谱，可以将这种形式的器物称为“雀背负盏”式爵。《新定三礼图》将这种器形命名为“爵”，附图下方有注云：“刻木为之，漆赤中。爵，尽也，足也。旧图亦云画赤云气。余同玉爵之制。”[3]（图5）相较于先秦时期流行的三足爵，这种特殊形制的器物也以“爵”为名，但对于它的形制、功能和使用情况，目前的了解还十分有限，现代学者对它的命名也有所争议。[4]宋代金石学家吕大临在记录三足爵时，也曾简单提到这种爵：“今礼图所载爵者，皆于雀背负琖，经传所不见，固疑不然。”[5]故而本文借鉴吕氏的表述，将这种爵称作“雀背负盏”式爵，从而区别于三足爵。[6]

图5《新定三礼图》，中华再造善本

“雀背负盏”式爵没有宋代实物遗存，但有唐代哀皇后墓和元代虎头峁墓出土的陶器可资参考（图6）。[7]这两件陶器虽和《新定三礼图》标注的“刻木为之”存在材质上的差异，但它们的结构和造型基本一致。唐哀皇后墓的陶杯杯底和一只雀鸟相连，雀鸟的嘴和眼被涂黑，鸟身有朱彩绘的羽毛，足部残损，符合《新定三礼图》里爵的上半部形象；而且杯内涂有一层朱红，也符合《新定三礼图》“漆赤中”的色彩要求。虎头峁元墓出土的陶器被称作“鸽形灯”，参照《新定三礼图》，它其实也是“雀背负盏”式爵，只是残缺了雀背上的杯形结构。[8]比较宋代图谱中的“雀背负盏”式爵以及考古出土实物，可以看出它们和《载芟》《桓》两图中的祭器是同一种器物。从唐代到元代，“雀背负盏”式爵及其形象似乎一直得到沿用。

图6 唐哀皇后墓出土陶杯（左）与延安虎头峁元墓出土陶器（右）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金石学在宋代的发展促使宋人对爵的形制有了新的认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南宋刻本《纂图互注毛诗》舍弃了“雀背负盏”样式，只绘三足爵，还在图下特别注明“三足如戈形，戒其过则伤也”，强调爵的三足特质。[9]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宋本《纂图互注周礼》也刻绘了三足爵，而且和《纂图互注毛诗》里的造型大同小异；虽然这部书同时收录了“雀背负盏”式爵，但将它标为“三礼图”样，而将三足爵标作“礼局样”，说明后者才是当时皇家使用的祭器样式（图7）。

图7 宋本《纂图互注周礼》，中华再造善本

在马和之绘制毛诗图的时代[10]，皇家祭祀已经受到金石学影响。绍兴四年（1134）国子监丞王普奏议“明堂大礼”，提到祭器的使用情况：

祭器并仿聂崇义《三礼图》制度。普谨按：崇义《三礼图》如爵为爵形负盏于背，则不可以反坫；簠簋如桶，其上为龟，则不可以却盖。此类甚多，盖出于臆度，而未尝亲见古器也。自刘敞著《先秦古器记》、欧阳修著《集古录》、李公麟著《古器图》、吕大临著《考古图》，乃亲得三代之器，验其款识，可以为据。[11]

王普提出“雀背负盏”式爵不合古制，要用欧阳修、吕大临等人所著录的古器形制来替代聂崇义《三礼图》提供的器物图样，也就是将“雀背负盏”式爵改为三足爵。不过，这个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按《中兴礼书》，对于绍兴四年的动议，“礼官谓无博古图本，遂不果行”；到了绍兴十年（1140），才在“亲祀前期，内出古制爵、坫，以易雀背负醆之陋”。[12]从文献来看，绍兴十年之后，皇家祭祀活动中的“雀背负盏”式爵才完全被三足爵所替代。

根据前文所述，《载芟》图和《桓》图描绘的是“雀背负盏”式爵，而非三足爵。对于南宋绘画及其摹本而言，这种描绘是否具有合理性？

其实，“雀背负盏”式爵从皇家祭祀活动中消失之后，却在 地方上得以沿用。如洪迈（1123-1202）所说：

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礼器之外，郡县至以木刻一雀，别置杯于背以承酒，不复有两柱、三足、只耳、侈口之状，向在福州见之，尤为可笑也。[13]

洪迈见到福州当地依然在用“木刻一雀，别置杯于背”的礼器。他于绍兴十八年（1148）至福州为教授,绍兴二十年(1150)期满而归。[14]这说明当时福州仍在使用“雀背负盏”式爵。根据《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绍兴十五年（1145）皇家已要求按三代器物“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15]显然，福州地区没有遵照执行。该书又称：“今州县既无此本，而所颁降仪式印本尚仍聂氏旧图之陋”，可见不仅福州，其他州县的祭器也以聂崇义的图谱为准，自然也都在用“雀背负盏”式爵。[16]结合虎头峁元墓出土的“鸽形灯”，“雀背负盏”式爵可能直至13、14世纪还出现在一些地方上的仪式活动里。

再观马和之绘制毛诗图的时代，正处于三足爵和“雀背负盏”式爵并行于世的这段时间。因此画家将祭祀用爵描绘成“雀背负盏”的样式也不足为奇。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雀背负盏”式爵与图中其他祭器的关系，以及它在毛诗图的图像叙事中所承载的意义。如上文所述，“雀背负盏”式爵仅出现在《载芟》和《桓》两段图像，分别对应两种不同的祭礼。接下来将对这两段图像中的祭祀场景进行分析，考察相关礼仪以及描绘“雀背负盏”式爵的意义。

二、《载芟》图和籍田礼

毛诗图有比较严格的图画程式，各段画面前均有楷书题识，先记《毛诗序》对该篇的解释，再接诗篇全文，画面主题非常明确。《载芟》图也是如此，其题识首句出自《毛诗序》：“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点明了《载芟》图描绘的是籍田礼。作为春季劝农的重要仪式，籍田礼可大致分为耕种籍田和祭祀两个环节。[17]相应的，《载芟》图也主要描绘了两个内容——前景表现了天子亲耕籍田，画面右上角则是一个祭祀空间（图8）。

图8《诗经周颂十篇图》之《载芟》，上海博物馆藏

关于《载芟》图中天子耕田的景象，已有学者予以分析，在此不与赘述。[18]本文主要关注该图所表现的祭礼部分。图中的祭祀场所由四个L状墙体包围起来，这是象征祭坛四周墙垣的“壝”，它们在画面中的作用是确定祭祀空间的范围。两座左右并列的祭坛位于墙内靠后的位置。在画面右侧祭坛的前方，陈列着作为礼乐器具的钟架以及七名礼乐人员；画面左侧的祭坛前设有鼓和罄。其中右侧祭坛上还立着一根长条状的“石主”，鼓架上的六面鼓则为“灵鼓”，二者均用于祈祀社神。《载芟》图显然是根据《毛诗序》“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的观点，将籍田礼的祈祭对象确定为社神和稷神。[19]

值得注意的是，天子及其主要随众都不在《载芟》图所描绘的祭祀空间之内，其中天子背朝祭坛，正在进行耕种活动。加之历代籍田礼都按照先祭祀、后耕籍的顺序来进行，说明图中的祭礼已经完毕。[20]

此时，在每座祭坛上分别设有八件笾豆，两件壶尊和一只“雀背负盏”式爵。较之于图中的其他器物，画家对爵做出了相对细致的描绘，“雀背负盏”式爵的基本特征得到完整再现，并且它们被放在祭器群前排的中心位置。这些做法都强调出，在祭礼活动结束后，爵在祭器群中处于突出地位。

为何爵在《载芟》图的祭祀画面中得到如此的重视？将《载芟》图与另一段同样描绘祭祀活动、却没有画爵的毛诗图像相比较，能够说明爵在毛诗图的视觉叙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思文》图为辽宁省博物馆藏《周颂清庙之什图》中的一段，按画前题识，“思文，后稷配天也”，描绘的是天子祭天的场景。由于《思文》图只需表现祭祀活动，对祭器的描绘比《载芟》图更加丰富、细致。圜丘上设有笾、豆、尊、鼎、罍、俎等各种祭具，甚至可以依稀看见鼎上的纹饰，但该图却没有画爵。此时，图中天子在礼官的引领下，面朝圜丘行进，说明他即将拾阶登上圜丘，祭天之礼刚刚开始。（图9）

图9《周颂清庙之什图》之《思文》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综合《载芟》和《思文》两图可以发现，一段表现祭祀场景的毛诗图像是否描绘爵，应与图中的祭礼处于不同阶段有关。在祭礼的初始阶段，爵应该不会出现在祭器群中，《思文》用图像的方式再现了这一点。而如前文所述，《载芟》图中的祭礼已经结束，天子所处的位置、身体朝向以及出现在祭坛上的爵，都在暗示礼仪活动的时间进程。爵的出现似乎意味着图中祭礼的结束。

不过，就祭祀的完整仪节而言，摆放在祭坛上的爵只能说明籍田礼所规定的献爵环节已经结束，并不代表整个祭祀活动的完结。不论是籍田礼还是其他包含祭祀的礼仪活动，献爵之后都有后续环节。如按《中兴礼书》，藉田礼在献爵后，需行受福胙礼，之后是一项称作“望瘗”的祭仪，即填埋祝板和玉帛。[21]

但在《载芟》图中，献爵之后的这些祭祀环节都没有得到再现或者暗示，已经敬献并陈列在祭坛上的爵象征着整个祭祀活动的终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宋代毛诗图的目的不是给礼书作图解，或是为某项仪礼做一个人类学式的纪录，而是视觉化再现《诗经》所描述的内容。这种情况下，只需要呈现礼仪最核心的环节，例如献爵。二是充分利用爵在祭坛乃至祭祀活动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陈列在祭坛中心位置的爵易于观察和辨识，也是祭祀活动结束后一个明显的视觉特征。相较之下，被填埋的祝板、玉帛则很难以图像的形式得到表现。《载芟》图有理由忽略献爵之后的祭祀环节，直接以出现在祭器群里的爵来代表祭礼的终结。

因此，马和之《载芟》图中的爵提示了祭礼所处的时间节点，这在另一段绘有“雀背负盏”式爵的毛诗图像里，同样也可以得到印证。

三、《桓》图和祃祭

和《载芟》图一样，《桓》图也描绘了祭祀场景（图10）。图前题识引《毛诗序》：“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可知《桓》图事关祃祭，即一种军礼。又因题识所录《桓》篇全文有“桓桓武王”一句，说明这是歌颂武王的诗篇。按孔颖达疏：“《桓》诗者……谓武王将欲伐殷……为祃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22]由此看来，《桓》图表现的应是大军出战在即，武王举行祃祭的场面。

图10《诗经周颂十篇图》之《桓》，上海博物馆藏

图中的神位席提示了祃祭的对象，席上铺满了卷曲的黑色细线，似是一种草或毛状物。宋人陈祥道的《礼书》绘有这种席子，称之为 “熊席”（图11）。按《新唐书》记隋大业七年（611）的祃祭安排：

若祃于所征之地，则为壝再重，以熊席祀轩辕氏。兵部建两旗于外壝南门之外，陈甲胄、弓矢于神位之侧，植矟于其后。尊以牺、象、山罍各二，馔以特牲。[23]

该年祃祭所用的神位席也是熊席，用来祭祀轩辕黄帝；而且神位和兵器的位置关系、尊的类型及其数量都与《桓》图所绘几乎完全一致。北宋《政和五礼新仪》对于祃祭仪式空间也有详尽记录：“又设黄帝神位于壝内，近北南向，奉以熊席。置甲胄、弓矢于神位之右，建矟于其后……又设祭器，藉以席，笾一在左，实以鹿脯；豆一在右，实以鹿臡；牺尊一，置于坫，加勺幂，在壝内之东南，实以法酒。”[24]《新唐书》和《政和五礼新仪》里的祃祭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如以“熊席”祭祀黄帝、神位旁设甲胄和弓矢、神位后面立“矟”（长矛或近似长矛的兵器）；祭器方面则略有不同，隋大业七年动用了牺尊、象尊、山尊各二，北宋政和年间则是笾、豆、牺尊各一。结合以上文献可知，《桓》图所绘的神位席为“熊席”，祭祀对象是黄帝。[25]

图11 （宋）陈祥道《礼书》，元至正七年（1347）福州路儒学刻明修本，中华再造善本

与《载芟》不同的是，《桓》图重点呈现了祭祀场景，对祭祀活动和器物细节的刻画比《载芟》图更加用心和详尽。参照《纂图互注周礼》所记录的武器图像和名称，《桓》图从后往前分别描绘了兵器（戈和一种类似矛的武器），神位席，大致列作三排的笾、豆、尊、爵，再往前是茅沙、军旗和盥洗器；它们的左右两侧是甲胄和弓矢，每侧还有三人身着甲胄，手中握殳（图12）。祭器之中，笾的表面覆盖着若干线条，以此表示笾为竹编器；靠前的六个尊上还绘有图案，参照《新定三礼图》，分别是两个象尊、山尊和献尊（或牺尊），尊上还覆有“疏布巾”。（图4、13）在祭器群最前排的中间位置，是一个“雀背负盏”式爵，细致描绘出雀鸟的根根尾羽和承放爵的爵坫。

图12 宋本《纂图互注周礼》，中华再造善本

图13 《新定三礼图》，中华再造善本

根据前文对《载芟》图的分析，在祭礼的初始阶段，爵应该不会出现在祭器群中；如果出现了爵，则意味着图中祭礼的结束。对《桓》图的描绘是否也在遵照这种逻辑？

按《政和五礼新仪》中的祃祭祭仪，在祭器陈设完毕（即前文所述笾、豆、牺尊各一）、祭祀人员全部就位之后，仪式流程大致如下：上香；受币奉奠；“献官”执爵三祭酒和奠酒；“祝官”跪读祝文；之后进入“望瘗”环节，祭祀者离开祭台，将祝、币埋入瘗坎。[26]从这个程序来看，祭祀用爵到了祭酒环节才会出现，在此之前，爵未被放置在早已陈设好的祭器群中。如此看来，《桓》图中的祭祀活动应该至少已完成祭酒和奠酒环节，因为祭器群中出现了“雀背负盏”式爵。

当然，毛诗图描绘的是宋人眼中的先秦古礼，宋代的祭仪只能作为一种佐证。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还可以对《桓》图中祭祀人员和祭祀空间的位置关系进行解读。

《桓》图中的两面军旗标示出了祃祭的空间，其做法和隋大业七年“兵部建两旗于外壝南门之外”以及宋政和年间“建二旗于四门之外”[27]相同。画面左侧旗面上的图案形似走兽，右侧旗面的图案回旋盘绕。参考故宫博物院藏《小雅鹿鸣之什图》之《出车》一段，主将前方的四乘战车上也各有一面军旗，上面分别描绘一种神兽（图14）。按《礼记·曲礼》：“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28]，从《出车》图中的旗面图案及其方位看，前行战车上的四种旗子正是朱鸟（雀）旗、玄武旗、青龙旗和白虎旗。参照《出车》图中的军旗图案，《桓》图左侧的旗子应为白虎旗，右侧则是青龙旗。从神位席看向军旗，两面旗子也恰好符合“左青龙而右白虎”，并以青龙示东方，以白虎示西方。这种设置为画面中的整个祭祀活动建立了方位坐标，强调这是一个坐北朝南、左东右西的祭祀空间。[29]

图14 《小雅鹿鸣之什图》之《出车》，故宫博物院藏

画面右下角的武王及其随侍处于这个祭祀空间之外。有别于《思文》图中的天子面向圜丘行进，《桓》图中的武王面部和身体均朝向画面的左下方。无论武王本人，还是他所行进的方向­­，都完全位于军旗构筑的祭祀空间之外。这就说明，图中的祃祭典礼早已完毕，武王正在离场。

因此，爵在《桓》图和《载芟》图中的出现绝非偶然。这两段毛诗图像均描绘了祭祀用爵，而身为祭祀者的天子也都朝向祭祀空间之外的方向行进，以此表明祭礼的终结。爵的出现不仅仅意味着献爵的结束，还说明画面中的时间处于整个祭祀仪式之后。

四、看不见的爵：祭礼的时间性

为了证明上述推论，还需要回答为何其他表现祭祀场景的宋代毛诗图没有描绘爵。如前文所述，现存宋代毛诗图里只有《载芟》图和《桓》图出现了祭祀用爵；但通过分析器物和人物的关系，也能推断其他毛诗图中未得到描绘的爵身处何方。

在祭祀场景中绘有祭器、却没有出现爵的宋代毛诗图，主要见于辽宁省博物馆藏的《周颂清庙之什图》。根据图前题识，带有祭祀场景的几段画面分别是：1.《清庙》绘“祀文王”；2.《维天之命》绘“告文王”；3.《昊天有成命》绘“郊祀天地”；4.《我将》绘“祀文王于明堂”；5.《时迈》绘“巡守告祭柴望”；6.《执竞》绘“祀武王”；7.《思文》绘“后稷配天”。在这些祭祀场景中都没有爵的身影。另外，故宫博物院藏《闵予小子之什图》与上海博物馆藏《诗经周颂十篇图》中均含有一段名为《般》的画面，绘“巡守而祀四岳河海”，图中也没有出现祭祀用爵。

在这些没有出现爵的祭祀图像中，祭礼大致位于两个阶段：仪式即将开始，或者正在进行。呈现祭礼伊始阶段的毛诗图像有两个共同点：一是祭祀者位于核心祭祀空间之外，正在朝向祭祀场所行进；二是祭器群中没有爵。就仪式本身而言，这些祭祀活动都需要献爵。那么爵在哪里？《政和五礼新仪》在记录祃祭所陈设的祭器时，虽未出现爵，但提到“若爵洗之篚，则实以爵加坫”。可见祃祭在进行到祭酒环节之前，爵应在篚内。按《新定三礼图》记“篚”：“少牢礼亦云，爵勺觚觯实于篚。”[30]（图15）《纂图互注毛诗》也提到篚的用处是“盛币帛爵觯之类”。[31]从这些宋代文献可知，在宋人眼中，篚是盛放爵等器具的容器。在更早的文献中，《尚书正义》称：“祭祀饮酒之礼，爵未用皆实于篚”，《仪礼》也特别提到礼仪中有“取爵于篚”的动作。[32]由此推论，在祭礼的初始阶段，爵被装在篚内，不会和笾、豆、壶尊等祭器摆在一起。以《执竞》图为例，画面左侧被柱子遮住的篚“间接”地表现了祭祀用爵（图16）。

图15 《新定三礼图》，中华再造善本

图16 《周颂清庙之什图》之《执竞》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描绘祭礼正在进行中的毛诗图像有《我将》和《昊天有成命》。《我将》描绘的是成王祀文王[33]，成王跪于殿内。在他侧前方，礼官正将一个勺状物递给成王。（图17）有学者将礼官手中的勺状物解读为盥洗用“匜”，认为画面描绘的是成王盥手的场景。[34]不过它和其他毛诗图里出现的匜有很大差别，这一器物向前伸出的长条形结构不像是匜的流，更像一段手柄。这段手柄并没有握在礼官手中，而是由礼官呈递给成王，说明这是天子使用的器物。

图17 《周颂清庙之什图》之《我将》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这件勺状物和献爵仪式密切相关，它应是天子用来酌酒的圭瓒。它的手柄呈长方形，不像普通洗勺的手柄下粗上细（图7）。这一形制基本符合《新定三礼图》中被称为“圭瓒”的器物：“酌郁鬯以献尸也……圭瓒以祀宗庙”，这是一种祭祖时用来酌酒的器具（图18）。圭瓒也是天子使用之物，而且常会搭配用来盛酒的黄彝。按《新定三礼图》“黄彝”一条：“黄彝盛郁鬯……王以圭瓒酌献尸礼神。”[35] 可见，《我将》图中的勺形物并非用于盥手，而是酌酒用的圭瓒。虽然它相较于《新定三礼图》里的圭瓒过于简单，缺乏龙头等装饰，但二者结构相同，都带有平底的容器和长方形的手柄；而成王的右前方则是用来“盛郁鬯”的黄彝，被他遮住的是瓒盘。

图18 《新定三礼图》，中华再造善本

瓒用于祼礼。《周礼·春官·典瑞》称：“祼圭有瓒，以肆先王，以祼宾客”。[36]祭祀“先王”当用瓒，行祼礼。祼礼的方式是以酒液或其他气味芳香的液体浇灌在地上，以吸引神灵的关注。先秦时期，祼礼通常位于整个祭祀礼仪的开端。[37]在宋代，祭祀太庙也需举行祼礼。《政和五礼新仪》记“皇帝祫享太庙仪”，“晨祼”时“皇帝执瓒以鬯祼地”，“晨祼”之后则是“馈食”，在此环节，“洗官跪取爵于篚”，再由“皇帝拭爵”，经过繁复的过程后，“礼仪史奏请执爵祭酒”。[38]从这个礼仪过程看，《我将》描绘的是祭祀仪式开始阶段举行的祼礼，此时爵尚在篚中，等待“洗爵”和“执爵祭酒”环节的到来。画面中，成王左侧置有一篚，上面盖着“覆馔巾”（图15），这个篚的用途应和《执竞》图中的篚一样，都用于盛爵。

一个特例是《昊天有成命》图，该图既没有出现爵，也未“间接”表现这件祭器。图中的天子跪于祭坛顶端，前方一名礼官在颂读祝文。或许是因为读祝文的行为已能非常鲜明地提示观者画面处于哪项礼仪阶段，所以无需在图像中暗示爵的位置。

不论如何，综合上述毛诗图可以看出，没有出现爵的祭祀场景要么处于祭礼的初始阶段，要么正在施行祭礼，图中的祭祀活动都未结束。在这些图像中，爵只能被“间接”地表现出来，装在篚内。这再一次证明，出现在祭器群里的爵是毛诗图用来表示祭礼是否结束的关键元素。

结语

现存的宋代毛诗图极少出现祭祀用爵，图中的爵也不是常见的三足爵，而是“雀背负盏”式爵。虽然这种爵在画面中只是一个极小的细节，却为讨论宋人如何看待“雀背负盏” 式爵以及他们如何在绘画中再现祭祀场景提供了线索。

“雀背负盏”式爵的考古出土实物目前仅见于唐代和元代，《载芟》图和《桓》图这两段毛诗图像，为这种爵的使用情况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祭祀情境（即便是一个想象中的情境）。同时，在宋代金石学以及皇家重现古礼的历史背景下，“雀背负盏”式爵在礼仪生活中逐渐被三足爵所替代，而它在毛诗图像中的出场，则表明它还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通过分析宋代毛诗图是否描绘祭祀用爵，能够发现宋人如何利用器物在图像中的“空间位置”来表明图中祭礼所处的时间进程。按照不同的“空间位置”，祭祀图像里的爵可分为篚内之爵与陈设之爵，它们所对应的祭祀场景分别处于不同的仪式环节。无论直接呈现还是间接出场，爵都是推动图中礼仪进程的一个重要道具。

有趣的是，《载芟》图和《桓》图在表现祭礼已毕时，每个祭位都只摆着一件爵。然而根据宋代典仪，籍田礼和祃祭的献爵仪式皆行三献礼，即包含初献、亚献和终献三次酌献。[39]即使马和之试图描绘的是先秦古礼，《仪礼》等早期礼书也屡屡提及三献之礼。[40]《载芟》图和《桓》图描绘的究竟是一献还是三献之礼？是否是以一只爵行三献礼？这些都为研究献爵仪式及其图像再现提出了新的问题。

（感谢导师尹吉男教授的指导以及黄小峰老师的帮助。另外，笔者参加Heidelberg/Getty Connecting Art Histories Workshop项目时曾汇报此文，Sarah E. Fraser、Craig Clunas、Yukio Lippit、Shane McCausland教授分别就爵的形制、《诗经》语境以及视觉与时间等问题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万笑石，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1] 故宫博物院藏《闵予小子之什图》和上海博物馆藏《诗经周颂十篇图》的绘画主题都出自《周颂》。《闵予小子之什图》共绘十一段，依次为《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载芟》《良耜》《丝衣》《酌》《桓》《赉》和《般》，每段图前有楷书题识，先记《毛诗序》对该篇的解释，再接诗篇全文。《诗经周颂十篇》绘有十段画面，其图卷形制、诗篇次序、书画布局和画面内容都与《闵予小子之什图》大同小异，只是少了最前面《闵予小子》一段。据徐邦达的判断，这两卷画作都不是马和之亲笔，而是“当时御画院中画史仿作”，见徐邦达：《传宋高宗赵构孝宗赵眘（慎）书马和之画<毛诗>卷考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第76-77页。孟久丽认为这两幅手卷的时代可能略晚于南宋，见Julia K. Murray: Ma Hezhi and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Book of Odes, Cambridge[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关于这两幅手卷的名称，本文采纳《宋画全集》的定名，见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一卷第三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4页；《宋画全集》第二卷第一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4页。

[2] 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02页。

[3] （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宋淳熙二年镇江府学刻公文纸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礼第十二”，第4页。

[4] 三足铜爵最早见于二里头文化，“铜爵的最终消失，可推定在西周中期以后或两周之际”；到宋元时期，三足爵复出，见杜金鹏：《商周铜爵研究》，《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第284－287页。李零注意到，礼书里存有两种爵，一为“足爵”，一为“废爵”；废爵就是一种“器型如勺，勺体类似杯的器物”，与本文所说的“雀背负盏”式爵有一定关联；李零还引苏轼《答胡穆秀才遗古铜器诗》，暗示“雀背负盏”式爵在北宋要比三足爵更广为人知。见李零：《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70-76页。沈睿文则认为聂崇义《三礼图》所绘该器应为“羽爵”或“羽觞”，见沈睿文：《唐哀皇后墓所见陶礼器》，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十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24-425页。

[5]（宋）吕大临：《考古图》卷五，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45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074页。

[6] 后文会提到，除“雀背负琖”外，宋人文献中还有“雀背负醆”“爵（雀）形负盏”等多种说法，考虑到“琖”“醆”也被视为“盏”的异体字，本文统称为“雀背负盏”。

[7] 哀皇后墓中出土的一只“陶杯”，见郭洪涛：《唐恭陵哀皇后墓部分出土文物》，《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第14－17页；虎头峁M1元墓出土“陶鸽形灯”，见延安市文化文物局、延安市文管会：《延安虎头峁元代墓葬清理简报》，《文博》1990年第2期，第3页、图版肆。

[8] 已有学者将唐哀皇后墓“陶杯”、虎头峁元墓“陶灯”与聂崇义《三礼图》所绘图示相比较，并将它们视为同一种器物。见谢明良：《北方部分地区元墓出土陶器的区域性观察——从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陶器谈起》，《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九卷第四期，2002年,第147页；袁泉：《洛渭地区蒙元墓随葬明器之政治与文化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10期，第69页；François Louis: Design by the book: Chinese ritual objects and the Sanli tu, New York City: Bard Graduate Center, 2017, ；沈睿文：《唐哀皇后墓所见陶礼器》，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十三卷，第424－425页。

[9] 参见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景印宋本纂图互注毛诗》（一），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5年，“毛诗举要图”第19页。

[10] 传宋高宗书、马和之绘的毛诗图存世颇多，只有少数几卷可能是马和之亲笔，大多为同时或后来南宋画院画师的摹本或仿作，也有部分是宋以后的仿本。参见徐邦达：《传宋高宗赵构孝宗赵眘（慎）书马和之画<毛诗>卷考辨》，第69-78页；徐邦达：《赵构书马和之画<毛诗>新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特刊，第11－24页；Julia K. Murray, op. cit., . 黎晟认为，马和之绘制毛诗图的年代应在孝宗年间（1163-1189），参见黎晟：《马和之〈毛诗图〉研究》，复旦大学2014年博士毕业论文，第18-22页。

[11] （宋）礼部太常寺纂修，（清）徐松辑：《中兴礼书》，《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7页。

[12]（宋）礼部太常寺纂修，（清）徐松辑：《中兴礼书》，第36页。

[13]（宋）洪迈：《容斋随笔》（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83页。

[14] 凌郁之：《洪迈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82页。

[15] （宋）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见（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2－23页。

[16] （宋）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第22－23页。

[17] 籍田礼也称“籍礼”， 自周代开始施行，是一种由统治者带头亲自耕田、以劝农事的仪式。“籍田”实为天子和贵族所有的田地。至于“籍”字，古时或作“藉”“耤”，历代注释家对此有“耕”（躬亲耕作）、“借”（借民力治田）两种解释。参见杨宽：《杨宽著作集·西周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3、297-298页。

[18] 黎晟：《马和之〈毛诗图〉研究》，第97、123页。

[19] 关于社祀和稷祀的对象，汉代以降直至现代学者对此展开许多讨论，一般认为社神为土地之神，稷神是百谷之神。参见杨宽：《杨宽著作集·西周史（上）》，第21页；魏建震：《先秦社祀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7、168-170页。关于《载芟》图所描绘的礼仪空间与祭祀内容，详见万笑石：《“春籍田而祈社稷”：马和之绘〈载芟〉图中的礼仪空间与祭祀图像》，《美术学报》2019年06期，第37-45页。

[20] 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孟春记》乃至现存官修礼典对籍田礼的记载看，天子在耕籍之前都要先举行祭祀神灵的仪式。参见王睿：《〈诗经〉中的“籍田礼”研究》，《黑龙江史志》2016年第11期，第23-24页；王美华：《宋代皇帝耕籍礼的演进》，《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1期，第89-90页。宋代礼典中的籍田礼也是按此顺序，见（宋）礼部太常寺纂修，（清）徐松辑：《中兴礼书》，第491-497页。

[21] （宋）礼部太常寺纂修，（清）徐松辑：《中兴礼书》，第495-496页。

[22] （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12页。关于《毛诗序》中所言“讲武类祃”，也有认为需分为“类祭”与“祃祭”两种，不过自孔颖达以后，大体上就只讲祃祭，不再提类祭。

[23] （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85页。

[24] （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06－707页。

[25] 历朝历代的祃祭对象不尽相同。汉代郑玄称：“其神盖蚩蚘，或曰黄帝”，而唐代孔颖达认为“祃之所祭，其神不明。”事实上，唐代出征时已有四种祃祭对象，黄帝只为其中一种。有学者依据《宋史》，认为从宋代开始，祃祭的祭祀对象基本明确为牙旗。参见（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69页；（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第1217页。李蓉：《隋唐军事征伐礼仪》，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108页；艾红玲：《古代祃祭流变考》，《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9年03期，第96页。但如本文所述，根据宋代礼典，当时的祃祭仍以黄帝为祭祀对象。由于现存的《中兴礼书》缺失有关祃祭的内容，在此只参考《政和五礼新仪》中的相关记载。

[26] （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第706-707页。

[27] （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第706页。

[28] 王文锦：《礼记译解》，第27页。

[29] 据《政和五礼新仪》，祃祭布局坐北朝南，见（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第706页。

[30] （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礼十二”，第674页。

[31]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景印宋本纂图互注毛诗》（一），“毛诗举要图”第21页。

[32] 参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42页；彭林译注：《仪礼》，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1-22页。

[33] 孔颖达疏：“我将诗者，祀文王于明堂之乐歌也……维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文王,於我周公、成王之祭又歆飨之也。”见（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第1527、1529页。

[34] 黎晟：《马和之〈毛诗图〉研究》，第118页。

[35] （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礼十四”，第2页。

[36] 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52页。

[37] 任晓锋：《周代金文所见祼礼考》，《西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3卷第2期，第165－168、174页。

[38] “晨祼”和“馈食”都有很繁缛的仪式，此处仅选取与本文论述相关的部分。除了《政和五礼新仪》，《中兴礼书》也有“亲飨太庙仪”，其中晨祼、馈食的仪式也大致相同，在此不予赘述。见（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第537－544页；（宋）礼部太常寺纂修，（清）徐松辑：《中兴礼书》，第439-443页。

[39] 参见（宋）礼部太常寺纂修，（清）徐松辑：《中兴礼书》，第495-496页；（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第706-707页。

[40] 例如《特牲馈食礼》：“主人洗角，升酌，酳尸……主妇洗爵于房，酌，亚献尸……宾三献，如初。”参见彭林译注：《仪礼》，第501-504。

本文表于《美术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