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之唐朝看这里!人物 | 傅斯年：书生言政，毁誉参半

傅斯年

文|王鹤彬

摘自《民国风骨：群星辉耀的大师时代》，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这篇文章已经得到出版社的许可。

据悉，傅斯年以刚直倔强的性格，送上外号“大炮”，在20世纪40年代接连推出了两枚“炮弹”。

国民政府中的两位贪官孔祥熙、宋子文相继饮弹倒台，成为傅斯年抨击时弊的“炮灰”。虽然为平息此事，蒋介石亲自宴请傅斯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 不等蒋把话说完，“傅大炮”便回答道：“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敢于当面对蒋介石说“NO”，这表现了一个文人应有的气节。也正是凭借这股子“书生言政”的闯劲，傅斯年成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政坛上无官无品的“监察御史”，批人无数，令恶势力对他无可奈何。

然而，这尊令人敬畏的“傅大炮”，却又深陷于“政治泥潭”中难以自拔。他对国民党的统治极度失望, 却又难以摆脱“正统观”的情结，始终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向往社会主义的平等制度，却一直对共产党抱有偏见，时时发出不和谐的音调；他屡对政治表示“反感”，视其为魔鬼，却至死都“与鬼为舞”。他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却难下抉择，彻底舍弃一方，只好书生言政, 时时刻刻处在巨大的矛盾之中，这是为何呢？

大概这种矛盾特性并非“傅大炮”一人所独具，而是当时处于国仇家恨、社会动荡的剧变中的知识分子们普遍的生活状态。许纪霖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把20 世纪的知识分子分为六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

‘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傅斯年可以算是第三代知识分子了，少年经历过一定的国学熏陶，青年时期沐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雨之中，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崭露头角，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这代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死穴”，虽然他们经过“五四”洗礼，对传统文化有着较为激烈的批判精神，已经不同于过去那种同政治结构紧密结合为一体的传统士大夫，而是新式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刚刚与传统文化“割断脐带”，所以“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仍旧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加之他们对西方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治、进行舆论监督的责任感的向往，致使他们一方面提倡“为学术而学术”，另一方面却身不由己地走入改造社会的魔

方当中，久久不能自拔。厌恶政治而抨击时政，不愿做官却身居要职，这就是“傅斯年们”的困境。进退两难，欲走还留。正如傅斯年所言：“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遁入学问, 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这当然是傅的自谦之言，不过也透露出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无奈与窘迫。传统文化的影响虽不明显，但却化作一种隐含在第三代知识分子体内的磁性，使他们不得不围绕着本不喜欢的政治这个大磁场转动。这在傅斯年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不仅投身政治，而且始终怀有封建“正统观”的思想，成为一名现代士大夫。

傅斯年同国民政府的关系颇耐人寻味。由于活在“正统观”的阴影里，傅斯年既不可能因为鄙夷国民政府的腐朽而潇洒地拂袖而去，也不可能在目睹共产党的蓬勃兴起后而义无反顾地拥抱布尔什维克主义，更不可能逍遥地在国共之外的有限空间里游走独存，擎起不偏不倚、不温不火的“第三条路线”的大旗。他必须做出选择，并且只有一种可能性——拥护国民党政府。道理很简单：国民党政府长期统治中国，并且标榜资本主义立场。故而傅斯年曾经这样评价过国民政府:

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国民党施政之成败另是一问题，然国民党在此时的中国中是比较上差有组织的一个政团。此外除共产党有一种潜势力以外，中国并没有第二个有组织的政团。请国民党交出政权，固不易，而接受政权为尤难。

可见虽然傅斯年对国民政府的腐败与无能痛恨至极, 但还是认同其统治的, 将其视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当然，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傅斯年始终坚持其独立人格，不会为了名利同国民政府勾勾搭搭、卿卿我我。他同国民党始终保持着一种“疏而不离、亲而不近”的关系，宛如一对朋友，虽然关系紧密，却仍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让双方可以理智地看待彼此间的问题。虽然蒋介石千万百计地欲图拉拢他“入阁拜相”，为其政权做点缀。然而，作为“诤友”的傅斯年，虽然对于一塌糊涂的南京政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但是常言道“恨之愈切，爱之愈深”，傅斯年又放不下对国民党这个“孬种朋友”的牵挂与责任心，于是不断地指指点点，打打骂骂，深陷在政治旋涡当中。虽是如此，傅还是明白“朋友”关系的合理之处，若是再亲密一步，精神独立的地位将一去不复返。

傅斯年与蒋介石

20 世纪40 年代初，因为傅斯年的名气实在太大，对国家也忠心耿耿，而其行政能力又众所公认，蒋介石几次大动脑筋，要把他请到政府里面任职。蒋知道他不肯做，还让陈布雷发动一帮人去劝。换了当今那些爱国名士，还不感激涕零，趋之若鹜。但傅斯年偏偏不肯就范。他知道，一入宦门，苦海无边，哪里还有自由放炮的机会！他给蒋写了一封信，力陈自己不愿做官的诸多缘由：

顷间侍座，承以国府委员之任谆谆相勉，厚蒙眷顾，感何有极！斯年负性疏
简，每以不讳之词上陈清听，既恕其罪戾，复荷推诚之加，知遇之恩，中心念之。唯斯年实一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盖平日言语但求其自信，行迹复流于自适，在政府或可为政府招致困难，在社会偶可有报于国家也……参政员之事，亦缘国家抗战，义等于征兵，故未敢不来。今战事结束，当随以结束。此后唯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乍一看，傅斯年此番言论似是言不由衷，自谦之词。像傅斯年这般的人才，理应会在政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实则不然。傅的这段话实际是在向蒋介石倾诉

肺腑之言。首先，傅斯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纯为“一愚憨之书生”“书生言政直堪

笑”。傅的许多言论的确有发言高论、不切实际之嫌。比如“西安事变”时撰文怒骂张学良为“张贼”，力主迅速出兵解围，此种言论实在是偏激得很；再如20 世纪40年代初，胡适与原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高曾与汪精卫过从甚密，后不齿其卖国举动，毅然赴美避难）交往密切，共商抗日大计。傅斯年在不明内情的情况下，写信大骂胡适数典忘祖，对于高宗武，“国家此时不能将其寸傑，自有不得已之苦衷，先生（指胡适）岂可复以为人类耶？”真是冲动有余，冷静不足啊。傅斯年虽然无法改变自己的这种书生意气，但却至少拥有自知之明，生怕身居要职后误国误民。再者，一旦置身于政府当中，以往那种放言无忌的气度恐怕也就无法保持了，慢慢地也就同翁文灏、陈布雷等人一样，从讲真话蜕化为说官话了。这是傅斯年所不能接受的。毕竟，处于在野身份的“傅大炮”是令包括蒋介石在内都十分忌惮的。有人曾戏言：“在中国只有傅斯年一个人，在蒋介石面前敢于跷着二郎腿大言炎炎。”

最后，傅再三推却而不得，勉强做了个立法委员，一来仍处在政府的外围，二来放起炮来也更方便。同时，作为明眼人，他还力劝其他知识分子不要走入蒋介石布下的陷阱。1947 年，蒋介石改组政府，考虑拉胡适入阁，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时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虽然对政治也仅是“不感兴趣的兴趣”，但他碍于情面，且对蒋尚抱幻想，一度颇跃跃欲试。

傅斯年知道后心急如焚，函电交驰，劝阻老师千万不要上老蒋的当。他对胡适说，蒋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实则缺乏起码的改革诚意。其实只是想借重先生您，全为大粪堆上插朵花！只要先生您坚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够勉强。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废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傅斯年这番话，还是发挥了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胡适最后选择留在了北大。傅斯年深知，作为在野之人，或处政府外围，既可自由“放炮”，又能同政府处在朋友之间规劝支招的宽松状态之中，少受拘束，不用考虑各种繁文缛节，也避免了令人生厌的钩心斗角。最重要的是一旦跨入政府大门，就如同媳妇过了门，一切身不由己。待“朋友”关系过渡到“夫妻”关系后，再牛气的知识分子也得听“丈夫”（政府）的话，唯“夫”命是从。稍有不慎，不是失去政治贞操，就是被政府“休”掉，落个万劫不复，最终被政府当作政治妓女使用，丧失独立人格，弄个千古骂名。像这样的例子还大有人在，前有张群自嘲地说：“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就做什么菜。”后有从以笔名“畏垒”闻名文坛的正直报人沦落到替蒋捉刀，最后羞愧自杀的陈布雷，他们都是没看透这层关系。应该说，胡适的的确确要感谢他的学生傅斯年，正是他的劝阻才保全了胡的威名。

傅斯年选择国民政府也有其所持政治理念的因素。傅斯年早年曾赴欧洲留学，

在德国深受意志论和兰克史学的影响，信仰政治精英文化，崇拜所谓的“超人”，即由少数人改造社会。回到国内，他将国共一加比较，便自然找到了答案。国民党走的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路线，等级分明，达官贵人把持权柄。所谓“领袖”

，顾名思义，不论群英，还是群氓，统统由我领袖，而蒋中正就是这个“领袖”；共产党显然走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治路线，劳苦大众翻身做了主人，打破了吃人的各种旧秩序，领导领导，就是领路引导呗！对于以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自居的傅斯年来说，国民党绝对是不二选择，合乎自己的口味。他甚至认为中国社会“仅仅散沙一盘，只好说是‘乌合之众’”“总而言之，中国人有群众无社会。”显而易见，群众在傅眼中是微不足道的。出于这种理念，傅斯年用不着蒋委员长的拉拢、思想灌输，就会忠诚地支持蒋的统治，此生不渝。傅斯年把蒋看作领袖，也因此他认为中国目前的任何一种政治实体或社会力量都不能够取代国民政府，去从事把中国推向近代化道路的大业。因而，他得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中国的政治，若离开了国民党，便等于没有了政府。国民党不是没有问题，但还算差强人意，有政府总比没有政府要好。”

也正是这种政治精英文化意识的影响，使傅斯年对中共产生了偏见，导致双

方一直格格不入，简直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初，傅就顽固地认定共产党无法成为日后主宰中国局势的决定力量：

平心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能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明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一样子。一从大处设想，即知此运命真正天公地道，毫无可惜之处。所以我们是不应以个人之前提论这事的。不过，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而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还是“洋八股”。

1945年7 月，傅斯年飞赴延安访问，由于曾与毛泽东是北大旧相识，两人单独谈过一晚。最终毛并未能说服傅斯年。二人在言及“五四”往事的时候，傅斯年还不忘挖苦毛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也感觉到了傅斯年的这种轻视甚至是敌视下层运动的态度，曾对人讲道：“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助理员说南方土话。”从这个细节，我们也不难看出傅斯年内心世界的真实情形。最令人捧腹的一幕是当傅斯年遇见黄炎培等人时，发觉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然把毛泽东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当作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供奉收藏。真是令傅斯年气不打一处来。后来，毛泽东手写唐代诗人章碣《焚书坑》一首（“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托人带给傅斯年，自谦学问不及傅斯年。延安之旅，已昭示出傅斯年同中共党人之间形成了一条无法逾越的政治信仰鸿沟。

在中国现代党派纷争的年代里，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自由抉择和独立个性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也逼迫着他们必须有所倾向，非国即共，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平大门已被蒋介石关闭，国共双方必须有个你死我活，于是这种选择更显得急迫而必要。此时的傅斯年极度痛苦，甚至一度还萌生了服药自尽的念头，幸在夫人的悉心照料下渡过了精神崩溃期。看着国民政府一天天的溃败，自己却难以下那份保持多年的忠诚。他还想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来改变现状，这不禁令人想到了塞万提斯小说里大战风车的主人公堂吉诃德，透露出一丝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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