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帝国的极限——忽必烈两次征日失败的前前后后

忽必烈在与蒙古宗王远征的过程中，中原地区的社会稳定、人力、财力支持都很重要。

可就在中统三年（1262年）初，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大战方酣时，中原地区也发生了针对忽必烈的武装叛乱——李璮之乱。

蒙古进入中原后，因兵员不足，常常驱使汉人武装为其效力，因此在中原地区逐渐涌现出不少半独立的地方军阀，其中比较强大的有真定史氏、保定张氏、东平严氏、益都李氏、济南张氏等。这些地方实力派，往往子承父爵、兄终弟及，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当时被称为世侯。其中，山东益都李氏集团，脱胎于金末活跃于此地的红袄军，创始人为李全，李璮是这一集团的第三代领导者。

李璮与蒙古政权的关系，应当说是非常亲密的。他的岳父兼重要谋士王文统，是忽必烈中枢机构——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奠定了元初立国的规模。另有两位妻子来自黄金家族，是东道诸王首领塔察儿的妹妹。因辖区靠近南宋，李璮多次以抵抗南宋为由，拒绝服从蒙古的军事征调。当北方战事激烈进行时，李璮趁机发动叛乱，并很快占领了济南。

不过，李璮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他原先设想的各路诸侯群起响应的局面没有出现，南宋援军也没有及时赶来。相反，忽必烈却及时组织了庞大的讨逆军，将他死死围困在济南城内。

孤立无援的李璮，在最后一次企图突围失败后，自沉于大明湖。不过，他并没有淹死，而是被元军打捞上岸，凌迟处死。

李璮叛乱虽然很快被平定，但对忽必烈的震动却很大。以真定史天泽为首的汉人世侯为摆脱干系，纷纷请求解除兵权。忽必烈趁机下令废罢各地世侯，实行地方官三年一任的迁转法。多年来危害中央集权的地方割据势力终于被铲除了。

史天泽 像

史天泽(1202～1275) ，中国元朝名将。字润甫，永清（今属河北）人。1225 年春，接替其兄史天倪都元帅职。不久率军击败金将武仙，俘杀抗蒙红袄军将领彭义斌，攻克赵州、真定（今河北赵县、正定）等地，1229年授为五路万户。中统元年(1260)，授河南等路宣抚使，次年拜中书右丞相。至元元年(1264)加光禄大夫，三年为辅国上将军、枢密副使，四年改中书左丞相。1274年，奉命与伯颜统军伐宋，至郢州(治今湖北钟祥）病还，至元十二年（1275）病逝于真定（今正定县），终年74岁。

李璮之乱，使忽必烈对长期倚重的汉人产生严重的猜忌心理，深受信任的平章政事王文统被捕，与儿子一同被处死，与王文统有关的汉人官僚，忠诚度都受到怀疑。相反，回回势力则开始抬头，他们对忽必烈说：“回回人虽然贪财，但不像汉人那样敢于谋反。”忽必烈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色目人，对汉人则采取既使用又防范的政策。这种政策最后发展为有名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制度。

忽必烈在应付各种内患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实现前几代大汗灭亡南宋的夙愿。只不过，在内乱未平息前他尚需等待时机。

南宋景定元年、元中统元年（1260 年）四月，忽必烈派出以郝经为首的使团，出使南宋。这次出使，既是为了通知南宋朝廷，自己登上蒙古大汗宝座，同时也是为了让南宋兑现之前在鄂州的承诺（1259年蒙哥在四川钓鱼城战死的消息传到忽必烈军中时，忽必烈已经渡过长江攻击鄂州，于是也回师北归，而南宋援救鄂州各路大军非但不敢乘机攻击，还以割江为界每年纳贡银20万两绢20万匹的条件请忽必烈撤军，忽必烈收了契约就匆匆撤了）。可惜的是，郝经一行在扬州被南宋权相贾似道无故扣押，而且一待就是十几年，成为元人心目中的“苏武”。郝经被扣，成为日后忽必烈南下伐宋的一个重要口实。

至元八年（1271年），在汉族儒臣的建议下，忽必烈取《周易》“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宣布建国号为“大元”。

实际上，就蒙古人而言，大元国号的产生，并无特别的意味。所谓大元，就是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的汉式表达。早在蒙古国时期，就已出现了“大朝”的称谓。元本身也是大的意思，“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与此同时，忽必烈的第二个年号“至元”，取的也是相同意思。此后，蒙古语官方文书在书写国号时，常常将二者叠加，出现了“大元大蒙古国”的称谓。

南宋景定二年、元中统二年（1261年），南宋将领刘整投降后，提出了中间突破、先取襄樊的伐宋方案，最终被忽必烈采纳。南宋咸淳三年、元至元四年（1267年），随着元军突入襄樊西部的安阳滩，长达六年的襄樊战役拉开了序幕。

襄樊即襄阳与樊城，是夹汉水而建的两座城池，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在此苦心经营十余年，建立了非常坚固的防线。

为了能攻克襄樊，元军采取加筑城堡、训练水军等手段，逐渐扫清襄樊的外围据点。在元军的步步紧逼下，襄樊对外联络全部被切断。南宋从各地紧急调动了大量军队前来解围，但都不见成效。到南宋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1272年）年底，元军攻克樊城，第二年三月，困守襄阳的南宋守将吕文焕投降。襄樊战役至此结束。

襄樊战役的胜利，使元军在南宋正面防线中间成功打入一个楔子，南宋的败局至此已无法挽回。

南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任命伯颜为统帅，开始了灭亡南宋的最后战争。在降将吕文焕等的引导下，南宋沿江守将纷纷投降，元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临安城下。南宋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南宋宣布投降。三年后，南宋的残余势力在崖山全军覆没。

至此，元朝再次缔造了中国的大一统，一个强大的统一帝国再次在神州大地出现。不过，如此巨大的历史意义，恐怕是忽必烈本人也想象不到的。为了应对那些对他地位合法性的质疑，他必须以祖父成吉思汗为榜样，为黄金家族继续开疆拓土，掠夺财富。

南宋灭亡标志着中国大一统局面的重现，同时又成为忽必烈新的征程的开始。日本、安南、占城、缅国、爪哇，一个个被列为他的征服目标。

可惜的是，幸运之神不再眷顾忽必烈，他的好运就此发生逆转，上述征服行动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利，而尤其使他难以释怀的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征日的惨败。

蒙古兴起时，日本正处于镰仓幕府的统治之下。忽必烈即位，顺利解决高丽问题后，即将目光投向日本。

从至元三年至十年（1266—1273年），忽必烈先后五次派出使臣赴日招抚，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可均不得要领而回，于是引发了至元十一年（1274年）的第一次征日。此次征讨，大军虽于今九州福冈附近博多湾等处登陆，但因遭遇台风袭击，战船大部被毁，最后无功而返。

第一次征日并未使忽必烈灰心，此时他正密切关注南宋战事，于是继续派使臣前往日本招抚。这次幕府终于有了明确答复——将来使全部斩首。当消息传到大都时，忽必烈终于被激怒了，一个专门对付日本的机构——征东行省建立起来了。

至元十八年五六月间，两支庞大的远征军驶向日本：一支从合浦（今韩国马山）出发，由第一次征日主将忻都率领，共四万人，战船九百艘；一支从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由南宋降将范文虎等率领，共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可到八月初，台风再显神威，彻底摧毁了元军战舰。十四万大军生还者不足五分之一。前近代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远征就这样失败了。

这是忽必烈一生从未遭受的惨败，使其颜面尽失，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此后，忽必烈虽然又先后三次重组征东行省，但终其一生，再也不能派出一船一卒，因为庞大的征需已使百姓不堪重负，国家财政岌岌可危。

日本则因两次抗元均借助了台风之力，炮制出所谓“神风”之说，太平洋战争后期出现的“神风突击队”即源于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晓：元朝第二次征日失败，原因很多。

就日本而言，有了第一次战争经验后，幕府早已在九州沿海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各地精锐武士云集于此，以逸待劳，严阵以待。

相比之下，元朝则显得准备不足，比如，当元军请求忽必烈为远征军配备足够的战马、火器时，忽必烈竟以海战不需此类装备为由予以回绝。

对征日统帅，忽必烈也未慎重考虑，以致将领之间战前矛盾重重，无法协调统一指挥，在鹰岛迟滞达一月之久，失去了最佳战机。

更为致命的是，因军事征调期限很严，远征军不少战舰系没有龙骨、只适合内河航行的平底船改建而成，日本九州海下考古发现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以这样的战舰越海奔袭日本，会留下巨大隐患，在台风来袭时不堪一击。所以说，所谓的“神风”之威，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由元朝自身原因造成的。

元世祖察必皇后像 故宫博物院藏

察必皇后共为忽必烈生下四个儿子。因长子早死，次子真金在至元十年（年）被立为皇太子，逐渐形成以他为核心的东宫集团。这是蒙古统治者首次引进汉族王朝的太子制度，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黄金家族重蹈覆辙，再次陷入争夺皇位的内战。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有位来自南方的监察御史上书，指出忽必烈年事已高，应该让位给太子。史书没有留下这位官员的姓名，但他显然捅了天大的娄子。御史台官员紧急磋商，想将此事捂住。可不幸的是，最终还是让忽必烈知道了。深陷黄金家族内争的忽必烈，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也会牵连其中，暴怒不已。虽然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可在恐惧中煎熬的真金已经死去。

真金的去世，对汉族儒臣集团是一个沉重打击。设想一下，如果真金能在忽必烈百年之后顺利继位，元朝的统治政策又会走向何处呢？可惜，历史无法假设，更无法走回头路。

为应付财政改革与黄金家族挑战而殚精竭虑的忽必烈，不知不觉中已步入暮年。年逾古稀的忽必烈，身体越来越肥胖，足疾也越来越严重。在他身上，当年跃马扬鞭、充满活力的身影已不再现。朝廷大臣现在已越来越难见到他。忽必烈平时深居简出，主要通过亡妻的妹妹南必皇后向外发号施令。察必皇后为他生下的四个儿子都已先他而去，忽必烈似乎又回归了蒙古传统，索性不再立太子，让古老的忽里台去决定一切。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二十二日夜，一代大帝忽必烈在大都紫檀殿寿终正寝，享年八十岁。两天后，在百官的簇拥下，他的灵柩由健德门北上，最后与成吉思汗等蒙古历代大汗一样，安葬于漠北神秘的起辇谷。

卜宪群 总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撰稿

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