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敏
忽必烈在诏书中承认金银的地位,为什么要加上“不得不”字样,因为法律上元朝禁止硬币和金银。
比如至元十九年(1282)中书省颁发的《整治钞法条划》、至元二十四年(1287)尚书省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里均有明文规定: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金银;也禁止民间使用铜钱。金银必须集中于政府,由政府买卖金银。当然,元朝疆域辽阔,关于白银的禁令也不见得随时随地都得到认真的贯彻。但从逻辑上说,朝廷既然不准金属货币使用,难不成倒退到以物易物的时代?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继宋、金之后,纸币在元朝的普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之前宋代发行的纸币不过是铜钱等的代用物(类似兑换券),而元代纸币在许多时间里是唯一的法定货币。当时来到东方的外国人,莫不以惊异的眼光看待这一事实。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就专门提到元朝的纸币:“这种纸币大批制造后,便流行在大汗所属的国土各处……所有老百姓都毫不迟疑地认可了这种纸币,他们可以用它购买他们所需的商品……总之,用这种纸币可以买到任何物品。”他甚至把发行纸币一事,看作大元皇帝的“点金术”。
明“金花银”银锭
不幸的是,元朝过于“超前”的货币政策却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纸钞的低廉成本和它“被规定”的相当数额白银的价值之间存在巨大利益空间,引发了统治者的贪欲:一方面,元政府将各地钞库的白银运往大都(今北京),使得“银钞可以互易兑换”成为一句空话;另一方面,由于长期战争和统治者的挥霍,元朝的财政始终入不敷出,忽必烈时代的至元年间(1264—1294),财政收入尚且是支出的一半,到了末代皇帝元顺帝时期(1333—1368年在位),财政支出居然膨胀到财政收入的400多倍。换句话说,99% 以上的支出要靠发行纸钞来弥补!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天文数字般的恶性通货膨胀,财政破产导致的民怨沸腾,亦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一大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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